——战乱年代两个东北人之间的友谊

1982年6月11日，于毅夫在长春逝世。然而，官方发消息却是在15天之后。新华社长春6月26日电：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吉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于毅夫，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1日在长春逝世，终年七十九岁。之所以时隔半个月，按当时惯例，是高层人士在研究讨论如何用词为其一生做定论。

火烧云作者萧红的资料（萧红的资料简介20字）

看到新华社的消息，我记起了于毅夫与萧红在40年前的交往，那年恰是东北女作家萧红逝世40周年，于是想到这个题目。经与报社副刊编辑沟通，再查资料写作，发表出来就到了8月12日了。

我在文章中写道：

1941年3月，于毅夫同志奉党的指示奔赴香港，主持香港的东北救亡协会。萧红在于毅夫到香港时已经病重，不久，在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热心帮助下住进了玛丽医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医疗费是极其昂贵的，贫病交加的萧红怎能付得起呢？于毅夫同志便与东北民主运动领袖周鲸文先生来到医院探望她，答应在经济上给她以援助。

萧红在医院里住的是四等病房，伙食很坏，她愤而要求出院。但院方却百般刁难，不准出院。这时，于毅夫同志来到萧红身边，一边安慰她，一边同医院交涉。在于毅夫的协助下，萧红得以出院治疗。

萧红出院后，十分信任地委托于毅夫同志为她设法出版她在香港写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二部，希望能得到一笔稿费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香港。在这危难时刻，于毅夫又一次向萧红伸出了援救之手。他冒着枪林弹雨，与端木蕻良用帆布床把萧红从九龙寓所抬到周鲸文先生的家中避难。于毅夫的热情帮助，使她体会到了党的温暖。

端木蕻良与萧红

1980年6月，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著《萧红评传》由台湾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81年2月，葛浩文从美国将书寄给我。其中关于于毅夫与萧红，这样写道：“萧红已不能再忍受在医院中这种遭冷落的日子，她联系上端木蕻良，请他设法向院方交涉让她出院。端木此时在港为东北的民族运动领袖周鲸文编《时代文学》》杂志。端木与周到医院看她后劝她继续留医，此时她真是走投无路，后来她想自己离院，但为院方所拒。周鲸文答应代付六个月住院费用。她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愿代他出面向院方交涉的朋友——那个东北救亡协会的香港主持人于毅夫先生。在他的协助下，萧红离院返家……”可以断定，资料来源也是骆宾基的《萧红小传》。

香港玛丽医院

1937年10月至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赴港前先后在武汉、重庆（包括江津）寓居，而于毅夫的行止与她高度重叠。按理说，同是东北人，他们应该有机会结识。这40年来，我一直努力寻找于毅夫与萧红最早的交际点，在已出版的各种萧红研究的著作中所获甚微。

2019年出版的袁培力著《萧红年谱长编》在1940年2月1日记载：“于毅夫主编的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在重庆发行的《反攻》半月刊第八卷第一期，新开《东北园地》栏目，毅夫辑，在‘个人行脚’中有‘萧红呼兰河上的女文学家，《生死场》的作者，萧红女士刻在北碚埋头写作。”最近，我重读《于毅夫文集》，发现于毅夫在1940年发表的长文《九年来东北人民英勇奋斗的总结》第五部分“一支灿烂的文艺之花”，也写到了萧红，而且更详细：

“1935年由鲁迅先生的介绍田军的《八月的乡村》（有俄译），萧红的《生死场》，以描述东北人民反抗日寇的崭新题材和世人见面了。这两本书一出场就被全国所爱读，它对于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田军（即萧军）的作品以后有长篇小说《第三代》，随笔《侧面》，短篇小说集《羊》、《江上》等，现在正写着一首两万行的长诗《乌苏里江的北岸》。萧红继续有散文集《商市街》，散文、诗及小说的混合集《桥》、《旷野的呼喊》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飞机袭击香港

萧红与端木蕻良是在1940年1月17日搭乘飞机离开重庆抵达香港的。于毅夫则是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撤离重庆，几经辗转才在3月3日到达香港。在香港，他参与的文化活动多起来。他与廖承志接上头后，与先行到港的邹韬奋、茅盾共同主持“文化界争取民主座谈会”，与邹韬奋等倡导人权运动，协助邹韬奋办《笔谈》，在范长江创办的《华商报》上发表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文章。在港期间，他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做流亡香港的东北人士的工作。在1940年11月前后，端木与萧红结识了“国际新闻社”社长胡愈之，通过胡愈之的介绍，又与东北民主运动活动家周鲸文相识（钟耀群著《端木与萧红》，1998年1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萧红在纪念鲁迅逝世大会上发言

1941年9月16日，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批评》杂志刊出《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签名者者有端木蕻良、于毅夫、周鲸文等374人。因萧红在养病，名字由端木代签。1941年11月，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第五、六期合刊，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专栏发表柳亚子的诗作与于毅夫、胡绳、周鲸文等人的文章。作为作者与编者，于毅夫与端木蕻良通过刊物熟络起来。于毅夫经端木蕻良引见认识病中的萧红，是可能的。

除了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目前能查到的最早记载于毅夫与萧红的文字，见于周鲸文1975年12月在香港《时代批评》发表的《忆萧红》：十一月某日，端木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萧红出院了！”我很奇怪：“肺病治愈不会这样快，为什么这样快出院呢！”端木在电话中告诉我：“萧红不满意官气十足的护士小姐，不好好照顾病人。她又讨厌让她住骑楼（主要为新鲜空气）。昨天，于毅夫去看她，萧红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萧红想出院，回家住，于毅夫也赞成。就这样，于毅夫把她接回来了。”1976年1月4日，香港作家刘以鬯访问周鲸文，快结束时，周鲸文说：“我想起一件事来了。战争正在进行中，有一天，端木蕻良和于毅夫先生用帆布床把萧红抬到我家来，使我感到意外。……”

于毅夫骨子里是文人，对有文学天赋的萧红有一种出手相助的本能。1953年2月8日，于毅夫在给舒群、罗烽、白朗的信中曾明确表示，“文学是我所爱的”。早年，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在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影响下，他开始学习写作，也曾活跃在文坛，是早期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还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过交往。他发表的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进入30年代，他参加了革命，才把主要精力转向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胜利后，于毅夫历任华中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嫩江省政府、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1960年他改任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4年以后，他任政协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政协副主席。

晚年于毅夫

1983年我到报社副刊担任编辑后，先后结识了于毅夫的小儿子于海鹰、于又燕。海鹰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著有传记小说《风流王妃》；又燕在吉林省社科院文学所任职，《于毅夫文集》中的大多数篇什都是她钻图书馆搜集到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说几句题外话。我是1982年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因在读书期间曾在多家刊物发表过研究东北作家（包括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的论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恰巧接受了编写东北现代文学史的任务，好几位老师便建议我在毕业分配时选择该所。我知道，文学所可以不坐班，有充足时间搞研究，当然心向往之。没料到，毕业之际情况突然有了变化，文学所最积极的吕钦文老师告诉我去不成了，因为一位刚刚离世的省级老领导的女儿要进文学所！这个老领导就是于毅夫，他的女儿就是于又燕。

吕钦文老师后来担任文学所所长。大约在2016年吧，我曾去他的办公室看望过他，他那时已经当上社科院院长了。提起往事，他还十分感慨呢！2019年8月27日，吕钦文在长春逝世，享年72岁。谨借此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