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中期，后梁与后唐帝国的先后覆灭，标志着整个五代开始步入后半段进程。许多源自唐末的家族势力遭遇洗牌处理，他们苦心经营的小格局也随之彻底变天。

但江淮和浙东的地缘矛盾却不曾有过任何褪色，甚至还因前者的改朝换代而愈演愈烈。交战区域也会由江东一隅，扩散到遥远的闽越海岸。发生在公元946年的福州之战，就是这段历史的必然结果。

闽越水镇（闽越国）

杨氏皇族的放任自流让南吴政权遭权臣控制

公元937年，原本建都扬州的南吴政权就因内部叛乱而宣告终结。曾权倾朝野的重臣徐闻，已经将自己掌握的全部资源都给了养子徐知浩继承。杨行密的后代却没能继承开国先贤的运筹帷幄能力，沦为徐氏家族的提线木偶。对方不仅成功在长江对岸的金陵开府，还成功将军政地位扶持到同扬州持平水准。等到这些工作基本完成，全新的南唐帝国也就孕育而生。

相比过去的南吴政权，南唐的基本盘已从江北转向对岸。徐氏家族一直替扬州宫廷经略江东，所以才能在六朝旧都的废墟上重建首府，并将整个集团的战略方向扭转至南方。一方面是后梁灭亡后，江淮就不再容易受到中原势力威胁，但体量有限的他们同样也无力反向拓展。又由于浙东集团的存在，使兼并江东的计划难以迅速兑现，最后就只能朝靠近长江中游的江西寻求突破。虽然杭州钱氏的宫廷，依旧是不共戴天的既定目标，但扩大包围圈的过程本身也能为新帝国带来扩张红利。

变质的江淮集团以金陵取代扬州为都城

至于人事方面，南唐也尽量避免重用过去的江淮集团旧部。除了以高薪养廉的方式笼络大部分，也干出过清洗沙陀将领的忍痛之举。整个体系中的空缺，则不断由中原客卿或江南士族充任。前者对于大战略没有太多话语权，后者也更加希望建立一个幅员更为辽阔的南方强国。加之徐氏的发迹之路与弄权刚需，进一步催促着南唐在周遭不断发掘出新的攻击目标。

对于强邻的这些变化，近在咫尺的吴越自然看的比谁都清楚。当时的第三代君主钱弘佐，基本延续了祖父和父亲的战略模式，继续奉中原的后晋王朝为宗主。在所有内陆通道都被隔绝的不利情况下，依然能从海路不断完成朝贡。考虑到浙东的造船业技术冠绝五代，这样的曲线操作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况定期造访山东青州的江东使节也不会感到孤单，经常遇到有类似遭遇的闽国同僚。

钱弘佐基本延续了吴越国的既定自保策略

闽国的势力范围就基本等同于今日福建

早在唐末的各州混战中，出生中原的王潮就选择投靠大军阀秦宗权。但由于个性过于强势，很快就因不服调遣而遭当世最大的食人魔攻击。于是为求得活路，索性率领部下辗转来到福建境内。随即成为当地内斗的决定性力量，靠着驱逐不受欢迎的地方官而占据了区域中心--福州。

随着朱温的后梁势力在中原不断做大，王潮果断和秦宗权系划清关系，并利用这层履历获得了洛阳宫廷的官方认可。此后迅速攻略漳州、泉州和内陆山区，建立起属于自己家族的闽国。但福建本地的破碎地形，让大部分陆上交通的效率都远远不如海运。于是，各地的原先利益团体就形成了相互竞争关系，并随时有能力扶持合自己胃口的代言人。这让小小的闽国经常遭遇严重内耗，惨烈程度丝毫不输于中原的改朝换代。君主的调令也经常只能在福州地区执行，而无法在其他港口获得贯彻。

今日的闽国的真正始祖王潮像

面对这个始建于公元909年的东南小邦，北面江淮集团的态度始终不够友好。由于南吴努力为自己寻求新的拓展方向，不免对这些井冈山以南的领地有所图谋。于是在陆上封锁福州与洛阳之间的交通联系，逼着王氏只能像吴越那样去靠海船去完成认证。等到徐氏的朝廷高举南进旗帜，凝聚力非常有限的闽国就成为即赣南之后的又一大攻坚对象。考虑到泉州和福州的海洋贸易熟悉，南唐的做法也有利于为自己捞到更多金蛋。甚至还能完成对吴越国的战略包围，并建立起从南海直抵淮河两岸的贸易大动脉。

公元944年，南唐第二代君主李璟下令动手，利用闽国的新一轮内耗展开闪电式突袭。由于中原的后晋王朝已露出疲态，临近的南汉和马楚又无所作为，给了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以关键窗口期。唯一的问题在于地形和交通，让帝国军队无法在短期内集结足够多的部队通过井冈山区。以至于闽越方面有时间完成备战，反过来逼的江淮部队无所适从。但随着更多援军从长江流域陆续赶来，南唐方面的体量优势也将得到集中体现。

南唐帝国的第二代君主李璟

唐朝至五代时期的福州城（棕色）

公元945年，万人规模的南唐士兵抵达建瓯，与规模相当的守军展开对峙。末代闽国君主王延政也亲临前线，深怕对方突破内陆山脉的天险阻隔。然而，昔日的江淮军后裔还是在很多方面都技高一筹。通过主动后撤的方式吸引对方追击，再用两翼的合围奇兵获得大胜。

与此同时，原本作为都城的福州却因内部叛乱而另立门户，对尚在北方坚持的闽越人造成重大打击。尽管王延政在后来的守城中表现顽强，还是在当年8月选择献城投降。这也意味着大部分直属武装的溃散，进而又引起泉州和漳州等沿海城市的不战而降。唯有叛乱者李仁达的福州尚未表示臣服，并遭到南唐军队的进一步严厉攻击。好在进攻者已由于长期的行军作战而疲劳不堪，轻装简行的奔袭也从不包括攻城武器在内的大家伙。于是到这年的冬歇期来临，距离大海不远的福州还能苦苦支撑下去。当然，李仁达还是明白自己的处境艰难，选择向北面的邻居吴越称臣求援。

吴越方面很快从海上不断派遣援军抵达

面对两位邻居的微妙处境，浙东集团很快就明白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为了不让南唐彻底包围自己，也是不希望福建的港口全部落入死敌手中，杭州的宫廷立刻答应了对方请求。首批援军在公元946年8月从温州出发，全部以坐船的方式前往福州驰援。事实上，整个浙江南部的地形格局都与福建类似，是水运完胜陆路闯关的滨海山地。所以，吴越国的决策层对未来的战场有着更多必要认识，也让依然忙于围城的江淮集团是相形见拙。

当年9月，约有30000人的吴越援军在福州平原的外围登陆。由于南唐方面从未在闽越海域建立水师，让江东的兵马得以坐船迅速突入城市附近。由于成功赶在对手反应过来前入城，让守卫福州的力量变得雄厚不少。尽管舰队可能因需要折返运输下一波人而没能提供帮助，但漫长的攻防战本身也继续消耗着南唐军队的时间与注意力。考虑到后者刚刚抵达闽越不久，难以获得本地势力的足够补给，战争的形式很快就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

依靠内陆补给线的南唐在福建完全不如有海运的吴越

到了公元947年3月，真正完成准备的吴越舰队也抵达了福州战场。相比前一年仓促上阵的友军，他们在武器、后勤供应和战舰状态方面都有重大提升。但地方乡兵出身的他们，还是比较忌惮在福州边上的平原直面江淮精兵。于是就在对岸的闽侯南部上岸，准备水陆并推的包抄对手弱侧。只是由于大型海船的身形很难被掩盖，才引起围攻者的警惕心理。

南唐方面同样也存在自己的难处。为了不至于让补给线被切断，部分江淮士兵被要求离开原先前位置，到对岸解决这批立足未稳的吴越军队。结果自然是围城力量遭到削弱，又不能在任何一头都保持兵力优势。依赖内陆运输的局限，也在此刻被吴越海船给比了下去。

但核心问题则是集团武装的构成也发生了不可逆变化。过去那支由藩镇老兵和沙陀铁骑组成的突击力量，已逐步为大批训练欠佳的征召部队所替代。这让金陵时代的单兵实力明显弱于扬州阶段，只能更加仰仗数量优势进行填补。其结果自然是在城内外两支吴越军队的联合夹攻下，被轻而易举的从福州城外被击退。

随着南唐军队在福州之战中落败，金陵宫廷的南征计划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先前已选择投诚的泉州守将留从效，在晚些时候发起兵变，将少量继续驻扎闽越的江淮军队驱逐。后者对此也是无可奈何，转而默许对方将泉州和漳州留作自己的地盘，满足于表面上的称臣纳贡。

福州之战实际上定格了五代后期的东南局势

于是后人会在历史地图上看到南唐的领地能延伸至台湾海峡，但实际效果却从未达到决策者想要的理想状态。许多内陆山区州县的兼并，更是从未让帝国获得多大收益。倒是更加走投无路的福州，能毫无顾忌的委身于吴越之下。整个五代十国的东南势力划分，就此完成了一次中期重组。

然而，南唐的帝国梦却不能因此停歇，只会因形势的恶化而需要另觅战场。李璟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军队如何在闽越遭遇挫败，将目光转向西面的马氏南楚。经过另一番虎头蛇尾的操作，继续把长江以南的格局彻底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