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刚过，天气凉快了许多。从鹤壁回郑州途中，我顺路拐到卫辉，到徐世昌故居踏访了一番。

位于豫北平原的卫辉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西汉以降，先后为县治、郡治、州治、潞治、府治、道治、市治所在地，一部卫辉史，就是中国社会变迁史的缩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名士俊贤辈出。曾当过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就出生在这里。 徐世昌故居坐落在卫辉市贡院街上，现叫“徐氏宗祠”，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发展，古街名巷当年的繁华早已不复存在，显得拥挤狭窄，杂乱无章。徐氏宗祠高大的照壁墙外街道上，停着几辆轿车，门洞里扎着两辆单车，大门紧闭，墙壁斑驳，门牌剥落，门楼上方，几条不知什么用途的电线凌街飞空，大刹风景。

徐世昌总统当的怎么样（徐世昌总统府在那里）

别看如今这副破败模样，民国时期，这里可是高朋满坐、绿呢大轿往来不绝、卫辉人引以为傲的地方。 徐氏家祠1918年动工兴建，1921年竣工，当时是轰动卫辉的一件大事。大总统徐世昌从北京赶回来，他的学生、已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与他同行，前来参加隆重的落成典礼，并亲自为徐氏祖先牌位“点主”。 我和友人张城在门外徘徊许久，才发现大门是从里面插上的。叫了几声，门卫把门打开，说是现在正在维修，不让入内。我说明来意，才许我们入院，但只能在广场看看。 徐氏家祠占地1万多平方米，共有四进院落，典型的官式建筑风格，布局严谨、设计独特，砖、木、石雕均精湛考究。宗祠正门前兼作院墙的照壁内外正中间，镶嵌的五颗谷穗组成的青石浮雕“嘉禾图”格外醒目。袁世凯曾授给徐世昌“一级嘉禾勋章”，“嘉禾图”就是照勋章图案设计的。

院内寂寥荒芜，我站在照壁前顺甬道眺望，山门、石坊、二门、大殿等一眼洞穿，院内堆着砖石，确实在维修，看来，只有等开放后再来参观了。

虽未能进宗祠一探究竟，但身临其景，也算近距离走近徐世昌一回，不虚此行了。

一、刘氏教子 卫辉徐氏，祖籍浙江鄞县，明代北迁燕京，明朝末年落籍天津。清朝道光年间，徐世昌的高祖徐城出任河南南阳县令，一家人遂移居开封。徐城病卒后，其夫人携家人在卫辉府定居下来。到徐世昌这一辈，已是第五代。 清咸丰五年（1855年），徐世昌生于卫辉府汲县曹营街。6岁时，父亲病故，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很快就变得生计艰难起来。徐世昌的母亲刘氏系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年后裔，知书达理，素有教养。虽然家境艰难，仍典当家产为儿子宴请老师，并亲自监督他们学习，后来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这位母亲还很注重品德教育，对待儿子极其严厉。徐世昌曾回忆道，幼年常吃不饱肚子，家中有三份食物，自己恨不得吃其中两份，母亲当即严厉斥责：“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他多吃一份。等稍大一些，逐渐在外面结识朋友，母亲必定要察看他朋友的人品如何，如果是贤才，来到家里时必热情相待；否则马上严令徐世昌不得再与之来往。族人对刘氏的作为十分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在母亲的引领下，徐世昌兄弟从小志向远大，学习刻苦，生活上则克勤克俭，沉稳持重。十一二岁时，徐世昌看到有人以到卫河挑水卖水为生，早晨便早早起来，除为自家挑水外，还承揽了几户人家挑水的活儿，挣钱补贴家计。因为家里拿不出钱财聘请老师，徐世昌就到一家私塾的窗外听讲，教书先生发现后深受感动，免费让他上学，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 徐世昌天资聪颖，十六七岁时已学业有成，为了生活，他边自学边出外当塾师，挣钱让弟弟读书。因其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后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做些“朱墨誊清”之事，勉强维持生活。 清朝的户籍是不能随便更改的，一个人不管居住在哪里，如果参加科举考试的话，都要回户籍所在地。徐世昌在河南虽已是第五代，要考举人，还必须到北京参加“应天府乡试”。远赴北京考试，需要一大笔银子，徐世昌一直攒不够这笔钱，参加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直到认识了袁世凯，才让徐世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二、徐袁结义 袁世凯出生于陈州府项城县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叔祖袁甲三是淮军名将，官至漕运总督；叔父袁保庆追随袁甲三带兵打仗，官至江南盐巡道，与刘铭传、吴长庆等名将交情甚笃；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极受宠爱，8岁就随之到外地生活，很少在家乡居住。袁世凯天性聪慧、好强，读书写字悟性很高，却极不用功，野性十足，十二三岁就习练拳术，以驰马试剑为乐。15岁时，养父去世，他被送回老家，因没人管教，过了一年浪荡快活的日子。他的堂叔、户部左侍郎袁保恒与袁保庆感情甚笃，回乡时看到袁世凯无所事事，就把他带到北京读书。17岁时回陈州参加乡试，落第后再回北京。1878年，袁保恒被派往河南救灾，袁世凯随其返回开封。第二年年初，袁世凯养母病重，他回陈州探访。就在这年3月，在淮宁县衙当文书的徐世昌，在陈州一座桥上转悠时，与袁世凯偶遇了。 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遂与之义结金兰。 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当时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就此彼此影响一生。此后三四十年，他们刚柔相济，珠联壁合，相互提携，先后成为清朝封疆大吏，又先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日，袁世凯拜访徐世昌，发现义兄愁眉不展，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多年来因囊中羞涩，无法去北京应乡试的苦衷。袁世凯素来轻财尚侠，且认定徐世昌非等闲之辈，遂“慨然赠纹银百两”。 得到这笔资助，徐世昌带着弟弟徐世光前往北京应试，两人同科考取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中会试并获殿试二甲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时任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洞、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为其师长。 翰林院是个清水衙门，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但这个岗位可以侍从皇上，结交权贵，还有机会外放，到地方任主考或学政，得以弟子门生遍天下，故学子都争着进翰林院。但徐世昌在翰林院一待就是九年，没有外放过一次学官，生活十分清苦。有人劝他走门路外放，他并不听从。有少年时期的艰辛磨难，对现在的生活已很知足了。他不急于求成，而利用接近上层人物的机会，多方结交朋友，疏通上下关系，同时勤奋读书，关心时政，等待时机。 徐世昌的时机终于到了，而这次命运的转折，仍与他的把兄弟袁世凯有关。 三、小站佐袁 袁世凯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在徐世昌的劝说下进入淮军吴长庆部，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吴长庆是袁世凯养父的结拜兄弟，对袁十分照顾。1880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与中国有宗藩关系，受朝鲜国王之请，清廷派吴长庆率军前去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因此居留朝鲜十多年。其间，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展示，在屡次镇压兵变和整顿军纪行动中，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赞誉，为朝鲜国王看重，并被清廷提拔为三品大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原本被倚重的淮军、湘军全线瓦解，溃不成军，编练能征惯战的新式军队，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 回到北京的袁世凯，在徐世昌等人的疏通下，得以接近荣禄、李鸿藻等权臣，他使出浑身解数，赢得了这些人的信任。1895年年底，天津小站新军编练大员出缺，荣禄、李鸿藻等人联名上书，保举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 袁世凯能获重任，徐世昌的足智多谋和人脉关系给他帮了大忙。对此，袁世凯对结拜兄长心存感激，当他在小站稳住局面后，就投桃报李，上奏请调徐世昌出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相当于后来的参谋长），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此举对哥俩来说，都有莫大好处。袁世凯当时官职仅是道台级别，有一位翰林在身边，自能抬高身价；徐世昌进入潜力无限的新建陆军，也是乐得其所。这时，袁世凯37岁，徐世昌41岁，正当人生盛年。由此，这对把兄弟携手练兵，在小站倒腾出一个影响中国20多年的北洋军阀集团，中国近代史极为重要的一页就此掀开。 客观地说，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徐世昌则足智多谋、沉稳持重，都是清末务实干练的能臣。接管小站后，袁世凯先后物色到天津武备学堂高材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梁华殿、曹琨等人，并调来姜桂题、张勋等老相识，组成了基本的班底。在原“定武军”的基础上，将新军建制扩充至7250人。就是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后来奇迹般地出了5位总统、17位总理、28位督军。这股迅速崛起的势力，后来被称为“北洋军阀”、“北洋政府”。 编练成军后，袁世凯对新军在建制上进行了重大改革，打破旧军的框框，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辅各兵种，并在军中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4所“行营武备学堂”，用来培养下层军官。袁世凯还通过中国驻德使馆，聘请了10多位德国军官担任教官，这些洋教官提出了基本训练条例29则，袁认为非常重要，在训练中逐步完善。当时的士兵多是农家子弟，很多根本不识字，诸多条令、规章记不住，为了帮助他们记忆，徐世昌主持编写了《劝兵歌》、《侦探歌》、《行军歌》、《大帅练兵歌》等一系列军歌，既能帮助士兵记住条令和军纪，又能提高士气，改变军队风貌。 徐世昌翰林出身，素有才华，练兵期间，自学军事及英文，引进较为完整的近代军事理论，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第，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后来，在徐世昌主持下，还陆续出版过《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等军事理论书，令一般军官对西方军事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对新军训练帮助甚大，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新建陆军将领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都很尊重他，称之为师，在陆军中确立了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 袁世凯治军赏罚分明、森严无情。有违反军纪、军令者，即加以惩办，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还是轻的，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遇差逃亡，临阵诈病”的，都要斩首示众。逃兵一月没有下落，就追究其家属。用这种峻法，他严密地控制了新建陆军。 这支新式军队的训练严格而刻苦，“其兵士无日不经操练，无日不经讲究，虽在驻军，如临大敌”。一年后，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代表朝廷前来检阅，对这支“新建陆军”大为赞扬，向皇帝的汇报时，盛赞“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 有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作为资本，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在晚清政治风云中如鱼得水。他们先是见风使舵，出卖“帝党”，投靠实力强大的“后党”，获得重用，随后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悄悄发展，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保全实力。到20世纪初，这支军队编成北洋六镇，兵力扩展到八九万人，成为影响全国的力量，也成了他们仕途通达的最大资本。他们手下统领六镇的主要将领，后来分裂成割踞一方的军阀，祸害了中国几十年。 四、主政东北 徐世昌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政绩，是在东三省总督任上取得的。他能出任封疆大吏，与小站练兵密切相关。 1900年，徐世昌随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举荐下，得以入朝觐见慈禧太后。他举止干练，言谈得体，颇得“老佛爷”欣赏。恰在此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皇“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一路尽心尽力，换得“老佛爷”的青睐。回京后，徐世昌仕途顺畅，青云直上，先后出任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圆了他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到1907年，他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掌握东北军政大权，成为从一品的封疆大吏。 出任东三省总督任上，为徐世昌提供了充分施展政治才华的广阔舞台。清代，东北是特区，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其管理体制自成体系，有人称之为“军府制度”。最高长官是盛京将军，下辖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形成八旗驻防为主、州县民政为辅的旗民并治二元结构。 清朝晚期，大批流民“闯关东”，使东北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行政体制显出诸多弊端。到20世纪初，东北连遭日本、俄国洗劫，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国土沦丧，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1906年10月，清廷谕令贝子载振、尚书徐世昌前往东北调查，二人历时近三个月，对东三省进行了详细考察。1907年初，上《通筹东三省全局疏》，痛陈东三省政治之腐败黑暗，和在日俄蚕食下，渐趋沦亡的危急形势。 随后两个月内，清廷多次召见载振、徐世昌，征询东三省改制的具体办法。二人提出应将东北作为一个整体，以保证内政外交的协调统一，建议特设东三省总督，赋予其掌控全局的权力。 1907年4月20日，清政府以“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为由，下令废除“军府制度”，全面推行行省制度。而对治理东北已然成竹在胸的徐世昌，被任命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兼营将军事务，总揽行政、军事、财政等各项大权，其权力之大，在清代十分罕见。 徐世昌也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上任伊始，就提出“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按照他的设计，东三省各设行省公署，所属各部门与“省长”一起办公，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确立了高效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 徐世昌首先整顿吏治，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同时，大力招贤，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在全国招揽一流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此时的东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徐世昌按照“兴办实业以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改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设立银行、开设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并为此制定了“举借洋债计划”，规定只向欧美国家借款，其意图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借此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扩张。 在改革教育行政、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的同时，徐世昌鼓励民间兴办教育事业，动员多方资金，力图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模式。他还发布告示，准许民间采矿，调动民间力量兴办各类采矿业。 东北气候寒冷，当时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并“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出任东三省总督两年后，徐世昌的政绩已十分显著，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伊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在东北期间，徐世昌遭遇的重大外交问题是所谓“间岛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用人得当，坚守原则，策略灵活，挫败了日本侵占延吉地区的阴谋，维护了领土主权。清末的对外交涉，无一不是丧权辱国，“间岛问题”之争的结果是个例外，因此有人赞其为“近代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 “间岛”原是吉林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过去称为“江通滩”，长10里，宽1里，约2000余亩。康熙五十一年，中、朝确认以图们江为国界，这块地位于北岸，无疑是中国领土。同治八年，图们江南岸朝鲜闹灾荒，饥民纷纷渡江越垦谋生，一部分人租种“江通滩”田地，每年向中国越垦局纳租银800余两。1881年，这些移民私自挖掘一条水沟，使这块滩地成为一个“岛”。 日俄战争后，日本借战胜俄国之强势，将朝鲜纳为“保护国”。他们捏造出“间岛问题”，并将其范围不断扩大，把延吉、汪清、和龙、浑春四县都称为“间岛”。1907年，日本政府开始策划侵入延边的具体行动，其内阁会议决定，“先派遣相当的官宪前往该地，以不显眼之方法，逐渐确立我统治地位”。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的这年8月，日本军警进入延边，“间岛之争”由此升级。 此前，徐世昌已派军事参议吴禄贞前去调查延边问题。吴是位能干的爱国志士，后被孙中山称为“盖世之杰”，他带领新军督练处科员和测绘生8人查阅大量资料，并历时73天，完成实地勘测任务，绘制出五十万分之一的《延吉界务专图》，编辑成《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3册，计10余万字。 根据吴禄贞的报告，徐世昌行文外务部，指出“日人强立间岛名目，又将夹皮沟混入间岛区域内。种种阴谋，欺我已甚”。他任命吴禄贞为“陆军正参领帮办吉林边务”，前往延吉创办“吉林边务督办公署”：并命总督府行营翼长张勋抽拨营队，“径往延吉一带增援戌边”。 此后两年多，延边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徐世昌等不惜代价，遏制了日本人的侵略阴谋。随后，在日本威胁下，清政府深恐“因延吉一隅，掣动大局”，决定在东三省铁路工程等作出退让，与胡搅蛮缠的日本签订条约，再次确认了中国在延边地区的主权。 五、隐居田园 徐世昌仕途正兴之时，袁世凯却逐渐岌岌可危，受把兄弟的牵累，徐辞去总督之职，回辉县过了一段田园生活。 袁世凯因手握重兵，受到满清贵族猜忌，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后不久，袁被免去直隶总督，出任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故，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成为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哥哥，极恨袁告密出卖光绪之事，一心想除掉袁世凯，替弟弟报仇。当时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与袁关系较好的军机首席大臣奕劻和张之洞极力反对，才修改谕旨，令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是聪明人，立即主动请辞。因其在东北政绩突出，又是没有威胁的文人，清廷网开一面，将他调任邮传部尚书。 辞去东三省总督后，徐世昌抽暇回了趟家乡。他的妻子席无棣是辉县人，他们在辉县城内牌坊街有一处房屋（建国后被辉县公安局占用）。此次回乡，徐世昌偶然在百泉之南五六里处，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小村庄，百泉汇成的清澈溪水绕村而过，令村庄周围植被茂盛，竹林摇曳。他十分喜欢此地，在竹林环抱处盖了一处别墅，将村子改名“水竹村”，并自号“水竹村人”。后来他的诗词书画作品，大多落款“水竹村人”。徐世昌曾作《水竹村宴集》，足见他对此地的喜爱，诗曰： 岁晚农闲万事轻，鸡豚社酒各言情； 一湾绿水分桥路，十里青山绕县城。 避世何人传朴学，逃名今日合躬耕； 夕阳扶醉村边立，闲听乡人话稻粳。 这时，袁世凯已在彰德（今安阳）隐居。徐世昌邀请袁世凯到辉县买房置地，兄弟俩在辉县的别墅相距不过数里，隐居田园，洞观时局，静待时机。他们看到百泉的名胜古迹多已颓败，就共同捐资修葺，此举看似风雅悠然，却难掩其收拾山河的雄心。徐世昌曾有《重修百泉诸名胜》诗曰： 唤起山灵问水滨，池台竹树几经春。 楼迟贤哲空怀古，护惜山川要有人。 云月未教今古易，嵩条递送雨风频。 疏泉移石劳收拾，曳杖重来垫角巾。 六、助袁出山 早在小站练兵之时，袁世凯就苦心经营，通过各种手段把北洋军捆绑为一个利益集团。北洋诸将中，很多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都是他的亲戚：段祺瑞、张佩蘅是他干女婿，段芝贵是他干儿子，冯国璋的继配夫人曾是袁家的家庭教师……所以，此时的袁世凯，虽隐居山野，却仍能操控北洋重兵，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徐世昌则是个“老好人”，在官场交友甚众，游刃有余。隐居乡野“疏泉移石”期间，朝中自有人替他运作，又获得清廷信任，先以协办大学士身份重新进入军机处，不久又升任体仁阁大学士，这是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耀。1911年5月，清廷撤军机处，设“皇族内阁”，徐世昌是内阁中两位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之一，在四位汉人内阁成员中地位最高。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北洋军成为清廷最后的依靠。陆军部大臣荫昌奉命带冯国璋、段祺瑞的部队南下“讨伐”，经过彰德（今安阳）时，荫昌和冯国璋先后看望袁世凯，征求他的意见。袁世凯对荫昌表示：“我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背地里，却告诉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 冯国璋心领神会。北洋军陆续南下，却进军迟缓，“总司令”荫昌无可奈何。至此良机，徐世昌再次推荐袁世凯出山，而这时，能在清廷和袁世凯之间周旋的，只有徐世昌了。清廷万不得已，只好同意。徐来往于北京和彰德之间，替袁世凯讨价还价：从最初的湖广总督，讨价到内阁总理大臣。而徐世昌也被加封为太傅太保，官居正一品，可谓“位极人臣”。徐、袁这次联手演的双簧戏，配合得珠联壁合，天衣无缝。 1912年2月，在袁、徐密谋导演下，以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逼清帝退位，还政于民国。徐世昌受清廷厚恩，为了避嫌，辞去一切官职，躲到青岛隐居了三年。 七、出任总统 袁世凯当总统后，多次邀请把兄出山。直到1914年，徐世昌才接受邀请，出任国务卿，北洋人称其为“徐相国”。 徐、袁相交数十年，一向默契，但却因袁世凯称帝之事产生裂痕。袁世凯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实乃一大“昏招”。徐世昌劝说无效，只得缄口不言，抽身先退，力辞国务卿，回辉县水竹村居住。 1916年6月5日，在举国反对声中，袁世凯忧惧而亡。去世前，恳请义兄为自己料理后事，后来他的墓葬，都是徐世昌主持。其墓碑上之“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也是徐世昌题写。兄弟一场，也算善始善终。 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再度归隐。此时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先是黎元洪与段祺瑞争斗不已，后来冯国璋与段祺瑞闹得不亦乐乎，徐世昌人情练达，又是北洋元老，遂成为他们之间的和事老和缓冲器。 1918年的总统选举中，段祺瑞和冯国璋相持不下，在此情况下，不掌军权的徐世昌成为“理想人选”。经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被推上总统宝座。 这种情形下出任总统，必然受制于人。但徐世昌并不甘心做傀儡，他在人事安排上极力周旋，积蓄对抗段祺瑞的力量，并借助其他军阀，对段形成一定制约。出任总统后，徐世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张“偃武修文”，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当时的南北战争。征得一些将领的支持后，他下令对南方停战。并于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因段祺瑞等人暗中作梗，南北议和破产。 虽然处处受制于人，但凭借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圆滑的处事能力，从1918年做到1922年，徐世昌还是做了四年多的民国大总统。 他当总统不久，“一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被列强出卖，导致“五四运动”爆发。身为总统，他处理事情却四处掣肘，既要拉拢直系，又要不受制皖系，还不能得罪民众，以致态度暧昧，摇摆不定，处境尴尬，但仍极力调和各种矛盾，力求因势操纵局势。最终顺应民意，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段祺瑞主张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时，他一笑置之。面对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徐世昌以鼓吹“尊孔读经”为抵制，以温和待人，以宽仁行事，使五四运动未遭残酷镇压，报纸杂志言论亦有相对自由。 八、下野归隐 民国十一年（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得胜的直系宣布当了徐世昌的总统“非法”，徐世昌被逼下台，于是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就此结束了40多年的仕途经历。 徐世昌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下野后回归本真，日子过得还算充实。退隐天津期间，先后主持编辑了《退耕堂政书》、《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证》、《清儒学案》等，成为研究清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 徐世昌虽对内不愿参与各派争斗，对外却绝非无原则之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声望，多次让他的门生故旧前来游说，请他参与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还亲自约见徐世昌，劝其出山，徐世昌均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1939年春，84岁的徐世昌身患膀胱炎，为避免被日本人挟持，他拒绝赴北京治疗，致使病情恶化，于6月5日在天津病逝。 徐世昌死后，其棺椁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根据他生前遗愿，后来迁葬辉县，与夫人一起葬于百泉苏门山下。 斗转星移，人生轮回，经历几十年宦海浮沉，度过从穷书生到大总统的84年人生后，徐世昌又回到了他生命的起点，魂归豫北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