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刚过,天气凉快了许多。从鹤壁回郑州途中,我顺路拐到卫辉,到徐世昌故居踏访了一番。
位于豫北平原的卫辉市,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西汉以降,先后为县治、郡治、州治、潞治、府治、道治、市治所在地,一部卫辉史,就是中国社会变迁史的缩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名士俊贤辈出。曾当过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就出生在这里。 徐世昌故居坐落在卫辉市贡院街上,现叫“徐氏宗祠”,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发展,古街名巷当年的繁华早已不复存在,显得拥挤狭窄,杂乱无章。徐氏宗祠高大的照壁墙外街道上,停着几辆轿车,门洞里扎着两辆单车,大门紧闭,墙壁斑驳,门牌剥落,门楼上方,几条不知什么用途的电线凌街飞空,大刹风景。
徐世昌总统当的怎么样(徐世昌总统府在那里)
别看如今这副破败模样,民国时期,这里可是高朋满坐、绿呢大轿往来不绝、卫辉人引以为傲的地方。 徐氏家祠1918年动工兴建,1921年竣工,当时是轰动卫辉的一件大事。大总统徐世昌从北京赶回来,他的学生、已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与他同行,前来参加隆重的落成典礼,并亲自为徐氏祖先牌位“点主”。 我和友人张城在门外徘徊许久,才发现大门是从里面插上的。叫了几声,门卫把门打开,说是现在正在维修,不让入内。我说明来意,才许我们入院,但只能在广场看看。 徐氏家祠占地1万多平方米,共有四进院落,典型的官式建筑风格,布局严谨、设计独特,砖、木、石雕均精湛考究。宗祠正门前兼作院墙的照壁内外正中间,镶嵌的五颗谷穗组成的青石浮雕“嘉禾图”格外醒目。袁世凯曾授给徐世昌“一级嘉禾勋章”,“嘉禾图”就是照勋章图案设计的。
院内寂寥荒芜,我站在照壁前顺甬道眺望,山门、石坊、二门、大殿等一眼洞穿,院内堆着砖石,确实在维修,看来,只有等开放后再来参观了。
虽未能进宗祠一探究竟,但身临其景,也算近距离走近徐世昌一回,不虚此行了。
一、刘氏教子 卫辉徐氏,祖籍浙江鄞县,明代北迁燕京,明朝末年落籍天津。清朝道光年间,徐世昌的高祖徐城出任河南南阳县令,一家人遂移居开封。徐城病卒后,其夫人携家人在卫辉府定居下来。到徐世昌这一辈,已是第五代。 清咸丰五年(1855年),徐世昌生于卫辉府汲县曹营街。6岁时,父亲病故,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很快就变得生计艰难起来。徐世昌的母亲刘氏系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年后裔,知书达理,素有教养。虽然家境艰难,仍典当家产为儿子宴请老师,并亲自监督他们学习,后来两个儿子都考中进士。这位母亲还很注重品德教育,对待儿子极其严厉。徐世昌曾回忆道,幼年常吃不饱肚子,家中有三份食物,自己恨不得吃其中两份,母亲当即严厉斥责:“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他多吃一份。等稍大一些,逐渐在外面结识朋友,母亲必定要察看他朋友的人品如何,如果是贤才,来到家里时必热情相待;否则马上严令徐世昌不得再与之来往。族人对刘氏的作为十分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在母亲的引领下,徐世昌兄弟从小志向远大,学习刻苦,生活上则克勤克俭,沉稳持重。十一二岁时,徐世昌看到有人以到卫河挑水卖水为生,早晨便早早起来,除为自家挑水外,还承揽了几户人家挑水的活儿,挣钱补贴家计。因为家里拿不出钱财聘请老师,徐世昌就到一家私塾的窗外听讲,教书先生发现后深受感动,免费让他上学,后来还把女儿许配给他。 徐世昌天资聪颖,十六七岁时已学业有成,为了生活,他边自学边出外当塾师,挣钱让弟弟读书。因其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任县衙文案,后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做些“朱墨誊清”之事,勉强维持生活。 清朝的户籍是不能随便更改的,一个人不管居住在哪里,如果参加科举考试的话,都要回户籍所在地。徐世昌在河南虽已是第五代,要考举人,还必须到北京参加“应天府乡试”。远赴北京考试,需要一大笔银子,徐世昌一直攒不够这笔钱,参加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直到认识了袁世凯,才让徐世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二、徐袁结义 袁世凯出生于陈州府项城县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叔祖袁甲三是淮军名将,官至漕运总督;叔父袁保庆追随袁甲三带兵打仗,官至江南盐巡道,与刘铭传、吴长庆等名将交情甚笃;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极受宠爱,8岁就随之到外地生活,很少在家乡居住。袁世凯天性聪慧、好强,读书写字悟性很高,却极不用功,野性十足,十二三岁就习练拳术,以驰马试剑为乐。15岁时,养父去世,他被送回老家,因没人管教,过了一年浪荡快活的日子。他的堂叔、户部左侍郎袁保恒与袁保庆感情甚笃,回乡时看到袁世凯无所事事,就把他带到北京读书。17岁时回陈州参加乡试,落第后再回北京。1878年,袁保恒被派往河南救灾,袁世凯随其返回开封。第二年年初,袁世凯养母病重,他回陈州探访。就在这年3月,在淮宁县衙当文书的徐世昌,在陈州一座桥上转悠时,与袁世凯偶遇了。 徐袁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遂与之义结金兰。 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当时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就此彼此影响一生。此后三四十年,他们刚柔相济,珠联壁合,相互提携,先后成为清朝封疆大吏,又先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日,袁世凯拜访徐世昌,发现义兄愁眉不展,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多年来因囊中羞涩,无法去北京应乡试的苦衷。袁世凯素来轻财尚侠,且认定徐世昌非等闲之辈,遂“慨然赠纹银百两”。 得到这笔资助,徐世昌带着弟弟徐世光前往北京应试,两人同科考取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徐世昌中会试并获殿试二甲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时任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洞、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为其师长。 翰林院是个清水衙门,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但这个岗位可以侍从皇上,结交权贵,还有机会外放,到地方任主考或学政,得以弟子门生遍天下,故学子都争着进翰林院。但徐世昌在翰林院一待就是九年,没有外放过一次学官,生活十分清苦。有人劝他走门路外放,他并不听从。有少年时期的艰辛磨难,对现在的生活已很知足了。他不急于求成,而利用接近上层人物的机会,多方结交朋友,疏通上下关系,同时勤奋读书,关心时政,等待时机。 徐世昌的时机终于到了,而这次命运的转折,仍与他的把兄弟袁世凯有关。 三、小站佐袁 袁世凯第二次乡试落第后,在徐世昌的劝说下进入淮军吴长庆部,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吴长庆是袁世凯养父的结拜兄弟,对袁十分照顾。1880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与中国有宗藩关系,受朝鲜国王之请,清廷派吴长庆率军前去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因此居留朝鲜十多年。其间,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展示,在屡次镇压兵变和整顿军纪行动中,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等赞誉,为朝鲜国王看重,并被清廷提拔为三品大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原本被倚重的淮军、湘军全线瓦解,溃不成军,编练能征惯战的新式军队,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 回到北京的袁世凯,在徐世昌等人的疏通下,得以接近荣禄、李鸿藻等权臣,他使出浑身解数,赢得了这些人的信任。1895年年底,天津小站新军编练大员出缺,荣禄、李鸿藻等人联名上书,保举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 袁世凯能获重任,徐世昌的足智多谋和人脉关系给他帮了大忙。对此,袁世凯对结拜兄长心存感激,当他在小站稳住局面后,就投桃报李,上奏请调徐世昌出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相当于后来的参谋长),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此举对哥俩来说,都有莫大好处。袁世凯当时官职仅是道台级别,有一位翰林在身边,自能抬高身价;徐世昌进入潜力无限的新建陆军,也是乐得其所。这时,袁世凯37岁,徐世昌41岁,正当人生盛年。由此,这对把兄弟携手练兵,在小站倒腾出一个影响中国20多年的北洋军阀集团,中国近代史极为重要的一页就此掀开。 客观地说,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徐世昌则足智多谋、沉稳持重,都是清末务实干练的能臣。接管小站后,袁世凯先后物色到天津武备学堂高材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梁华殿、曹琨等人,并调来姜桂题、张勋等老相识,组成了基本的班底。在原“定武军”的基础上,将新军建制扩充至7250人。就是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后来奇迹般地出了5位总统、17位总理、28位督军。这股迅速崛起的势力,后来被称为“北洋军阀”、“北洋政府”。 编练成军后,袁世凯对新军在建制上进行了重大改革,打破旧军的框框,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辅各兵种,并在军中设炮兵、步兵、骑兵、德文4所“行营武备学堂”,用来培养下层军官。袁世凯还通过中国驻德使馆,聘请了10多位德国军官担任教官,这些洋教官提出了基本训练条例29则,袁认为非常重要,在训练中逐步完善。当时的士兵多是农家子弟,很多根本不识字,诸多条令、规章记不住,为了帮助他们记忆,徐世昌主持编写了《劝兵歌》、《侦探歌》、《行军歌》、《大帅练兵歌》等一系列军歌,既能帮助士兵记住条令和军纪,又能提高士气,改变军队风貌。 徐世昌翰林出身,素有才华,练兵期间,自学军事及英文,引进较为完整的近代军事理论,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新建陆军操法详晰图说》第,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后来,在徐世昌主持下,还陆续出版过《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等军事理论书,令一般军官对西方军事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对新军训练帮助甚大,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新建陆军将领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都很尊重他,称之为师,在陆军中确立了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 袁世凯治军赏罚分明、森严无情。有违反军纪、军令者,即加以惩办,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还是轻的,凡“结盟立会,造谣惑众”、“遇差逃亡,临阵诈病”的,都要斩首示众。逃兵一月没有下落,就追究其家属。用这种峻法,他严密地控制了新建陆军。 这支新式军队的训练严格而刻苦,“其兵士无日不经操练,无日不经讲究,虽在驻军,如临大敌”。一年后,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代表朝廷前来检阅,对这支“新建陆军”大为赞扬,向皇帝的汇报时,盛赞“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 有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作为资本,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在晚清政治风云中如鱼得水。他们先是见风使舵,出卖“帝党”,投靠实力强大的“后党”,获得重用,随后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悄悄发展,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保全实力。到20世纪初,这支军队编成北洋六镇,兵力扩展到八九万人,成为影响全国的力量,也成了他们仕途通达的最大资本。他们手下统领六镇的主要将领,后来分裂成割踞一方的军阀,祸害了中国几十年。 四、主政东北 徐世昌一生最为人称道的政绩,是在东三省总督任上取得的。他能出任封疆大吏,与小站练兵密切相关。 1900年,徐世昌随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举荐下,得以入朝觐见慈禧太后。他举止干练,言谈得体,颇得“老佛爷”欣赏。恰在此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皇“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一路尽心尽力,换得“老佛爷”的青睐。回京后,徐世昌仕途顺畅,青云直上,先后出任商部左丞、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会试之阅卷大臣,圆了他十年翰林以来主考之梦。到1907年,他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掌握东北军政大权,成为从一品的封疆大吏。 出任东三省总督任上,为徐世昌提供了充分施展政治才华的广阔舞台。清代,东北是特区,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其管理体制自成体系,有人称之为“军府制度”。最高长官是盛京将军,下辖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形成八旗驻防为主、州县民政为辅的旗民并治二元结构。 清朝晚期,大批流民“闯关东”,使东北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行政体制显出诸多弊端。到20世纪初,东北连遭日本、俄国洗劫,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国土沦丧,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1906年10月,清廷谕令贝子载振、尚书徐世昌前往东北调查,二人历时近三个月,对东三省进行了详细考察。1907年初,上《通筹东三省全局疏》,痛陈东三省政治之腐败黑暗,和在日俄蚕食下,渐趋沦亡的危急形势。 随后两个月内,清廷多次召见载振、徐世昌,征询东三省改制的具体办法。二人提出应将东北作为一个整体,以保证内政外交的协调统一,建议特设东三省总督,赋予其掌控全局的权力。 1907年4月20日,清政府以“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为由,下令废除“军府制度”,全面推行行省制度。而对治理东北已然成竹在胸的徐世昌,被任命为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兼营将军事务,总揽行政、军事、财政等各项大权,其权力之大,在清代十分罕见。 徐世昌也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上任伊始,就提出“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按照他的设计,东三省各设行省公署,所属各部门与“省长”一起办公,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确立了高效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 徐世昌首先整顿吏治,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同时,大力招贤,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在全国招揽一流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此时的东三省,财政困窘,入不敷出。徐世昌按照“兴办实业以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改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设立银行、开设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并为此制定了“举借洋债计划”,规定只向欧美国家借款,其意图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借此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扩张。 在改革教育行政、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的同时,徐世昌鼓励民间兴办教育事业,动员多方资金,力图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模式。他还发布告示,准许民间采矿,调动民间力量兴办各类采矿业。 东北气候寒冷,当时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并“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出任东三省总督两年后,徐世昌的政绩已十分显著,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伊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在东北期间,徐世昌遭遇的重大外交问题是所谓“间岛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他用人得当,坚守原则,策略灵活,挫败了日本侵占延吉地区的阴谋,维护了领土主权。清末的对外交涉,无一不是丧权辱国,“间岛问题”之争的结果是个例外,因此有人赞其为“近代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 “间岛”原是吉林图们江中的一块滩地,过去称为“江通滩”,长10里,宽1里,约2000余亩。康熙五十一年,中、朝确认以图们江为国界,这块地位于北岸,无疑是中国领土。同治八年,图们江南岸朝鲜闹灾荒,饥民纷纷渡江越垦谋生,一部分人租种“江通滩”田地,每年向中国越垦局纳租银800余两。1881年,这些移民私自挖掘一条水沟,使这块滩地成为一个“岛”。 日俄战争后,日本借战胜俄国之强势,将朝鲜纳为“保护国”。他们捏造出“间岛问题”,并将其范围不断扩大,把延吉、汪清、和龙、浑春四县都称为“间岛”。1907年,日本政府开始策划侵入延边的具体行动,其内阁会议决定,“先派遣相当的官宪前往该地,以不显眼之方法,逐渐确立我统治地位”。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的这年8月,日本军警进入延边,“间岛之争”由此升级。 此前,徐世昌已派军事参议吴禄贞前去调查延边问题。吴是位能干的爱国志士,后被孙中山称为“盖世之杰”,他带领新军督练处科员和测绘生8人查阅大量资料,并历时73天,完成实地勘测任务,绘制出五十万分之一的《延吉界务专图》,编辑成《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3册,计10余万字。 根据吴禄贞的报告,徐世昌行文外务部,指出“日人强立间岛名目,又将夹皮沟混入间岛区域内。种种阴谋,欺我已甚”。他任命吴禄贞为“陆军正参领帮办吉林边务”,前往延吉创办“吉林边务督办公署”:并命总督府行营翼长张勋抽拨营队,“径往延吉一带增援戌边”。 此后两年多,延边多次发生流血事件,徐世昌等不惜代价,遏制了日本人的侵略阴谋。随后,在日本威胁下,清政府深恐“因延吉一隅,掣动大局”,决定在东三省铁路工程等作出退让,与胡搅蛮缠的日本签订条约,再次确认了中国在延边地区的主权。 五、隐居田园 徐世昌仕途正兴之时,袁世凯却逐渐岌岌可危,受把兄弟的牵累,徐辞去总督之职,回辉县过了一段田园生活。 袁世凯因手握重兵,受到满清贵族猜忌,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后不久,袁被免去直隶总督,出任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故,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成为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哥哥,极恨袁告密出卖光绪之事,一心想除掉袁世凯,替弟弟报仇。当时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与袁关系较好的军机首席大臣奕劻和张之洞极力反对,才修改谕旨,令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是聪明人,立即主动请辞。因其在东北政绩突出,又是没有威胁的文人,清廷网开一面,将他调任邮传部尚书。 辞去东三省总督后,徐世昌抽暇回了趟家乡。他的妻子席无棣是辉县人,他们在辉县城内牌坊街有一处房屋(建国后被辉县公安局占用)。此次回乡,徐世昌偶然在百泉之南五六里处,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小村庄,百泉汇成的清澈溪水绕村而过,令村庄周围植被茂盛,竹林摇曳。他十分喜欢此地,在竹林环抱处盖了一处别墅,将村子改名“水竹村”,并自号“水竹村人”。后来他的诗词书画作品,大多落款“水竹村人”。徐世昌曾作《水竹村宴集》,足见他对此地的喜爱,诗曰: 岁晚农闲万事轻,鸡豚社酒各言情; 一湾绿水分桥路,十里青山绕县城。 避世何人传朴学,逃名今日合躬耕; 夕阳扶醉村边立,闲听乡人话稻粳。 这时,袁世凯已在彰德(今安阳)隐居。徐世昌邀请袁世凯到辉县买房置地,兄弟俩在辉县的别墅相距不过数里,隐居田园,洞观时局,静待时机。他们看到百泉的名胜古迹多已颓败,就共同捐资修葺,此举看似风雅悠然,却难掩其收拾山河的雄心。徐世昌曾有《重修百泉诸名胜》诗曰: 唤起山灵问水滨,池台竹树几经春。 楼迟贤哲空怀古,护惜山川要有人。 云月未教今古易,嵩条递送雨风频。 疏泉移石劳收拾,曳杖重来垫角巾。 六、助袁出山 早在小站练兵之时,袁世凯就苦心经营,通过各种手段把北洋军捆绑为一个利益集团。北洋诸将中,很多他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都是他的亲戚:段祺瑞、张佩蘅是他干女婿,段芝贵是他干儿子,冯国璋的继配夫人曾是袁家的家庭教师……所以,此时的袁世凯,虽隐居山野,却仍能操控北洋重兵,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徐世昌则是个“老好人”,在官场交友甚众,游刃有余。隐居乡野“疏泉移石”期间,朝中自有人替他运作,又获得清廷信任,先以协办大学士身份重新进入军机处,不久又升任体仁阁大学士,这是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耀。1911年5月,清廷撤军机处,设“皇族内阁”,徐世昌是内阁中两位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之一,在四位汉人内阁成员中地位最高。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北洋军成为清廷最后的依靠。陆军部大臣荫昌奉命带冯国璋、段祺瑞的部队南下“讨伐”,经过彰德(今安阳)时,荫昌和冯国璋先后看望袁世凯,征求他的意见。袁世凯对荫昌表示:“我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背地里,却告诉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 冯国璋心领神会。北洋军陆续南下,却进军迟缓,“总司令”荫昌无可奈何。至此良机,徐世昌再次推荐袁世凯出山,而这时,能在清廷和袁世凯之间周旋的,只有徐世昌了。清廷万不得已,只好同意。徐来往于北京和彰德之间,替袁世凯讨价还价:从最初的湖广总督,讨价到内阁总理大臣。而徐世昌也被加封为太傅太保,官居正一品,可谓“位极人臣”。徐、袁这次联手演的双簧戏,配合得珠联壁合,天衣无缝。 1912年2月,在袁、徐密谋导演下,以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逼清帝退位,还政于民国。徐世昌受清廷厚恩,为了避嫌,辞去一切官职,躲到青岛隐居了三年。 七、出任总统 袁世凯当总统后,多次邀请把兄出山。直到1914年,徐世昌才接受邀请,出任国务卿,北洋人称其为“徐相国”。 徐、袁相交数十年,一向默契,但却因袁世凯称帝之事产生裂痕。袁世凯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实乃一大“昏招”。徐世昌劝说无效,只得缄口不言,抽身先退,力辞国务卿,回辉县水竹村居住。 1916年6月5日,在举国反对声中,袁世凯忧惧而亡。去世前,恳请义兄为自己料理后事,后来他的墓葬,都是徐世昌主持。其墓碑上之“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也是徐世昌题写。兄弟一场,也算善始善终。 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再度归隐。此时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先是黎元洪与段祺瑞争斗不已,后来冯国璋与段祺瑞闹得不亦乐乎,徐世昌人情练达,又是北洋元老,遂成为他们之间的和事老和缓冲器。 1918年的总统选举中,段祺瑞和冯国璋相持不下,在此情况下,不掌军权的徐世昌成为“理想人选”。经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被推上总统宝座。 这种情形下出任总统,必然受制于人。但徐世昌并不甘心做傀儡,他在人事安排上极力周旋,积蓄对抗段祺瑞的力量,并借助其他军阀,对段形成一定制约。出任总统后,徐世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张“偃武修文”,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当时的南北战争。征得一些将领的支持后,他下令对南方停战。并于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因段祺瑞等人暗中作梗,南北议和破产。 虽然处处受制于人,但凭借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圆滑的处事能力,从1918年做到1922年,徐世昌还是做了四年多的民国大总统。 他当总统不久,“一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被列强出卖,导致“五四运动”爆发。身为总统,他处理事情却四处掣肘,既要拉拢直系,又要不受制皖系,还不能得罪民众,以致态度暧昧,摇摆不定,处境尴尬,但仍极力调和各种矛盾,力求因势操纵局势。最终顺应民意,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段祺瑞主张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时,他一笑置之。面对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徐世昌以鼓吹“尊孔读经”为抵制,以温和待人,以宽仁行事,使五四运动未遭残酷镇压,报纸杂志言论亦有相对自由。 八、下野归隐 民国十一年(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得胜的直系宣布当了徐世昌的总统“非法”,徐世昌被逼下台,于是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就此结束了40多年的仕途经历。 徐世昌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下野后回归本真,日子过得还算充实。退隐天津期间,先后主持编辑了《退耕堂政书》、《大清畿辅先哲传》、《大清畿辅书证》、《清儒学案》等,成为研究清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典籍。 徐世昌虽对内不愿参与各派争斗,对外却绝非无原则之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声望,多次让他的门生故旧前来游说,请他参与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还亲自约见徐世昌,劝其出山,徐世昌均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1939年春,84岁的徐世昌身患膀胱炎,为避免被日本人挟持,他拒绝赴北京治疗,致使病情恶化,于6月5日在天津病逝。 徐世昌死后,其棺椁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根据他生前遗愿,后来迁葬辉县,与夫人一起葬于百泉苏门山下。 斗转星移,人生轮回,经历几十年宦海浮沉,度过从穷书生到大总统的84年人生后,徐世昌又回到了他生命的起点,魂归豫北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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