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

李怀印/主讲全秋红/整理

李怀印（李怀印追迹）

2022年3月12日，李怀印，“桂子山史学讲堂”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二讲在“腾讯会议”平台线上进行。本次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本次讲座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李怀印教授担任主讲人，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锋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担任与谈人，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魏文享教授主持。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

李怀印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均衡与非均衡——清代和民国时期国家形成的机制分析》，围绕李怀印教授新书《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展开。在报告开篇，李怀印教授对几个概念和关键术语作了解释。“帝国”、“王朝国家”或者“天下国家”都被用来描述清朝政权，李怀印教授指出，人们所习用的“帝国”一词，应该区别于西方政治话语以及历史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在国家形成研究方面所使用的“帝国”这一学术概念。“清帝国”的说法日常使用未尝不可，如果借此突出其帝国特性则成问题。“王朝国家”比“帝国”准确一些，较符合历史实际，但在讨论清朝国家的时候，李怀印教授更倾向于用“疆域国家”这个术语。“疆域国家”所强调的是清朝有固定的疆域，尤其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跟周边国家之间有条约所界定的或习惯性的分界，总体上保持疆域稳定。这与世界史上常见的没有固定边界、一直处在不断扩张或是收缩过程中的军事帝国不一样，同时也区别于欧洲自早期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在国际法框架下彼此相互承认、具有平等关系的“主权国家”。“天下国家”这个概念更为宽泛、模糊，到了清朝适用范围非常有限。至于“现代国家”这个概念，李怀印教授认为它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而现代国家的主权含有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主权，即本国的疆域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承认；二是人民主权，用国内的政治语言讲是人民当家做主，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强调的是代议制民主。再具体到国家的构成要素，李怀印教授强调政权、土地、人民、主权这四个方面的要素，认为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其主权属性，就中国的形成历史来讲，前三个要素在历朝历代都有，但是主权这个属性是在19世纪以后才获得的。李怀印教授强调，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具有“既大且强”的特点。“大”指的是它的体量。中国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相当长时间内曾经独占鳌头。“强”指的是权力结构的强固，即高度的集权。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突出特征，是“大”与“强”两者兼而有之。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主要侧重地缘、财政、认同三个要素，从这些因素的消长，亦即均衡与非均衡相互交替的变化过程中，把握国家转型的机制和动力。所谓“均衡”，是指不同的要素、力量相互作用，相互抵消，形成一种均态，它所呈现的是累积性的、渐进的、量变的态势；“非均衡”正好相反，往往带来颠覆性的或突破性的变化。

李怀印追迹

清朝是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中的最后一个王朝。那么，相比其他朝代，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这些独特之处，对现代中国形成又有哪些影响？——编者按

复合型集权自主

下面，我们再进一步把边疆与内地的两套不同治理体系结合起来，从总体上把握清朝国家的基本特征。首先，清朝的国家结构具有不同于以往中原王朝的鲜明的复合性(hybridity)。如前所述，清朝涵盖了两个在地理环境、人口、文化和制度上都差异甚大的部分：汉人内地诸省和由满人、蒙古人、藏人及其他非汉人组成的边疆地区。中央政权依靠内地诸省满足其财富和人力需求，同时通过建立和巩固边疆以维护地缘安全。为了确保财源，维持其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地位，李怀印，清朝把内地各省置于其直接管控之下，并在地方治理方面，推崇儒家思想，实践“仁政”原则。而为了保障边疆稳定、提高对于朝廷的认同，清朝允许当地精英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还对流行于蒙古人和藏人中间的喇嘛教予以庇护，并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部落同汉人隔离开来。尽管存在着这些巨大的内部差异，清朝还是成功地将版图内不同族群的精英人士聚拢在一起，对朝廷产生共同的认知，这要归因于清廷在治理不同地区的过程中，重视利用宗教纽带、文化涵化和制度建设上的因地制宜，而不仅仅依靠军事控制和强制性的行政措施。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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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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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本文作者认为，彼时经济战略并非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格局，一直处在调整之中。总体来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李怀印，不具有同时代的东亚“四小龙”在美国军事霸权庇护下及其所主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所享有的独特条件，其国家工业化战略追求的，是由“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所体现的具有自我持续能力并且部门齐全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这一时期，中国在工业制造能力、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以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李怀印，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研究者所习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