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嵇康，是在高中时期写作文，当时老喜欢引用嵇康的事迹。但其实彼时对嵇康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机械地搬运各种作文素材上看来的嵇康事迹而已，另外还因为那句“龙章凤姿惊天人”做了颜狗。

嵇康传（嵇康传原文及翻译）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上述对嵇康的肤浅认知很难称之为初识，充其量是臆测。真正地初识嵇康，大概要从这本《嵇康传》开始。

王晓毅先生的这本《嵇康传》并不厚，但却格外有分量，不仅还原了嵇康短短39年的人生，同时还深刻再现了那个“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黑暗时代。

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需要借助各种标签，比如提起嵇康，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竹林七贤，继而又想到隐士。

诚然，这些标签有助于我们建立理解历史的框架，但同时这种框架有时极其简略，乃至于是存在偏差的。

如果我们将嵇康简单地理解为隐士，那我们将错过他人生的复杂与矛盾，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也是《嵇康传》一书所重点呈现的。

不过在上述逻辑链中，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竹林七贤会信奉老庄学说？其实比起老庄学说，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名词或许是魏晋玄学。

《嵇康传》中细致地梳理了魏晋玄学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这也是嵇康学说的思想背景。

在魏晋之前的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汉朝的崩溃，儒家的正统地位也随着崩塌，甚至彼时的思想家们认为恰恰是儒家的“名教之治”引发了汉末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

在这种局势下，汉魏之际的思想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前夜”，以道家人性自然与儒家社会伦理相融合为特征的魏晋玄学即将诞生。

魏晋玄学的出现，旨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当时针对这一矛盾，产生了两个解决的命题：

第一，名教同于自然，这一思想呼应了庄子的现世逍遥之道，是魏晋玄学的正宗；

第二，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思想呼应了庄子的出世逍遥，是玄学的变态。

以玄学创始人何晏为代表的诸多正始名士（指的是活跃于正始年间以谈论玄学出名的人物，何晏、王弼、夏侯玄是其代表。他们是玄学的开创者，也是后世清谈家的后向，他们的言谈及其方式被尊为“正始之音”。正始是魏齐王曹芳在位时的年号，起止时间是公元240-249年，处于曹魏时期）秉持的是正宗思想，何晏想、夏侯玄等人也积极参与到了彼时的政治旋涡当中；

而嵇康则对政治不甚感兴趣，所以他的思想迥异于上述何晏、王弼之流，他更注重从理想人格或人生哲学方面立意。

对于政治的冷谈态度使得嵇康逃过了正始后期的政治灾难，彼时嵇康敏锐地察觉到洛阳上层清谈中令人振奋的思想解放浪潮，正在演变成一个可怕的政治旋涡。

何晏、夏侯玄集团的活动并不局限与理论探讨，他们还准备立功立德，并掀起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史称“正始改制”。

嵇康本就游离于政治集团之外，在冲突恶化之前，更是直接从京师隐退，回到了山阳家乡大自然的怀抱中。

根据作者王晓毅先生的考证，竹林七贤的竹林之游也正发生在这一时期，亦即高平陵政变前的正始八年到十年之间。

从上述背景我们也可以有所察觉，竹林之游并非是真的醉心于隐逸生活，而是艰难时局下的避祸之举。

恰如《嵇康传》中所说，竹林之游的名士并非政治联盟，而是暂时躲避政治风浪的松散的群体。

对于这些名士而言，竹林是一个“短暂的避风港”，逍遥的表象背后，是“一颗颗惶恐不安的心灵，焦急地等待着必定响起的震雷。”

震雷终于在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炸响了，其结果是司马懿集团彻底剿灭曹爽集团，而依附于曹爽的何晏等人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竹林七贤虽未像正始名士一般遭遇灭顶之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波及。事实上，在司马集团掌权后，竹林七贤的中心人物山涛、阮籍先后出山，竹林名士也因此瓦解。王戎、阮咸、刘伶在后来也接连入仕。

追随嵇康的名士朋友，只剩下向秀一人，以及未入七贤名单的吕安（嵇康随后卷入了吕安案，与吕安一同被司马昭处死，向秀则成为了七贤中最后入仕的名士）。

我们无法准确想象上述巨变对嵇康到底造成了何等影响，但显而易见的是，嵇康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一个表现在于，嵇康随后选择了“避世”，以此来拒绝司马昭的征辟。

事实上，如果嵇康将这种避世的姿态延续到底，当真活成一个隐君子的话，那他或许能得以寿终。

可他没有。

于是我们会发现，《嵇康传》中对嵇康的定义是尤其准确而深刻的：嵇康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道家隐士。

即便嵇康声称“越名教而任自然”，“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非汤武而薄孔周”，但实际上，嵇康之死恰恰践行了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而非道家哲学。

恰如王晓毅先生所概括的，道家哲学的核心是生命本身，而嵇康却无法忘怀那个超越个体生命的文化理想。

由此看来，嵇康死于司马氏的屠刀，同时也死于他自身的一腔热血与正义之心。

上述“非汤武而薄周孔”有必要加以说明。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下了这句话，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看的，倒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

司马氏在推翻正始名士之后，转而打出恢复传统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是以儒家礼教为招牌，亵渎了礼教，“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为了司马氏屠刀上的花环”。

这种局面激起了当时名士们“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的浪潮。

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也应放在此种背景下来理解，《嵇康传》中因此写道，嵇康激烈的反传统形象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他的本愿。

这一观点同时还可以借助嵇康的《诫子书》得以验证。

但无论嵇康基于何种心理写下了这句“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而言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挑衅，因此嵇康非死不可了，后来的吕安案不过是一个由头罢了。

嵇康之死，在《世说新语》中是个大场面，“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免”，但从客观上来看，太学生和名士们越是为嵇康求情，反而越是加深了司马氏除掉嵇康的决心。

随着嵇康一道死去的，还有士大夫们反抗司马氏的政治力量，因为作为反抗力量旗帜的嵇康，已经被斩断了。

然而嵇康的重生来得并不太晚，从东晋开始，纪念嵇康的赞美诗文就不胜枚举。但鲁迅先生最关注的，还是写得最早的，向秀的《思旧赋》。

鲁迅先生年青时不懂为什么《思旧赋》只有寥寥几行，刚开头又煞了尾，后来才品出了其中的妙处：在那躲躲闪闪的文字后面，可以感受到一种近乎心死的悲哀。它比哭泣更强烈，更震撼。

这是嵇康的悲哀，同时也是葬送嵇康的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