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是诗歌创作中重要的艺术手法之一。早在先秦时代，墨子就已认识到比喻的作用：“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进一步提出：比喻，“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这也就是说，运用比喻，可以使所描绘的事物生动、鲜明与深刻。《诗经》中比喻已有大量运用，如《硕人》在表现卫夫人姜氏的美貌时写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诗人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比喻，展示了卫夫人形象的美，给人的印象极为鲜明。如果诗中不用比喻，而只是写：其手啊纤细白嫩，其肤啊洁白细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如此清晰深刻的感受，古人因此有“非喻不醒”之说。

瓯北诗话小引（瓯北诗话在线阅读）

比喻对于感情的表达，更具有神奇的艺术效果。因为感情是抽象无形的，诗人一旦以具体形象的事物作比，不仅能省却许多笔墨，而且能引导欣赏者获得鲜明深刻的感受与理解。

试看李煜的《虞美人》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全词追怀故国，表现了词人作为亡国之君的哀痛。上片，抚今追昔，抒写人世之无常的悲感；下片，从物是人非引出自己的愁怀。

词人于结句以滔滔滚滚、永无穷尽的江水来比喻自己心中的万斛愁恨，既生动鲜明，又自然贴切。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情思“愁”，在词人的笔下，化为了人们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江水之长、之深、之广、之无尽，无疑加深了我们对词人愁的理解与感受。

又如秦观《八六子》词之开端：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

“恨如”二句从李煜《清平乐》词之“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化出，以春草之划除不尽喻愁不可解，恨不能已，无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与感染力，所以周济称之为“神来之笔”（《宋四家词选》）。

在一般情况下，诗歌只是采用一个比喻来表现一个对象，可为了加强诗情的力度，使作品的形象更鲜明突出，诗人们也往往采用“博喻”的艺术手法。所谓博喻，就是用多种多样的比喻来表现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抽象的思想感情。用钱钟书的话说，是“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以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宋诗选注》）。

如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诗，写贾岛诗胆的泼辣，一连用了“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窗。天阳熙四海，注视首不颔。鲸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噉”八句四个比喻。

这些比喻，以其充沛恣肆的气势，以其丰富繁密的形象，毕现了所描绘事物的本相，深化了读者感受的程度。正如钱钟书所说：“诗中之博依繁喻，乃如四面围攻，八音交响，群轻折轴，累土为山，积渐而高，力久而入。”（《管锥编》）

又如苏轼的《百步洪》诗在形容船行的迅疾时这样写道：“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了七个比喻，不仅将轻舟在急流中飞速行驶的情景生动形象地展示在读者眼前，而且也给予读者一种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妙感。

不过，尽管苏轼诗“连用七喻，实古所未有”（赵翼《瓯北诗话》），但只要我们作苛刻批评的话，就可以指出，苏轼在喻体的形象与形象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这一缺憾，在贺铸的《青玉案》词中得到了克服。其词云：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此词乃是借美人不遇寄寓自己失意的情怀。下片，词人在翘首引盼和痛苦的绝望中发出凄苦的低问：“试问闲愁都几许？”在作答时，词人连用了三个比喻：“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结尾博依繁喻的手段，不仅加深加厚了愁的感人力量，而且由于这些喻体形象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了一幅江南梅雨时节的风景图。一片风景，一种心情，芳草萋萋，飞絮蒙蒙，细雨纷纷，何尝不是他郁黯心情的表露？他的“闲愁”也如迷漫天地的梅子烟雨一般，无边无际地梭织着，使他无法逃遁，无法挣脱，这时昏暗的暮色又渐近渐浓。在凄苦之景的重重包围之中，他的生命似乎也已窒息了。

周济曾云：“方回于言情中布景，故秾至。”（《宋四家词选》）这些比喻便可看出贺铸的熔景入情之妙。难怪黄庭坚要写诗叹赏：“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寄贺方回》）

在运用比喻的过程中，有两种情况是必须要引起注意的，一是设喻粗鄙，一是比拟不伦。先说设喻粗鄙。如《太平广记》卷二五八引北齐高敖曹的《杂诗》：

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其一）

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其三）

这两首诗句句取譬，我们不能说这些比喻的本体与喻体之间毫不相类，也不能说这些比喻缺乏想象与新奇，可我们读来实在是感到俗不可耐，其原因即在设喻之粗鄙不堪。类此例子还不少见，如《北梦琐言》载包贺断句“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靸鞋”“棹摇船掠鬓，风动水槌胸”；《杨文公谈苑》载朱贞白咏月“八月十五夜，一似没柄扇”；《野获编》载周如斗、胡宗宪联句“瓶倒壶撒溺”；《柳南随笔》载某禅师雪诗“天公大吐痰”；《樵说》载某仿李白诗“小时不识雨，只当天下痢”，等等。

这些诗句虽不能排除好事者托以成之，但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因为有不少名家亦每有此弊。如陈陶的《海昌望月》诗中有这样四句：

重轮运时节，三五不自由。拟抛云上锅，欲搂天边球。

以“云上锅”“天边球”来比喻空中明月，有何诗趣可言？这位写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陇西行》）名句的诗人，竟会作出如此粗鄙的比喻，着实让人有些意外。

再看苏轼的《新城道中二首》之一：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这首诗用轻松活泼的笔调抒写自己旅途中的愉悦心情。可第二联的以“絮帽”（老人戴的帽子）喻“岭上晴云”，以“铜钲”（敲打的铜锣）喻“树头初日”，用笔近于轻佻，取譬也毫无雅趣，同时这两个词在诗中让人明显地感到与全诗的氛围、情调格格不入。所以纪昀评苏诗，于此联曰：“三四自恶，不必曲为之讳”（《瀛奎律髓刊误》）。

再说比拟不伦。比喻的运用有个前提，即无论是喻与被喻的两个事物的差别多大，其间总要有一根可以联结的纽带。有了这根纽带，比喻才贴切，诗意才形成。但这个前提，往往被一些诗人所忽视。试看王安石的《落星寺》诗：

窣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

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

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

胜概唯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

诗的尾联告诉我们，作者登临落星寺，颇有感慨，故借诗抒情。次句的“酒杯”二字是对远望中的长江所下的比喻。有王安石诗选在解释此句时说，李贺《梦天》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与之“是同类性质的比喻”。实际上这两个设喻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说在天上看海，海水像似杯中泻，很生动贴切；而说长江像酒杯，则不伦不类了。长江既然有“万里”之长，则何以能用“酒杯”取臂？为此我们很怀疑，诗人当时是否真有身处其境的感受。就诗的设喻来说，两个事物之间仅仅有某个关联点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到设喻与物性之间是否合情，是否和谐。

黄庭坚的《春雪呈张仲谋》诗，就是因未能考虑到比喻双方的和谐，故给人以强取类比之感。其首联云：

暮雪霏霏若撒盐，须知千陇麦纤纤。

雪与盐在形状、颜色方面很接近，所以从某些特定角度看，咏雪以盐喻是可行的，如苏辙诗句“云覆南山初半岭，风干东海尽成盐”（《次韵子瞻赋雪》）。而黄庭坚此诗乃是状“霏霏”暮雪，因此用“撒盐”比拟便与物性不谐。《世说新语》中有个咏雪故事，一日谢安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便出题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蕴曰：“未若柳絮因风起。”两者高下自明。故苏轼有云：“柳絮才高不道盐。”（《谢人见和前篇二首》之一）不知诗才颇高的黄庭坚何以还会袭用如此拙劣的比喻。尽管比喻都不免是跛足的，但总要能站得住、跨得出才行。刘勰说得好：“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文心雕龙·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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