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末至元，何基、王柏崛起于吕祖谦东莱之学衰落之际，金履祥、许谦继之，递相师承，学者称“金华四先生”，又称“北山四先生”。四先生作为朱子嫡传，何基“确守师说”，余三家则继朱子之志，鉴取吕学，研讨经史，重于文献，实已构成朱子学脉之变，浙学由此复兴。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因此称金履祥为“浙学之中兴”（《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清道光间何绍基重刊本）。

朱子为本兼取东莱

论语三则（论语三则文言文翻译）

金华为东莱讲学之邦，四先生转承朱学之统，亦自有故。何基弱冠随父伯慧宦游临川，适黄榦为令，遂得师事之。黄榦首教以“为学须先办得真实心地，刻苦工夫”，临别告以“但读熟《四书》，使胸次浃洽，道理自见”。何基“终身服习，不敢顷刻忘也”（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状》，《何北山先生遗集》卷四，《金华丛书》本）。王柏年逾三十，从学何基，得“立志居敬”之旨，自是发愤。履祥年二十三从王柏受业，王柏即教以“立志居敬”，读书“自《四书》始”。继由王柏之介进于何基之门。履祥年七十讲道兰江，许谦始来就学，年已三十一。吴师道《祭许征君益之文》云：“呜呼紫阳！朱子之传，其在吾乡，曰何与王。传之仁山，以及于公，其道弥光。”（《吴礼部文集》卷二十，《金华丛书》本）

吕学虽衰，然丽泽诸儒沾溉犹深，故自王柏以下，返本溯源，遂成学朱为主，参诸吕学的格局。这一变化自王柏始。按叶由庚《王鲁斋先生圹志》，王柏家学出于吕氏，祖师愈从杨时受《易》《论语》，后与吕祖谦、朱熹、张栻游。父王瀚与其叔季执经问难于吕、朱之门，世其家学。王柏早孤，三十而后“始知家学授受之原”（《鲁斋王文宪公文集》附录，《金华丛书》本），从学何基，以朱学为本，然好参诸吕学。金履祥、许谦承之。

朱、吕之学，有同有异。概言之，吕学主于经史不分，《五经》与史学皆擅；近接北宋理学，远采汉儒考据训诂，并重义理、考据；博收广揽，以文献见长，讲求通贯；重于用实，揆古用今。吕祖谦与陈亮等人好读史，学问“博杂”，朱熹深有不满，指为“浙学”习气。王、金、许三家标榜朱子嫡脉，不明言取则于吕学。然论其学，当察言观行，考录实迹，始得真实全貌。三家好《五经》不减《四书》，既重性理探求，复事训诂考据；朱子不喜学者好史，三家未尽遵行；朱子不喜浙学“博杂”，三家贯通经史，喜辑文献；朱子不喜浙人好言“事功”，三家颇负经济之略，欲出所学措诸政事。史学、考据为东莱所长，朱子所短。三家取朱子性理之长，去其所短，兼师东莱，遂精于史学、考据。

三家援训诂考据治《四书》《五经》，得力于吕学尤多。其好“标抹点书”，即传东莱文献之学。东莱标抹点校之书，如《仪礼》《汉书》《史记》《资治通鉴》，久为士林所重。吴师道屡言四先生“标抹点书”乃鉴用东莱之法。《请传习许益之先生点书公文》：“当职生长金华，闻标抹点书之法，始自东莱吕成公。”（《吴礼部文集》卷二十）《题程敬叔读书工程后》：“盖自东莱吕成公用工诸书，点正句读，加以标抹，后儒因之，北山何先生基子恭、鲁斋王先生柏会之俱用其法”，“金、张亦皆有所点书，其渊源有自来矣。”（《吴礼部文集》卷十七）全祖望称王应麟承东莱文献之学，为“明招之大宗”。就文献言，王、金、许亦得东莱之传。

四先生缘何不明言取径东莱，今蠡测之，盖有数因：一则，重于师承，称说师门，但言朱子，不言其他。二则，丽泽诸儒治经，辑讨文献，或疏于性理求索，四先生以明道为先务，笃信朱子问学要义。三则，朱子批评浙人“好功利”，四先生颇警醒，关注世用而不急功求利。其不标举吕学，或有此故。

四先生之学以朱子为本，参诸东莱，朱、吕互为表里。数百年来，学者多只认四先生为朱子世適。近年来，笔者昌言“浙学复兴”，强调四先生兼传吕学，诸论始有所改观。

确守师说要归于是

四先生递相师传，百余年间其说亦有前后变化。兼采吕学，即是自王柏后一大变化。另一显著变化，即从“确守师说”到愿为“朱子之忠臣”，笃于求是。

何基之学，立志以定本，恭敬以持志，力学以致知，笃守朱、黄之传，虚心体察，不欲参以己意，不以立异为高。黄宗羲因此说：“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北山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黄百家《金华学案》，见《宋元学案》稿本）

王柏问学，好探朱子发端未竟之义，考订索隐朱子所未及，视此为继朱子之志。叶由庚《圹志》说：“凡文公发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决，与夫诸儒先开明之所未及者，莫不该摄融会，权衡裁断，以复经传之旧”，“上自羲画，下逮鲁经，莫不索隐精订，以还道经之旧，以承考亭之志，确乎其任道之勇也！”金履祥为王柏鼓动，重于求是，欲为“朱子之忠臣”。《论孟集注考证跋》说：“或疑此书不无微牾者，既是再考，岂能免此？但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尔。”（《孟子集注考证》，《率祖堂丛书》本）许谦敷说义理，力求归于平实，考据训诂，“要归于是”。黄溍《白云许先生墓志铭》说：“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每诵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要归于是而已。”（《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二，元刻本）

四先生之学，从何基“确守师说”，到王柏“继朱子之志”，再到金履祥、许谦“要归于是”，此其前后一大变化。

汉宋互参研经通史

何基“确守师说”，讲学著述，毋主先入，毋师己意，虚心体察，述自得之意，名其著述曰“发挥”。自王柏以下，虽力戒先入之见，然欲为一世通儒，折衷群言，出入经史，索隐朱子发端未竟之义，考订朱子未及之书，不苟同先儒之见，且倚重训诂考据，已不能不与何基有异。王柏考订群书，叶由庚《圹志》称“无一书一集，不加标注，于《四书》《通鉴纲目》，精之又精”。金履祥作《论孟集注考证》，补朱子《集注》所未备，增释事物名数，撰《尚书表注》，析义理之微，考正文字之误。许谦《上刘约斋书》云：“其为学也，于书无所不读，而融会于《四书》，贯穿于《六经》”，“可谓一世通儒。”（《许白云先生文集》卷三，明成化二年陈相刻本）许谦追步王、金，所著《诗集传名物钞》《读书丛说》《读四书丛说》，考订索隐，补先儒所未备，存其逸义，而终以己意。在三家看来，著述惟求是求真，乃可“继朱子之志”。

四先生长于《四书》学，自王柏以下，经史贯通，重于文献。历来论四先生，大都明其传朱子之统，讲说性理，至于自王柏以下兼采东莱史学，重于文献，则鲜有讨论。三家研史与治经相发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向吕祖谦代表的浙学传统的回归。王柏标注《通鉴纲目》，有《续国语》四十卷等史著数百卷。金履祥《尚书表注》经史互证，探求义理，综概事迹，考正文字。所撰《通鉴前编》十八卷亦取此义，取材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考订辨误。其《通鉴前编序》云：“今本之以经，翼之以史子传记，附之以诸家之论。且考其系年之故，解其辞事，辨其疑误。如东莱吕氏《大事记》，而不敢尽仿其例。”（《通鉴前编》，元刻明递修本）朱子编《通鉴纲目》，考订嫌于疏浅。东莱邃于史，《大事纪》颇有史裁。如《四库提要》所说：“当时讲学之家，惟祖谦博通史传，不专言性命”，“凡《史》《汉》同异，及《通鉴》得失，皆缕析而详辨之。又于名物象数旁见侧出者，并推阐贯通，夹注句下。”履祥取法《大事纪》，第不尽仿其例。即经史不分言，履祥较王柏更近于东莱。许谦校刊《通鉴前编》，亦重于研史，所著有《观史治忽几微》。三家以史翼经，与东莱史学有相通处，然相较东莱经史并重，仍有分有合。

明初以来有关四先生的认识，深受各时代学术风气影响，清初以后学者又颇沿袭《宋元学案》之说，以迄于今，皆不免其历史局限性，误解多有之。四先生作为宋末至元代的学术主流，学术思想值得深入发覆，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也应重作考量。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李圣华姜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