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军找借口攻击了中国军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在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下消极抗战，任由日本侵略者烧杀抢夺，是中国抗日历史上耻辱的一幕。而才过了四个月不到的时间，日本侵略者故技重施。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犯上海闸北，中国的第十九路军官兵不顾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拿起刀枪奋起抵抗，这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

樊振先生在《第三党策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认为：“战事爆发后，蒋介石、汪精卫既不发兵增援，反想借日军之手消灭第十九路军，并且派出黄埔嫡系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到上海监视第十九路军，计划在该部失败以后，准备接防。”

日本侵略者借口“和尚事件”，来发动战争。所谓的和尚事件就是1932年1月18日午后4时，日本日莲宗僧侣2名（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信徒3人（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化缘，敲鼓念经，厂内义勇军数十人上前拦截盘查。结果，僧侣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2人重伤。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

一二八事变一支由250多人组成的什么队伍（一二八事变对什么发动进攻）

事件发生后，上海日侨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1月20日凌晨2时，青年同志会成员前往三友实业社放火，引发混战，上海工部局发布戒严令。1月28日，中日两国军队交战，一二八事变爆发。

实际上在这件事在后面得到了解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说道：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佐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煽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

战争爆发后，当时的第19路军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次日天刚亮，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直接发起猛攻，飞机也不断地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国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为了对付敌人的装甲车集中了所有的手榴弹，组织敢死队突击炸毁，接连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到了十点左右，日军用手榴弹攻击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一场大会使得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之后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企图占领上海北站。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如果失去了北站意味着闸北也岌岌可危。但是由于火力的悬殊，守军最后还是退出了北站。

于是到了下午五点左右，第156旅主力支援战斗，一鼓作气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甚至把战火推进到了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

过了不久一直观战的英、美国领事出面调停，日军退回租界，中国军队由现有防地后撤两千米，缓冲区由中立国军队代为巡逻。中方代表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当即表示接受，日方代表并没有当场给答复，但是后面也达成了协议。

当然双方特别是国民政府知道这次的调停是缓兵之计而已，果然日军在之后增加了大量的兵力，日本巡洋舰“龙田号”统率驱逐舰4艘，于次日抵达上海黄浦码头登陆，还有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批军火。

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搭载第一航空队约30架飞机抵达上海。下午4时，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及水雷舰4艘载着2000多陆战队员抵达。

2月1日，日本邮轮“照国丸”同525名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抵达上海。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第一遣外舰队之外的舰船投入战斗。

一切准备就绪的日本军在2月3日再次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但是仍被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击败。次日再次发起猛烈的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但是中国军队的身体依旧挡住了日本人的野心，使得他们不得前进一步。

随着战事的失利，日本内阁决定派遣陆军战队，如此以来上海的日本海陆空军已经多达上万人，即便是如此，他们的进攻依旧无效，均被我击退。

连日的进攻失利让日本侵略者跳脚，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九师团带兵进攻上海，于是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近七十门，飞机60多架，此外还有数十艘舰艇在吴淞口。

虽然我方节节胜利，但是国民党内部的主和派占大头，何应钦先后派出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军政部次长陈仪与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商谈停战事宜，蒋介石也觉得“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

植田在13日就放出话说“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到了18日，又向蔡廷锴等人下了最后通牒，“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20公里地区以外……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蒋介石气得鼻子都歪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何物倭寇，其不知中国尚有人耳。”

很明显这样的话是得不到好脸色的，蔡廷锴直接下令开炮作为回应。

气急败坏的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但是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战法，都被防守的中国军人无情地击退，更戏剧性的是闸北的上千名日军和十多辆坦克被地雷给收拾了。到了2月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攻击，这次的战斗很惨烈，中日双方伤亡多人，战斗延至23日黎明，日军试图包抄江湾镇都被打回去了，多次冲锋之后少佐空闲升和数百名士兵都被俘虏，日军最终不支溃败。

没有达到目的的日本人肯定不会这么就算了，于是他们决定在主力第9师团抵达上海后再次发起总攻。2月20日拂晓，出动了十多架飞机不断在庙行阵地上轰炸，海军舰炮和陆军重炮也对阵地猛击。中午，日军三千人向国军发起攻击，打响了庙行战役。经过3小时的激战，损失惨重的日军逐渐失去战斗能力，不得不退回阵地。之后又有2000余人向小场庙、金家塘阵地进攻又被击退。于是他们不得不结束攻击，仅用海陆炮火继续轰击，企图摧毁国军工事及有生力量。

次日日军炮火继续向庙行第五军88师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数千步兵向严家宅、庙行镇发起进攻，被国军523、524团官兵打败，在南麦家宅、竹园墩、小场庙、严家宅不断发动全线进攻的日军也被523、524、527团击退。

2月22日，日军第九师团倾巢出动，国民军在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痛击了日军，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史称“庙行大捷”。

虽然我方节节胜利，但是国民党内部的主和派占大头，何应钦先后派出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军政部次长陈仪与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商谈停战事宜，蒋介石也觉得“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

打到三月下旬国际联合会促使中日正式会谈，中方明确反对日方提出的创立上海自由港、扩充租界、设立缓冲区等无理要求，终于到了5月5日，签订《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昆山、苏州一线。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代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