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246）】1941年，毛泽东48岁。

对于蔡元培，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上一篇所讲的改造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以及在五四运动中保护学生的事迹。但对于他促成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活动，多数人就不甚了了了。下面继续讲蔡元培不为人熟知的一面。

北大红楼里蔡元培半身像：

邵飘萍

1919年5月初，北京各报盛传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北大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万分不安。蔡元培校长把他的担忧和获知的信息及时与学生们分享，据参加“五四”爱国游行的北大哲学系学生何思源回忆说：

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

5月3日，蔡元培从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得知，钱能训内阁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让他们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据当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的叶景莘在1948年撰文说：

（那时）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五月三日，林长民（按：林为当时外交委员会事务长）获悉：国务院己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

蔡元培听说后，立即告诉了持坚决反日立场的《国民》杂志社北大学生许德珩，以及北大《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学生。

许德珩当即约集在北大《国民》杂志社内的各校学生代表，到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决定5月3日当天晚上，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次日，五四运动爆发，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蔡元培多方奔走营救。5月8日，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镇压，提交辞呈，并于9日离京。

蔡元培辞职引发更大抗议浪潮。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社会各界发起挽留蔡校长的行动。

“挽蔡斗争”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最后于9月取得胜利。

蔡元培主张“学术救国”，并不赞同学生们直接参加政治，认为这不利于北京大学的发展。但当五四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磅礴万钧的爱国运动时，他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彰显蔡元培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赞成激进革命。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他有着独特的贡献。

首先，他为中共早期领袖人物提供了舞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李二人，都是蔡元培引进北大。

李大钊留学日本，没有获得大学文凭。他在日本读大学期间，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被学校除名。回国后，李大钊一直在为章士钊的报纸写稿。章士钊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不想干了，推荐李大钊接任。蔡元培就任命李大钊做图书馆主任。在这个岗位上，李大钊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一大”召开时，共有50多位党员，北大有14位。

毛泽东等人第一次来北京，为了谋生，写信给蔡元培，请求做个清洁工人。蔡元培却直接安排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馆的书记职务。毛泽东在北大积极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等新派人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其次，蔡元培支持北大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

当时社会上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抱有偏见的。但在北京大学，蔡元培在学术自由旗帜下，公开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进步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何孟宏（即何孟雄）、刘仁静、罗章龙等十九人，成立了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同意把启事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应邀出席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讲话，还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

1929年，蔡元培在为李季著《马克思传》写的序文中表示：

“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

1933年，他参加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呼吁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

红楼里蔡元培的办公室：

蔡元培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虽然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但对于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并不赞成。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于1920年至1921年和1923年至1926年，两次出国考察教育。1926年回国后不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1927年“四一二”前，蔡元培站到蒋介石的阵营里。

他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并称“四大元老”。蔡元培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分，主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列名附和清共。

1934年1月间，香港《平民日报》载有《辽海梦回室笔记录》一文，在“蒋中正与四老之离合”一节，称“蔡一方面徇吴与李石曾等之情，一方面又欲予共党以缓冲，乃列名弹劾书中，而请暂予共党分子以看管，固不许拥有兵权者之随意加以诛戮囚辱也。其后杨虎奉草头（按：指蒋介石）命在沪大杀青年，蔡尝激烈与争，诚不愧书生本色矣。”

蔡元培写下这样批语：“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著。”这表明他不回避自己在此事上应负之责任，同时包含了对此事的内疚自责之意。

蔡元培逐步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后，很快回到民主革命立场上来。蔡元培曾对鲁迅感叹道：国民党为了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愤于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反动政策，不顾白色恐怖，参与保障人权事业。他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杨开慧、胡也频、丁玲、潘梓年、罗登贤、陈赓、廖承志、侯外庐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人员牛兰夫妇等人。

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于杨杏佛被害，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停止，蔡元培仍以个人的力量尽力为之。瞿秋白被捕后，蔡元培在国民党高级人员会议上反对杀害瞿秋白。1936年10月，蔡元培不顾反动当局压力，与宋庆龄等主持了鲁迅的丧葬，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推动《鲁迅全集》的出版。

蔡元培在晚年也为推动抗战，促进国共合作作出了贡献。1937年全面抗战后，蔡元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蔡元培移居香港。

共产党一直对蔡元培抱有深深的敬意。1940年2月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蔡元培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何香凝、宋庆龄、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表达对蔡元培的尊敬和推重。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正式发唁电，说他“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并派廖承志专程前去吊唁。

4月14日，延安各界千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大会。毛泽东送了题为“老成凋谢”的挽联，周恩来撰写的挽联为：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大会通过的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概括蔡元培一生的历史功绩：

先生清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材，兼收并蓄，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士，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阻。七七抗战以来，先生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诫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

其中深意，尤其是今日吠日之宵小所能理解！

参考文献：

梁柱：《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高校理论战线》2008,(07)

张家康：《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纵览》，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