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立波

（一）、顺治学业先天不足，后天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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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六年，年轻的顺治福临高僧木陈忞聊起了过去的学习情况。

福临不无遗憾地感叹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北游集》

福临在继位之初，地位相当敏感，在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位摄政王的掌控下，能否顺利长大成人都是一个问题。督察院长官满达海等人上书，建议多尔衮对福临进行教育培养：“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幼冲，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多尔衮虽然未明确反对，却敷衍说：“上（福临）方冲幼，尚需迟一二年。”

顺治画像

顺治元年（1644），小皇帝福临同多尔衮一道入京。没几天，户科给事中郝杰又上疏为福临开设经筵“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以让福临接受正规教育。多尔衮再次以顺治名义降旨说：“请开经筵……有裨新政，俟次第举行。”就是百般拖延，不让福临读书。有谁想到，名义上的清朝皇帝，却连基本的“入学”问题都解决不了。第二年，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有奏请顺治读书，认为自古帝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而且“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多尔衮对他们的奏章不予理睬，以此可知，多尔衮对福临教育拖着不办掩藏着最终取而代之的目的。福临九岁那年，三十多岁的多尔衮猝然死亡，让福临脱离了多尔衮的掌控，开始获得了学习的权力。

顺治和达赖喇嘛

从十四岁亲政开始，顺治还在恶补小时“失学”造成的学业荒废，僧人木陈忞形容顺治这段努力读书场景：“由是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木陈忞还记了一件顺治读书的往事。有一次，内侍抱了一大堆书，约有几十本，福临对他说：“此朕读过底书，请老和尚看看。”木陈忞一看都是《《史记》、《左转》、《离骚》以及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经典书籍，还有元代著作“无不毕备”。此外顺治对历代君王多与臣下沟通品评，当群臣一致认为唐太宗是明君时，顺治却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祥，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

顺治笔墨

此外，顺治很喜欢对《水浒传》、《西厢记》的点评，还向外界打听金圣叹，可知读书非常庞杂。顺治多才多艺，写诗绘画无所不通。在其去世多年后，礼部尚书王崇简看到顺治画的山水小幅感慨地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最后由衷赞美说：“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连倪瓒和黄公望有的地方都比不上，真是天纵之才。”顺治由于早年被多尔衮阻止读书学习，在亲政后发奋努力，不得不说是一位勤劳学习，天资聪颖的清代一流人物。

（二）、康熙前卫，擅长西方天文、医药、音乐文化。

1692年的2月2日，康熙召集众大臣在乾清宫门前观测日影。

在新年刚过，康熙组织了一次“学术”活动，并讲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内容，如数学和音律的关系，圆周率、日影怎样观测，和正午时分日影大概多长等等。观测日影时，大臣们在一旁等候，到了中午，日影果然如康熙预测的那样。王熙称赞说：“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张玉书称颂说：“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以前学识浅陋，固守陈言，而不知其迷惑也。”康熙的学术眼光在当时非常前卫，在天文方面，他对大臣说：“朕留心，而西法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间，久而不能无差。今年夏至，钦天监走闻午正三刻，朕喜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华东录》。

康熙画像

学习西方知识开始于康熙登基的第七年，南怀仁等传教士给他编纂了《西方答问》、《御览西方要纪》等西方专业知识的启蒙课本。在集中学习西方知识方面，康熙拜南怀仁为师，“帝虽年幼，甚明敏，好学不倦，尤酷嗜西学。日召怀仁入内廷，如是凡五月。辙留之终日，使之讲授数学、天文。”数学家梅文鼎向康熙递交他的《历算疑问》一书，康熙看后自信地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清史稿》。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研究，康熙对其所呈递历算研究成果给予了学术肯定：”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梅文鼎传》，以此可见，康熙的数学修为堪称大师级别。除此之外，康熙还跟随利玛窦神父学习《几何》，和西方哲学、风俗音乐等，可见康熙对西方学问的确痴迷。

传教士南怀仁

康熙曾感慨地说其学习西方知识的原因：“尔等惟知朕算数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清圣祖实录》

康熙五十二年（1713），老皇帝康熙兴致很高，因为一个叫德理格的传教士把一小管琴献给他，并当面演奏。这已经不是康熙第一次接触西洋乐器。法国传教士南广国也曾为康熙制造乐器，并对当时宫中所存有的西洋乐器一一为康熙进行表演，“有内造西洋铁丝琴（钢琴），弦一百二十根，上亲抚《普唵咒》一曲《高士奇蓬善密记》，由此可见康熙对西洋乐器不仅不陌生，而且能够弹奏完整曲目，没想到，厚厚的宫墙竟然飘荡起西方乐器弹奏出的中国风，而这个弹奏者竟然是大清的康熙皇帝。

（三）、雍正书法精妙，骑射不行。

雍正登基不久的一天，给镇国将军的奏折上批示说：“你的这一本书内之言，皆朕孩堤时背诵之文，并非神奇众人不会奥妙之学。著你作速悄悄销毁，勿令人看后讥笑。”又对他说：“心可取而学问识见不及”，对臣下学问粗陋的嘲弄，可见雍正对学问非常自负。

清世宗雍正帝

到了青年时代诸位兄弟间的开启了残酷竞争，胤禛故意终日醉心佛学典籍，参禅问道，给让大家以为其对皇位没有兴趣。自称“天下第一闲人”，还亲自编辑《悦心集》，使得在康熙眼中里，这个皇子恪守礼法，心性淡泊，给雍正留下了孝顺懂事的印象。

雍正的学识根底较为扎实这与其父康熙非常重视儿子们学业有着根本原因。康熙在如何培养儿子教育问题上煞费苦心，给儿子们找到当时学问和操守最好的老师，胤禛作为其四阿哥是主要参与者和受益人。他从小便学习满文和汉文，后来还曾回忆自己小时的学习生活：“幼承庭训，时习简编”。

雍正对学问依旧孜孜以求，为了“敷政宁人”，通过举行经筵，提高当学习和管理水平。他能把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并能提出新的见解，他反感那些咬文嚼字的腐儒。有一次科考，主考官出了“士人当有礼义廉耻”，看后对此非常不满，批评如此题目显然“识量狭隘”，是老生常谈的试题，接着雍正亲自大篇幅阐述了儒家典籍的一些新观点。大学士张廷玉对雍正的见地表示非常佩服：“皇上学宗洙泗，治协唐虞，内圣外王，万殊一本，圣训精微，臣等不胜钦佩。”

雍正经常能将深奥的理论潜移默化成生动易于理解的字句，给河南巡抚奏折上批示写到：“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宣圣所以听言必观行也。积年老吏之习，不合封疆重任之体，总要规模宏阔，志虑精白，不屑屑于市恩避怨，方为无忝厥职”《朱批谕旨》。

雍正对于官员面试后的批示

雍正日理万机之中，亲自写了近千万字的批示，这种工作量，为历代皇帝中罕有，同时也说明了他勤政的一个佐证。他的朱批少则几个字，多则上千言，往往是一挥而就。通过遗留下来的档案，可以看到他书写整洁，文字流畅，偶尔有口语，很少涂抹。他很自负书法造诣，有时在臣下的批折上戏称：“灯下乱写来，莫哂字丑”、“灯下写的笑话字了。”

雍正非常在意自己的书法水平，曾亲自写了一副康熙的景陵碑匾，又让亲王和一个善长书法的翰林，各写一副，再召集群臣品评，他解释说：“放学御书，常荷嘉奖”，并颇为不好意思地表达：“非欲自耀己长”。自负之情可见一斑。

雍正行乐图

自身软实力的不断提高，他经常把自己同其父康熙进行比较，也颇为谦虚说事事不如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上是其最大长处。在登基的第五年，他还在说：“朕年已五十，于事务经练甚多，加以勤于政事，早夜孜孜，凡是非曲直尚有定见，不致为浮言所动”《雍正朝起居注》。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对雍正的才情给予了热烈称赞：“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赞扬不值。而批臣下之折，尤有趣味，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明，可谓非常之才矣”《清室外纪》。

从综合素质上，雍正对自骑射武功非常不满意，对此不无遗憾地说：“皇考六十年来所行之事，朕力能效法者无不遵奉施行，其力所不能者，则待朕勉励于他日……皇考神武天授，挽强贯札之能超越千古，众蒙古见之，无不惊服，而朕之技射不及皇考矣”《世宗实录》。

雍正行乐图

在性格上，雍正是多面人格，同时还是个急性子，做事风风火火。他曾说其父告诫他遇到事情要“戒急用忍”为此还写成字幅挂在书斋。登基的第二年，他对辅国公阿布兰的错误使用检讨自己，说没有详查而急于启用阿布兰，及其犯罪又不能隐忍，就是没有实现“戒急用忍”《雍正朝起居注》。雍正的综合修养为清代皇帝上乘，其勤政的力度也均为前列，如同一台孜孜不倦的机器高负荷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