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内容聊到，随着人群的流动，黑死病蔓延到了整个欧洲，那么中世纪的欧洲，究竟是如何应对这一恐怖灾难的呢？灾难为何会愈演愈烈？为何会出现鞭笞者运动？本期内容带您进入这一段欧洲至暗时代，抛去那些他们认知不合理的成分，去感受人类对黑死病不屈不挠的斗争。

欧洲黑死病（欧洲黑死病持续了多久）

由于对医学认知不足，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人民，对黑死病成因的解释有两大绝对标准，一个是教会所设立的神学标准，另外一个是教会监管下的医学标准。

在神学标准下，上帝“万能”的，他们将瘟疫解释为上帝对民众的惩罚，这就是＂天谴论＂，所以扭转这场瘟疫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上帝求助。基于官方教会对黑死病的这种认知，在教皇的授权下，各教区采取了以悔罪过为主题的防治措施。欧洲各教会积极努力地，引导人民祈祷、忏悔，用这种抚慰心灵的方式，来稳定社会秩序。然而这些行为的初衷是好的，但这些集体忏悔活动，导致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不仅没有减少黑死病的传播，反而加速了黑死病在聚集人群中的传播，使更多的人染上黑死病。

而另外一种医学标准，其实是基于古希腊的解释方式，用星象学、元素说来解说黑死病的成因。在这一标准下出现了四类“医生”，分别是内科医生、外科医生、理发师和药剂师，他们的医疗界限非常模糊，通常会跨界治疗，一般的疾病会用草药治疗，放血、拔火罐以及卧床休息等。但放血则是作为一种治百病的方法，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它源自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将人生命依赖的四种液体，对应于四种元素（空气，水、土和火），将人体生病解释为体液失衡，于是不管什么病都要放血，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在黑死病肆虐的时期，“医生们”为了“吓跑”瘟疫，以及避免被传染，他们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宽帽，嘴上套着长长的鸟嘴面具，露出两颗大大的空洞的眼睛，被称为“鸟嘴医生”。然而由于医学不发达，这群人不仅治不好黑死病，反而成为了催命死神。

随着黑死病势不可挡地肆虐欧洲，吞噬无数人的生命，人们面对死亡，感到恐惧、困惑和不知所措，当教会和“医生”都无力压制这场瘟疫之时，一些人终于开始了“自救”，他们开始寻找“病因”，个人救赎行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

如在英格兰，有人认为瘟疫的到来，与人们服装的改变有关，他们认为人们抛弃了传统的得体的服装风格，而去追求短的、紧的、开叉的服装是傲慢的，就是这些行为带来了不幸。与此同时，由于小孩体质偏弱，在黑死病中死亡较多，于是一些人将病因归类为小孩不服从父母，招惹了上帝的不喜欢等等。这些解释虽然荒谬，但给了人们想办法制服黑死病的“希望”。

与此同时，随着黑死病持续肆虐，一些人开始走向极端的道路，如在1348下半年，意大利猝然兴起了一场鞭笞者运动，如同瘟疫一般迅速传遍西欧。绝望之中，由于教会不起作用，一些人开始尝试自己向上帝祈祷，他们用不断自我鞭笞或相互鞭笞的方式，祈求造物主的宽恕。鞭笞者运动其实是产生于一种渴望，这个渴望是那个时代的教会所无法完全满足的，他们期待通过自己向上帝表达“意愿”。然而当这些都无法阻止瘟疫持续之时，他们走上了更加极端的道路，他们意在“替天行道”，以建事功，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屠犹行为。由于信仰不同，鞭笞者推波助澜地鼓吹，甚至污蔑犹太人“下毒”导致了这场瘟疫，这场运动致使数万犹太人被无端迫害。最终这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行动，引起了世俗政权的警觉，而被英国查理四世等国王联合镇压。但暴力终究不是解决瘟疫的办法，人类的理性终于开始萌动。

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瘟疫的源头是“腐败的空气”，以及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尸体、排泄物，并认为来自屠宰房、制革车间的臭气，是污染空气的重要原因，只要把这些污染空气的源头彻底清理，就可以实际地抵制黑死病。人们开始相信瘟疫传播速度之快，完全是一种相互感染的结果，不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且可以通过人与物的传播，但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想法，如有人认为用眼睛看同样能够造成传播，而这些观念又开始反哺欧洲社会，开始影响医生群体。

虽然当时的医生大部分都是教士，受到教会上帝干预的影响，但终究有一部分人拥有理性，给欧洲人民提供了许多方法。医生告诫人们居住要避开风的低洼处，避开沼泽地等等，潮湿容易导致虫类的滋生，这些建议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令人惊讶的是，有的医生们认识到，一个人的心情也与疾病有关系，他们教导人们平和的心境，是抵御瘟疫的良好的武器。但由于认知有限，医生们还是提出了一些，不太合理的观念，如认为运动会让“毛孔”张开，增加有毒气体进入体内的机会等等。最后医生们还给人们，开出了最后的药方，制定了三个黄金法则，来躲避瘟疫“赶快逃出去，走得越远越好，不要急着回来”。

这些方法虽然在对付黑死病的传播方面，并没有太大用处，但这些措施给了人们一个积极的信念，而不是如同教会一样将病因归于上帝。讽刺的是，在医生的影响下，连教会都对自己采取的态度产生了怀疑，不但很多教士自作主张地逃跑了,而且教皇本人也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逃离了阿维农这座城市，到了瓦伦斯城镇附近避难，直到黑死病平息下来以后，他才回到阿维农。

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对隔离措施的认知，卫生的意识开始增强。如为了阻止黑死病的传播，威尼斯总督和议会派遣专人，在某一个地方建立许多站点，用来隔离从远方归来的船员，隔离期是40天，同时严格控制移民，违反者之船只则要被焚毁。另外，专门在远离城市的岛上设立新的墓地，集中埋葬那些因黑死病而死的人，而且要求埋葬的深度都要达到5英尺。再如告诫教士宣教时间要短，要早早地遣散会众，对于死者的床和衣服要销毁,并用熏香薰死者的房间，甚至出现了第一个公共卫生机关等等。

虽然这些颇具现代色彩的认识，对抵御当时突如其来的黑死病，并没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此时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老鼠和跳蚤才是瘟疫的真正源头。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把人们对瘟疫，以及瘟疫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人们开始认为瘟疫是由于城市拥挤，由于战争以及饥荒造成。再也没有出现迫害犹太人的事情，也没有了苦修者的鞭打游行，理性的思维终于成为了一种主流。

公元1353年，这段悲惨时期终于结束，虽然黑死病的消失原因尚存争议，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同疫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人类文明又一次在挫折中得以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