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名君按：早在去年想写黎昔非先生，也跟极富家乡情怀的黎虎教授多次交流。但今年一直埋头完善《梅州足球史话》一书没有精力，耽搁至今。等书完成，给黎虎教授发微信多次均未收到回复，打听后才惊闻他已经于7月6日仙逝！

翁文灏（翁文灏拼音）

回忆起这位学识渊博、人品如玉、在微信交流中像阳光一样明朗的教授，跟他交流根本没有年龄感，难以想象他的父母、家族曾经历尽沧桑。他在6月还发来新书的封面，让我这晚辈帮忙提提意见。然而再也收不到这位“80后”先生的微信回复了！痛惜！泪奔！作为后知后觉的晚辈，客名君愧之，恨不能让时间倒流，于是一口气集齐了黎虎先生的所有经典著作，以作怀念。

黎昔非先生故居（图片来源：黎虎教授）

从黎虎教授可以看出他的父母教育之卓越，其家族，正如他的祖屋楹联“积善馀庆，丕显家国”。今天写黎虎教授的父亲黎昔非先生。这是一位为中国新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却长期被历史忽视的客家名人。黎氏作为客家人的坚忍和智慧，竟然没被艰苦的生存环境磨掉，反而让今天的我们看起来感觉

黎昔非，民国抗日名刊《独立评论》的总经理，曾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独立评论》除编辑之外包括发行所有事务，使之发行全国并成为三十年代最具影响的政论刊物之一。

这位出身贫寒的客家子从兴宁走出追求学术梦想，考入北大研究院之后，在导师胡适邀请下主理刊物发行，经年累月促成一代名刊，却也因此挤占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七七事变后回到兴宁献身教育，在坎坷的时代桃李满园，并将四个子女培养成才，七十年代不幸蒙难，含冤去世。兴宁那个时代人才井喷，恐怕和黎昔非先生这批大才返乡执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人生经历

黎昔非（1902—1970），原名治邦，字展猷，生于广东兴宁市罗岗镇甘村（所以后来他曾经用笔名“甘村”），客家人。

他少时资质聪慧，勤奋好学，先后在兴宁大坪培桂斋私塾、罗岗霞岚村祥和补习馆学习，1922年春入学省立梅州中学。梅州中学师资优越，当时的课业是很繁重的，理科课本多是英文编成，黎昔非跟不上。他寄宿在梅中东门内的黎氏学堂，一下课就回去学习，也不参加梅中丰富的社团活动，养成了内向性格。

1926年7月，黎昔非争取了父母的同意和“祖尝”的支持，前往上海，因考期和教材缘故错过上海交大和东南大学理科，转而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文史系读文科。1929年春，他转学到中国公学大学部三年级就读，直至毕业，当时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

1930年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次年黎昔非考上北大国学部读研究生，考了文学系第一名，还上了报纸。胡适让他到北平图书馆看书，黎昔非一早开馆时过去，晚上闭馆方回，回去不是读《廿四史》，就是整理读书笔记，焚膏继晷地积累了扎实的国学基础。1931年春，以文学系第一名考取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在胡适及其他老师指导下钻研学问。

黎昔非以文学院第一名

考取北大研究生

1932年，胡适筹办《独立评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经理人。后来胡适觉得“昔非同学为人最为诚实，责任心特强，又有工作能力，担任《独立》的经理最合适了”。于是在1932年4月，胡适在生病住院期间，乘黎昔非和吴晗一同来看望自己的时机，邀请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后来在吴晗的说服之下，黎昔非终于应允。他一过去，就是几间空房子，连喝水都不方便。

1932年4月，在胡适再三邀请和吴晗的斡旋下，黎昔非忍痛暂停国学所的研究工作，出掌《独立评论》杂志，于5月出版创刊号。9月，与丁白清、陈菲村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文艺社，创办文艺刊物《昙花》半月刊，担任主编。

《独立评论》是一份中国现代政论杂志，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为周刊。胡适任主编，主要编辑人有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10余人。该刊头两年的经费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标榜"独立"精神，发刊词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1936年《独立评论》遭国民党当局查封，1937年4月复刊。这种不被当时政府看好的杂志，一个发行人的工作有多艰辛，难以想象。

据黎昔非在自传和其他一些材料中反映，他同意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原因有二：一是在主观上他希望能半工半读，对研究生学业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二是客观上胡适的地位、名望以及再三邀请使得黎昔非不得不接受这个“荣恩”。但是，他的初衷并不是放弃学业把这当一个正式工作。

这个经理人工作，起初黎昔非以为很简单，并且胡适最初还许诺过一阵子会让黎昔非回归学术研究。但后来黎昔非到岗后发现全程只有他一个人。于是他开启了长达五年的主理杂志时期。

周而复始，胡适把稿子编好后，黎昔非送印刷所，排出清样后，由黎昔非校对，校对好后送胡家中。编辑工作由胡适在每周一晚上在自己家中完成，常需要熬到凌晨三四点钟。胡同意后的稿件送到社里之后，余下的工作由黎昔非完成。

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的工作非常辛苦，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谈到黎昔非时说：“他从《独立评论》出版至抗日战争停刊时止都是他主持排印、发行工作。……他很忙，从来没有工夫去玩。”特别是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每周日都要往外送刊物，不少兴宁籍的大学生也来帮忙送。所以《独立评论》基本上就是兴宁人在背后支撑着它的发行。

尽管艰苦，黎昔非做事认真负责，让胡适根本不用操心除了总编之外的一切繁杂，这位导师舒服到三年不闻不问发行，忘了背后还有这么一个兀无穷年投入心血支撑的人。《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胡适在《又大一岁了》的纪念文章中，才特别表扬黎昔非说：“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这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

黎昔非在工作中

除了编辑，黎昔非包办了《独立评论》的一切业务，其忙碌和贡献可想而知。但在回报方面，胡适享用着学生的认真负责，却三年不度发行所，长期忽视黎昔非的学术梦想，不仅没有同意他多次回归学术的申请，对他的关照也远不及对罗尔纲、吴晗，并且他也只给黎昔非开一点微薄的薪水，仅够糊口。

遇到这种导师，即使敬佩，恐怕内心也是无奈且苦涩的。黎昔非的好友丁白清回忆：“我知道他当时非常痛苦，又不敢走，薪水只有三四十元，又不够用，我建议他：叫胡适介绍中学教员，教书兼职，他始终都不愿意这样做。”

黎昔非执掌《独立》时，他的中公同学罗尔纲大学本科毕业、吴晗则还是在读本科生，学历都没有李锡菲高。罗、吴二人常常与黎昔非碰撞一些学术思路。但三人性格不同。比如一次，吴晗与黎昔非在北海公园等候胡适，当远远看到胡适走过来的时候，吴晗迫不及待地奔上前去，边喊“先生！先生！”边急忙地去握胡适的手。而黎昔非呆在原地不动，直到胡适走过来，他才喊“先生”。但就这样内向的人，却以实际行动为导师撑起了一代名刊。

1931年，黎昔非在北京是读研究生，罗尔纲没有考上研究生，是应胡适之约做家事的，如教子课读、整理其父遗稿等，并在胡适指导下做些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后来，胡适又想推荐罗尔纲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文书职位，月薪120元，这在当时是待遇优厚且又体面的工作。可是罗尔纲想做研究工作，胡适又力排众议将其推荐入北大研究院考古室任研究助理，月薪60元。

黎昔非是考入北大研究院的，而胡适却将其“拉出来”去做《独立评论》的宣传、印刷、发行等烦琐的行政工作，且只给月薪30元（连投靠胡适的同乡章希吕在《独立评论》担任部分校对工作也有80元）。等到黎昔非1934年结婚，才涨了10元。

1933年，渴望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黎昔非还跟丁白清等几位同乡一起办过《昙华》文艺刊，成了一位作家，编辑、写稿、校对、发行全部自己负责，后来因精力应付维艰而中断。

这五年内，罗尔纲和吴晗则分别在太平天国史和明史的研究领域作出了成绩，可见黎昔非为了完成导师托付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数十年后罗尔纲（广西博白客家人）先生慨叹“是胡适欠了他的”。

在北平，黎昔非的志向是学术研究，并且目标高远。他写了四五万字的诗、史论著稿件，十几万字的小说。在中国公学、北大及《独立评论》期间，黎昔非完成了《诗经学史》及《诗地理考》后有一部研究《诗经》地理学的专注。

黎昔非本打算只干他半年至一年，完成论文就可以。没想到胡适一直拖延，以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代替的理由推却他的辞呈。黎昔非心中的无奈和痛苦，就这样持续了五年。五年中，繁忙的发行工作让杂志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他的学业却因此被耽误。

直到1937年春，他跟胡适提出暑假之后辞职《独立评论》了，准备申请北大研究员助理研究员，胡适才批准他的请辞，但胡适要求他拿出一篇论文来审查，说是“研究所需要”。黎昔非拿出《从“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通过了北大研究所行政会议审查，被正式聘用为助理研究员。

但很遗憾，未等他正式入职，七七事变发生。作为抗日杂志《独立评论》的经理，他除了烧掉有关文件之外，还不顾艰危，继续出版了《独立评论》第243期和最后一期244期，足见其勇气和恪尽职守。

之后他满怀家国悲愤，扮作小商人，带着妻子和两个男孩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南归故乡，奔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兴宁。因为过去薪水微博毫无积蓄，他们逃到汉口时已经身无分文，幸好罗尔纲夫人接济了他们20元。他在北平写的重要著作，在战乱中全部寄丢。

今天我们只能从他已经发表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他对古文及历史的博学和逻辑论证的缜密。例如他的《<采芑qǐ>时代的质疑》考证出这首诗的年代。《从“其军三单”说道古代兵农之分》，他排比了毛传、郑笺、孔疏、王肃、王夫之、曾钊、焦循等对“单”和“三单”的训释，指出其共同错误，足见作者对先秦历史、典籍和制度的熟悉。他学术功底的深厚，态度的认真勤奋，体现出一位卓越学者的治学态度。心血著作的丢失，对这样一位学者可谓是刻骨铭心之痛。

由于黎昔非与胡适及《独立评论》的特殊关系，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他背负一生的历史问题。

1938年至1944年，黎昔非在兴宁教了七年中学，先后任教于兴宁一中、二中、龙田中学。

1944年到1945年间，经闻一多先生介绍到昆明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工作。去昆明的路费也是从“祖尝”按一定利息借的。他在昆明如饥似渴地研究，撰写了《本草纲目之本草产地考释》，并开展《诗经》研究。

期间他给胡适发过去三封信，希望导师给他开证明，证明他曾经有过北大研究院的学历和助理研究员的资格，以申请大学教员职位，但胡适一直没有回复。1949年，他当年的同学罗尔纲已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师弟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红极一时。但生计困难的黎昔非却没有给他们去过一封信。

由于一直没有收到导师的回复，他只好从昆明返回老家兴宁，而同时入门的罗尔纲、吴晗因为有学术工作而被大学或研究所聘任。

黎昔非在云南工作的薪水仅够个人糊口，无法供养家庭。根据黎昔非子女的回忆，四十年代后期，他的妻小在兴宁因为长期无米下锅，差点饿死，而彼时黎昔非远在云南并不知晓。黎昔非的妻子是北京人，心地善良、勤劳贤惠，回到兴宁后竟然学会了种田、挑畚箕、养鱼、养猪、砻谷、踏米、晒番薯干、打黄粄、踏甜粄、做豆豉、煎煎堆、炙娘酒、腌腊味、酿豆腐等所有客家女子的家务活。并且她还曾在黑夜里翻越六七十里路到县里办事。

兴宁解放后，黎昔非在兴宁一中任语文教员和语文教研组组长直到去世。1938年2月至1944年11月，先后在兴宁一中、兴宁二中、龙田中学任教。

1945年间，经闻一多先生介绍，到昆明中国医药研究所史地部任助理研究员，编写了约5万字的《本草纲目之本产地考释》。昆明回来后，先后在兴宁二中、宁中中学、兴宁一中任教，直至逝世。

丕显围航拍图

他195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当选兴宁县第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1960年、1963年当选兴宁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兴宁县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第二、四届常委。1960年，光荣出席广东省第一届优秀教师代表会。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平反昭雪。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绍宾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文章，公布了一批吴晗致胡适的信件。这封1932年4月24日的信件中提及胡适邀黎昔非先生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的事，黎昔非因此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紧接着是灭顶之灾，被揪斗、抄家、隔离，在受尽三年凌辱和折磨之后，于1970年12月16日含冤逝世，让人扼腕叹息！

历史是有记忆的，这位内秀的兴宁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光芒也随着时间推移被作为历史学家们所发掘。除了在坎坷中为人处世的态度和高风亮节的品格，这位客家子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不倦的求学精神、和成功的子女教育。

子女教育

胡适对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的长期辛劳鲜有提及，这位借助刊物平台名噪天下的导师当众提起黎昔非的次数只有两次，一次是在三年后才想起，还有一次还把发行功劳放在另一个临时帮忙的人身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所以，很长的时间内，黎昔非这个名字默默无闻，无人记得这位在背后托举名刊的功臣。

黎昔非对此虽然痛苦，却并无怨言，也从未在背后讲过导师和同学，而是始终秉持着古代君子式的内心，一经托负，则忠人之事。但若遇人不淑，这会给他自己带来了痛苦和磨难。在磨难中，子女回忆他唯一有些像吐槽的一次，就是在兴宁悲愤地叹了一句“吾其惫矣！”

黎昔非的子女教育非常成功，应证了他的故居“丕显围”的楹联：“积善馀庆，丕显家国”。上联来自易经的《坤》卦，意思是先辈积善可以泽被后代，好的家风会对子女有深远的正面影响；下联则体现了关心家国的情怀，和正直高贵的节操。《易经》讲的是天道，在我们追溯历史人物的时候，天道就会在一个很长的时空给我们展现出来。

黎昔非先生的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骨子里的善良。黎昔非的夫人何昕也出自一个慈善之家，也是一位正直仁厚之人。父母言传身教，子女耳濡目染，秉承了良好的家风。

从儿子们的回忆重可以看到，黎昔非对子女的教育也是耐心却严格的，他与子女的沟通艺术是高超的。他尊重子女，耐心引导，用国学的智慧启迪子女。严格方面，他不仅要求子女正直、勤奋，还要求孩子要有格局和判断力。比如外交家儿子刚刚实习时，为了贴补家用，在工作之外作了一些翻译工作。黎昔非让他专注工作，不要为了赚钱而影响。

在衣食艰难的时代，黎昔非用自己丰富的中草药知识，自己研制一些药，并时常分享给贫苦的乡亲。他在云南工作时，他的一个儿子重病，用父亲研制的草药治愈。可惜他研究草药的论文没有留下来。

丕显围的新对联：丕承武烈、显耀文光

则体现了客家人崇文重武的传统

（图片来自：黎虎教授）

黎昔非在兴宁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时，当时很多孩子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向黎昔非先生求助，黎先生都替他担保缓交学费，担保的数额从黎先生的薪水中扣除。本来黎先生一家七口已经难以为继。但黎先生从来不催学生。

黎氏族人中有一位大嫂，拉扯两个女儿，其丈夫下南洋并在异国另外娶妻生子，每次族中分猪肉干，之分给有男丁的家庭，她和女儿们都没有份。这位大嫂愤愤不平时提到，平常借粮，只有黎昔非先生会从他家本已困难的口粮中，借米周济她们母女三人。黎先生为人宅心仁厚，足见一斑。

虽然一辈子历尽艰辛，黎昔非保持了高风亮节，并且靠自己努力获得渊博学识，回乡之后献身教育，桃李满园。黎昔非以毕生的奋斗精神、崇高品德和渊博学识，深深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子女。黎昔非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不同岗位上成了栋梁之材。

其长子黎导是著名翻译家、英语教育家、英国文学家，曾担任广州外语学院副院长。次子黎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三子黎鹗是外交家。黎导、黎虎兄弟两人一同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名录》。

长子黎导1935年12月生于北京。他于1955年入中山大学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1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西语专业进修英国文学史。1964至1966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撤销并与广州外国语学院合并，逐转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1984至1995年担任广州外国语学院院副院长。1974至1976年，曾在毛里求斯担任翻翻译工作。后又出访苏联、巴基斯坦、印、坦桑尼亚、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并与有关大学签署校际交流协办议。其主要要译著有:《四星将军》、《蓝色十字架》(花城出出版社)等。1992年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黎昔非的次子黎虎（1936年8月22日-2022年7月6日），从老家兴宁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黎虎长期从事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领域，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等学术体系。主要研究著作有：《魏晋南北朝史论》、《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国饮食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合著）、《先秦汉唐史论》、《夏商周史话》等；发表学术论文：《“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等。黎虎先生从事高等教育近半个世纪，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海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史学家。

黎昔非三子黎鹗是一位高级外交官。他1959年考入别境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1968年至1978年在柬埔寨王国驻华大使担任翻译，在工作中长期与西奴哈克等有所交往。1978年派往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任秘书兼新闻官员。

其长兄黎导在此之前的1974年-1976年间也曾在毛里求斯工作，兄弟二人先后出使同一国家，堪称一段佳话。1983年回国在外交部非洲司任一等秘书，负责中部非洲事务。1987年派往中国驻喀麦隆任研究室主任。1990年任命为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1991年回国任外交部地方外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负责全国外事工作。1998年任中国海地贸易发展代表。

2001年黎宏回到丕显围

黎昔非四子黎宏是经济师。他1964年毕业于汕头商业学校。1986年担任汕头粮食局副局长，1986年至1990年兼任汕头市粮食中专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黎昔非的小女儿黎纪云在广西居住，女婿在广西气象局担任干部。

黎昔非及其后嗣的工作和成就，真可谓是丕显家国了。甘村的乡亲们都将黎昔非作为鼓励和训诫子孙读书向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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