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
———回忆我的祖母
三娘教子的故事简介(秦腔三娘教子的故事简介)
作者:靳恒山
我已走进七十六岁,大凡有点文化的人到这个年龄,一看到“遗产”二字,就会想到一些问题:遗产是什么?我的先辈给我留下什么遗产?我将为后代又留下什么遗产?
年轻时,人们谈论遗产,就是几亩田地,几间房子,几片山林。土地归集体所有以后,遗产就是几间房子,多少钱。有识之士谈论遗产,不光说有多少房子、多少钱,还提到好的家风,也还提到人脉关系。
我父母留给我的,是从我祖母手里接过来的公元一九O0年修建的土木结构的五间旧房子。有这些房子,忙碌一天后就有窝巢起居,在外工作闯荡后就有归宿。有起点,有终点,心里踏实。
遗产也是人生的原点,不论你后来的事业半径有多大,都是从这个最原始的家开始的。家庭成员无论闯荡到世界的什么位置,遗产仍是整个家庭的圆心。遗产是家里所有成员的发祥地,也是所有成员终生的牵挂。所以,父母都希望儿女比自己过得好,把遗产看得很重。
我这个遗产继承人对父母留下的家产看得也很重,认为是最初幸福的所在。我决心保护好并不断修缮。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制作坯子,自己砍柴,烧制了一万多砖瓦,以备修补墙体的残缺和屋顶的漏水。
尽管父母都为了孩子幸福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但留下遗产不一定就留下了幸福。有的不肖子孙把父母留的万贯家财很快挥霍净尽,使家道败落。也有的父母并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积蓄,但子女后来要什么有什么,人品正,事业兴,真正光宗耀祖,令人羡慕。这充分说明,钱财遗产和子女幸福没有必然联系,但子女的发展和幸福肯定和先辈的遗产有关。
在我父亲几岁的时候,我祖父就因病早逝。我祖母拖着我父亲这根独苗,在旧中国社会环境下,艰难地跋涉挣扎,直到娶妻生子有了我们,我現在也有儿女和孙儿孙女。从几辈人的发展传承看,都生活无忧,事业有成,学业优异,整个家庭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四世家风,一脉相承,很少走偏,也属不易。其重要原因,就是一份珍贵遗产没有丢掉。
这份珍贵遗产是我的祖母传下来的。
我祖母去逝十多年后,我和父亲多次提到家风传承的话,都认为我祖母身上的一些东西不能丢掉,应当世代相传。所以我在祖母的坟头立了碑,并以我父亲的语气写了下面的碑文:“慈母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七三年。生于苦难,青年丧夫,恪守封建妇道,终生不再嫁人。受尽千辛万苦,激励子孙成人。顽强坚韧,永不言退。忠贞厚道,感染世人。以勤克难,以德报怨。诚信出百善,和字生万机。虽目不识文,但明为人处世之理,给子孙留下无尽遗产。”
在我近三十岁时,我爷輩的几个老人几次给我说,让我为祖母立个贞节牌坊。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说这样的话,是不合时宜的。我也知道贞节牌坊是封建礼教的产物,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清规戒律将中国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使中国女性几千年得不到解放。我当然不能干逆历史潮流的事,不可能去想立牌坊的事。但这些老人在我面前说这些话,无疑是对我祖母一生作为的肯定和赞扬。在中国,一个女子,一旦和一个男子有了婚约,就一生不再和其他男子有身体和情感上的纠葛,这种从一而终的守节行为,无疑受到社会的肯定。就在当代,如果男子在外闯荡或打工,女的在家守身如玉,也会被人赞扬和尊重。
我祖母二十六岁时,我祖父因病去逝。据老人给我讲,我祖母当时没有父母的呵护和帮衬,也没有兄弟姐妹的接济与援助,几亩田地的犁耙种收,都是瘦弱的祖母带着几岁的孩子苦挣苦熬。很多可怜她的人劝她改嫁或招夫养家,都被她回绝。她经常给人说,男人虽不在了,但留下了儿子,这就有希望,要让儿子给靳家顶门立户,还要让他读书识字,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我祖母这样说了,也终其一生的努力做到了,因此,受到家乡方圆几十里地人们的赞赏和尊敬。我爷辈的人经常给我说:“你婆一辈子太不容易了,我们都敬佩她,你们应当让她好好地享受一下。”他们告诉我,我祖母白天下地务农,晚上纺线织布,起早贪黑,吃糠咽菜,身上是补丁摞补丁,床上是稻草烂被褥。就是这样艰难度日,她也要把织的布和节约下来的粮食卖了,把父亲打扮得体体面面,送到私塾去读书。我家族的三婆告诉我:“你婆太要强了,自己省吃俭用,长期营养不良,身体瘦小,脸上黑皮起皱,怕她撑不住,我劝她不要让孩子读书了,但她深信大先生一句话,读书才会有出息,她累死累活都要让儿子有出息。”心劲不负人!我祖母硬是拼着命,让我父亲读了两年私塾,成了当地的读书人。也因此,和名门女子成了亲。我母亲虽算不上大家闺秀,但出身书香门第,言行气质不同与众。纺线织布,画画刺绣,裁剪缝纫,都优于别人。她还辅导很多女强人,织出四色花布。又加之行事端庄,善良温柔,在乡里影响特好。据老人说,自从我母亲到我家,我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彻底变了,人们对我家多了些羡慕和向往,再没有了看到一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弱女人带着一个孤苦孩子的可怜和同情。
家庭的这一变化,来自祖母的坚韧和勤劳。
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因我父亲识字,被推举出来工作。土改结束,父亲被留在县城银行下的保险公司工作。后又调到汉中专员公署下的商业部门,直到退休。我父亲到县城工作,我和姐姐才能在县城上学,这都是我祖母的安排,还让我母亲在城里给我们做饭。我父母感到祖母一个人在乡里孤单,但我祖母的决策不允许改变,她总想让孙辈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
在当时的山区乡村,一个家庭有一人在县里工作,两个子女在县城上学的实在不多,我们心里经常有一种自豪感。而这一切,都来自一个瘦小女人的心劲,她的坚韧和顽强带来一个家庭的蒸蒸日上。
我在县城上了两年小学,因父亲被调到汉中,我又回到家乡上学,我姐因即将上初中,还留在县城上高小。
我出生于1945年,解放后刚懂点事,现在回忆起来,我的童年是在祥和的日子里成长的。白天都在地里下种护苗,松土除草;晚上,我祖母和母亲往往在场院里纺线织布,或掐麦杆辫子缝草帽。离家十里有一个集镇叫高原寺,二五八逢集,在我祖母的安排里,争取逢集必赶。这就必须准备好交易的物资。一匹布的周期要长一点,经常是草帽、草绳或其它能交易的东西。档次都很低,数量也不多。往往只能卖二三佰元,就是现在的二元或三元。一匹布可卖十多元。我曾多次随祖母去赶集,体会了做生意的原始过程。也初步懂得了什么叫集市。买的,卖的,开店的,摆摊的,生产资料,生活用品,本地土产,外来洋货,应有尽有。还有耍猴卖艺的,有时还有搭台唱戏的,集镇集经济文化于一身,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刺激和希望。我祖母从这些現象和自己的实践中得到一点认识,所以常说:“要得发,生意加庄稼。”但我们家从来没有生意,只有庄稼,所以永远不可能发财。有的只是每次一元两元钱的买卖而已。就是这,用我祖母的话,就是细水长流,吃喝不愁,日子过得还算祥和。
我母亲有时要到县城照看我姐,有时要到汉中陪伴我父亲,我和祖母在山乡共处的时间要多一些,所以受我祖母旳熏陶也要多一些。有些生活细节永世难忘。每到晚饭后,祖母就点个桐油灯让我看书,她不是纺线就是掐麦杆辫子缝草帽,常常是疲惫难耐,打一会盹又继续手里的活,不到一定的时候,你劝她休息是不可能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有一口气,就要争一口气。
我和祖母睡一个卧室,两张床,有好多次半夜醒来,她都是摸着黑在床上搓绳子,我说她不该这样,她每次都说她瞌睡少,不能把时间浪费了。我说我父亲在外挣钱,你没必要这样。她一听这话就不高兴,就要唠叨:一说父亲挣的钱根本不够家用;二说穷要勤,富也要勤,人要以勤为本。我经常被祖母的言行打动,为祖母拖着瘦小疲惫的身子辛勤劳作流过好多次泪。
我祖母虽一字不识,但并不是没有文化。她教育我们的话语,她讲的三娘教子一类的故事,她在处理邻里关系,解决邻里矛盾讲的那些道理,都令我深深佩服。
“出嫁倘若遭不幸,不配二夫烈女名”,这两句因涉及祖母的疼处,她一般不说,几十年间,只是在心情好的时候回答我问题时说过。后来我读书多了,才知是《女儿经》中的话,祖母把这两句记了一生,实践了一生。
在鼓励我读书时,她就给我讲“头悬梁,锥刺股”;在教我认人处事时,她就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度量”;在教我知人认人时,她会说“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告诫我们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她在劝人和睦相处时,常说“饶人不是傻瓜,傻瓜不知道饶人”;她还经常用“为人是一理,将心比自己”“父母要孝顺,姐妹莫相争”“谦恭待人,忠孝传家”劝人;她劝人要善良,常说“心术一坏,必入祸门”。我每次在外受了欺负,或跟人闹了矛盾,她都会说“得饶人处且绕人”。我本来想让她告诉我报复对方的办法,她却叫我忍让,我很生气,她马上就会告诉我办法—“仇拿恩报”。我百思不得其解,她就会说,如果他错了,我们不能用错的方法对付他,那就都错了。我们不犯错,还要让他知道他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有恩于他,让他后悔,使他从内心里对咱好。“仇拿恩报”让我记了一辈子,用了一辈子。人世间,只要不是阶级仇民族恨,就没有什么不可忍让的仇恨,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们要和谐相处,就应当有祖母一样的胸怀。这使我由衷地感到祖母的伟大。
祖母一字不识,但口头能说出中国经典中的名言警句,这也缘于她的为人处世。
由于她忠贞勤劳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又加之她热情好客使她人脉很好。我家经常热热闹闹,从不寂寞。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那是雨天,一进门,好家伙,纳鞋底的,做针线的,掐麦杆辫子的,打草鞋的,近十个人,我继善爷正给大家讲《卖油郎独占花魁》。他虽然没有说书人的表演才能,大家听得还是很有滋味。他读书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记了一肚子的故事,有时讲历史更替,有时讲人物传记,有时讲戏剧情节,有时讲文人秀才的轶闻趣事。他一生没有大作为,但在那样的农村,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一日三餐,每顿饭都有几个人把饭从家里端到我家来吃,一年到头,每天如此。大家边吃饭边谈天说地,海阔天空,冿津有味。我祖母从不嫌麻烦,我们都习惯了,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明白了好多事理,有的故事我现在还能讲出来。
我祖母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这也是他受人尊敬的原因。有的家庭成员之间闹了矛盾,都要来找她,她每次都是批评这个,劝说那个,使双方达到和解。邻里之间闹了矛盾,也都向她诉说,她弄清原委后,批评,劝说,讲道理,提出处理意见,最后了事,从来没有人说她偏向对方。
我祖母对家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父亲近二十岁时,有人告知祖母,说我父亲有耍钱现象,我祖母认为賭博是最不能容忍的坏毛病,竟凭三寸小脚,跑十里山路把父亲弄回家,鼻一把泪一把地哭诉家境的艰难,述说耍钱的危害,讲人要自强自立,还摆出勤劳致富的榜样和耍钱败家的真人真事。据爷辈的人说,我父亲还争气,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
我在观尔岭上高小时,有一次回家,走到村西头的乔顺爸爷家门口,他平时很爱我,知道我当时肚子很饿,就把我叫到屋里,给了我两个柿饼吃,柿饼霜白肉厚,特别好吃,使我吃欲大增。我趁乔顺爸爷出门有事,就抓了几个装进衣服口袋。回家后祖母发现,我照实说了,并不认为有什么错误。但祖母认为这是极不光彩的事,给我讲了好多的道理,并说:“你爱吃,咱家没有,可以把柿饼留下,但咱不能白吃。”祖母端了半升大米,把我拉上去向乔顺爸爷道了歉。这个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生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我祖母一生受穷,但经常接济更穷的人。只要谁说生活没法过了,哪怕自己只有一升米,也要分出一碗米接济别人。我三婆常给我说:“你婆从不放走讨饭人,哪怕自己吃不饱,也要省出来一碗或半碗让讨饭人吃。”
在五九年至六一年的全国困难时期,当时多少人都饿成干瘦病或浮肿病,可以说人都在饥饿难耐中生活。我当时上初中,在家里整天都关注祖母母亲给吃什么。有一次我三爷给了半个南瓜,煮了一锅南瓜汤,我母亲抓了几把小麦面粉擀成面,然后整片盖在上面,人称南瓜盖被,这样每人可以分一点。如果切成面条,因为太少,有的碗里见不到面条。在当时,看见面条就算是美味了。我们的辘辘饥肠还没有满足,门外来了个讨饭人,祖母让母亲盛了一碗给讨饭人,然后才让我们吃。每到这时,祖母就会说:“穷不帮穷,无人照应,穷人就没有活路。”或说:“富帮穷,穷帮穷,都是积德行善。”
由于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我和祖母之间的感情更深厚。她对我这个孙子倍加呵护和关爱,我也常以男子汉的责任感想替祖母多分担一些家庭责任。除了必要的农务和家务活以外,全家的柴禾任务我必须承担,尽管一周上学回家的时间很短,但我必须把家里一周的柴禾备足。
有一个生活细节我永记不忘。一天下午我去收柴,心里总记着要保证家里一周不缺柴,就尽量多收。当我使尽全身力气把一担柴挑回家里,天已经黑了一会了。当祖母看见我精疲力尽又渴又饿的状态,心疼地把我拉到厨房灶门前让我烧火,她特意到三婆家借了点面粉,给我加了葱油做摊馍吃,她摊一个,我吃一个,摊一个,我吃一个。祖母看到孙子饿成这样,一边摊馍一边抹眼泪。我吃完后她还端来热水让我洗脚。当我洗完脚准备睡觉时,祖母还在厨房,自己煮了点红薯片在吃。我一看,心里难受极了。祖母这样疼爱孙子,而孙子竟然不知道给祖母留一口摊馍吃,顿时鼻子一酸,抱住祖母,婆孙俩哭了好一会。
祖母的一生,听的是鸡叫狗咬,抚弄的是土地柴草,在家就是纺线织布,却穿的是破衣烂袄,吃的是粗粮淡饭,交往的是底层百姓,看惯了孩子哭女人笑。就这样一个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又瘦又小的小脚女人,却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赞扬,在人们意识中,她的形象是光鲜的,高大的。
我在距家二十多里的麻洞学校教书,当地好多人知道我的来历后,在我面前夸奖我祖母,他们大部分人并不认识祖母,只是从别人口口相传中知道的。我走到周围更远的地方,也发现好多人在传颂祖母。
祖母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是值得传颂的。她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因沐浴在人们对祖母的传颂中而自豪。
但作为儿孙们,我们常常议论起来就黯然神伤。她勤苦一生,从不接受儿孙提供的生活享受。到1970年,国家经过艰难的经济恢复,人们的生活状况好起来了,但祖母却患了食道癌。1973年,饿死在病床上。对此,儿孙们的愧疚难受多年来都挥之不去。唯一能告慰祖母的,是儿孙们在祖母跟前都比较孝敬,并牢记着祖母的教诲,继承着祖母的遗志,传承着良好的家风,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贡献力量,没有给祖母丢脸。
我在祖母墓碑两边写了一幅对联:
勤劳终生堪儿孙表率
忠贞一世乃乡里楷模
祖母的一生,证实了伟人的一句话“人在世上走,全凭一口气”。这一口气,是所有力量的源头,是灾难打不倒、绝望压不垮的坚强信念。这一口气,支撑了祖母顽强的一生。有了这一口气,人就有了气节、气度和气魄,人也能站得端,行得正,就有真正的作为。
我祖母坚守的信念和她培育出来的家风,已经过五世相传,没有丢掉。因为父亲和我以至我的儿孙,都自觉地把祖母坚持的东西,当作家庭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我们认为,这才是祖先遗留的最殷实的家底。事实证明,好家风犹如生命的春风,把阳光和营养带进我们的精神世界,日积月累,凝聚精华,就能孕育出人生的无限精彩。
家风关系个人家庭和社会,联接历史现实和未来。
作者简介:靳恒山,洋县人,当过教师,做过教学管理,创办了洋县实验学校。一生钟爱文学,虽年过七旬,仍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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