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新闻里的丹东庆祝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鸭绿江边的丹东热火朝天地举办首届朝鲜族辣白菜节，据说现场有“百人腌制辣白菜，千人拌饭的盛大场面”。下午四点，辣白菜节收摊了。江边冷冷清清，暮色昏沉。

作者|刘丹

外出的丹东人介绍起家乡难免得废些口舌。丹东方言是胶辽官话，早期居民多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口音保留至今，不是外界印象中那种“大碴子味儿”的东北话，而是“海蛎子味儿”。

威化岛（威化岛回军）

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丹东人这样说，“我一说我是丹东的，他们就问，是山东省吗？”必须得多解释几句，丹东在辽宁省，在朝鲜对岸，是“跨过鸭绿江”的地方。

鸭绿江，中朝界河之一，七十年前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丹东由江水滋养，随潮流而动，在过去与当下、历史与现实间，半江瑟瑟半江红。

江水之上的断桥是城市的伤口。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大桥被美军拦腰炸断。战火殃及平民，老人们见过炮弹震碎家里的窗户。以“雄赳赳，气昂昂”的歌声为证，断桥也是城市的勋章。

丹东是一座封存着特殊战争记忆的“英雄城市”。这段历史为定义丹东提供了最鲜明的注脚，但也没有强烈到让人对这个地名作出更多反应。

70年来，聚焦抗美援朝的电影时多时少、可多可少，大部分诞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相关电视剧更少，中央电视台主导的《抗美援朝》原定于2001年9月播出，至今不见踪影。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曾对《南方人物周刊》提到，该剧“拍而未播”的原因是“世贸大楼刚被炸，你来个抗美援朝不太好”。

直至2020年，历史成为新战场，丹东红色更浓。一对年轻夫妇坐飞机，转高铁，换乘大巴，用时一天从贵州赶来江边游览区，“老一辈抗战付出了那么多劳动成果，我们也想来认识认识我们国家。”

一位姓卢的老兵带着妻子从武汉来到丹东，江边是唯一的游览目的地。他的父亲曾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担任驾驶员，开着车往返于钢铁运输线。“去的时候往前线拉弹药，回来的时候就是拉伤兵、拉尸体”。那些故事大多关于“惨烈”，“在战争面前人的生命真的像小蚂蚁一样。”他理解这种牺牲，“我认为战争不是看死人多少，一定是看政治目的达到没有。”

鸭绿江游船票60元一张，游览时间30分钟，可以近距离看到断桥和朝鲜。游船行至江心，朝鲜威化岛上灰暗的小楼房清晰可见。与卢先生一同前来的姓徐的战友哼唱起《我的祖国》。他曾参加过对越反击战，额头上还能看到弹片留下的伤痕。“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出自中国首部抗美援朝故事片《上甘岭》。

不少人穿着迷彩服前来。有军人，也有团建的企业员工。来自沈阳的阿姨们穿着军装列队拍照。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冲她们挥手，远远地自问自答：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他想起新中国成立的场景，“毛主席说‘人民万岁’，这种幸福感我永远都记得。”又说起英雄的鸭绿江儿女，“忘记了历史就是忘本”。

江边少有年轻人。如果历史隐身，那么断桥连同丹东这座城市就无法提供足够的游览吸引力。有个小孩蹲在断桥入口处哭叫着，“我不想拍照了！我不想拍照了！”

抗美援朝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这场战争的专题纪念馆，位于丹东市北部的英华山上，与鸭绿江断桥相距4公里，车程10来分钟，是本地人熟悉又陌生的所在。

观展免费，要提前在网上预约。10月25日前后的门票早早被约满，尽管临时将每日预约上限由3000人调整至4500人，仍一票难求。早上进馆要排队30分钟左右，时不时能见到来了才得知需要预约的人，还有没弄清楚自己预约时间的老人在入口被拦下。

按始建时间1958年算，抗馆比丹东成为丹东的历史还久。2014年，抗馆开始闭馆扩建。此后几乎每年都会传出开馆的消息——哪怕新馆面积扩展至两万余平方米，是旧馆的4倍，这也不是需要5年才能完成的工程——市民提供了各种解释，比如贪污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

一位丹东前媒体人提供了这样的细节：前几年本地报纸上不能提“抗美援朝”，只能说“朝鲜战争”，“它是和国际局势相关的。”

今年9月19日，抗馆重新开放。馆内的历史以中美两国国力之悬殊为铺垫，配合着展品及讲解，在一个又一个惨烈的故事后，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和“惨绝人寰”的阴谋被逐一打破。“有时候讲一讲就把自己讲哭了”，一位讲解员说，自己接待过一位志愿军老战士，老人从进馆就开始哭，两人行至长津湖战役的复原场景，想起许多战士冻死在冰天雪地，讲解员也流下眼泪。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讲解员提起《英雄赞歌》，这首歌出自1964年讲述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电影《英雄儿女》。故事关于如何宣传英雄，被歌颂的典型人物、志愿军战士王成孤身守高地，为与敌人同归于尽，对战友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艰苦与牺牲是抗馆和讲解员至今仍不吝强调的内容，但也有含糊带过的地方。当被问及战俘、牺牲人数，讲解员会把嘴边的麦克风拨开，快速回复只言片语。关于朝鲜内战中是南北哪方先发起战争，讲解员说，“咱俩是同桌，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你不能说是谁先打的谁。”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和军威，不仅是新中国的光荣与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而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也伫立起了一座座历史的精神丰碑。”全程讲解以这段话作为收尾。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据讲解员介绍，左边数字为入朝作战志愿军人数，右边为志愿军烈士人数

英雄与英雄城市的细微情绪不在纪念馆，而在日常生活中。参观过抗馆后，老庞心里酸酸的。他的爷爷是志愿军战士，葬在一片老战士墓园。今年去扫墓的时候，老庞发现墓园里多了许多刻了名字的墓碑。从前老战士也有补助，但唯独今年还能收到社区发放的奖章，他有些遗憾，“我就在想，要是我爷爷还在的话就会得到这个东西，老头肯定特别高兴。”

另一位市民讲起他的姥爷，一位正直、爱国的老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中的两颗子弹直至去世都留在后背。姥爷从未利用身份给家人谋福利，还拒绝了政府分房，他获得过许多勋章，但都藏着，从不戴出去。姥爷甚至不会主动去江边。“真正参加过战争之后，你唯一希望的就是活着。”见过姥爷背负的沉重情感，他怀疑旁人轻易地提起这段历史是否真诚，“有时候我看电视，会觉得就是在作秀。”

10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丹东抗馆的抗美援朝纪念塔前也举办了向烈士敬献花篮的活动。

抗馆在10月21日至23日期间将开馆时间从上午9点临时调整为上午10点。23日这天，不到10点，门口就聚集了很多老年人，能听到馆里传来的歌声，看到站在高处扛着摄像器材的人。理论上确实没到开放时间，但有人在里面，这让等候在外面的人不满。守门的大哥耐心地和大家打哈哈，暗示里面有挺高规格的活动和人物。

一位老兵被拦在门外。陪同老兵前来的中年人喊道，“我们是丹东鸭绿江养育的儿女，不是抗美援朝纪念馆养育的儿女，你这里搞什么特殊化！”

演员周冠廷用姥爷的名字命名自己的角色。孙吉增，外号“孙瘸子”，240万志愿军之一，也是电影《金刚川》中镜头一晃带过的“小角色”。

周冠廷是丹东人，做了十多年演员，一直在外打拼。今年7月，他接到拍摄《金刚川》的通知。这部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历史电影由管虎、郭帆、路阳联合执导，拍摄周期只两个月左右，10月23日就登陆院线。周冠廷觉得参与这样的项目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我觉得在丹东拍有意义，拍抗美援朝的题材也有意义。”

“累”，杀青后周冠廷的拍摄体验就剩这一个字。正式开拍前，他们先军训了10天，胳膊和腿上都是伤口，刚结痂就又撕裂了。开机后，剧组在丹东下面的东港、凤城、宽甸等县级市连轴转，地点多在荒郊野岭，遇到过暴雨、大水，几乎没什么喘息时间。

在紧张的拍摄过程中，每位演员无论戏份多少，都为自己的角色写好了人物小传，从外号到口音完全把自己沉浸在志愿军状态中。周冠廷想象着姥爷当年的状态，姥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话务兵，立过战功，腿被炮弹炸伤留下病根。

《金刚川》的英文名叫《TheSacrifice》，直译为“牺牲”。为了大部队顺利奔赴前线，片中的志愿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搭起了一座无法被摧毁的工兵桥。姥爷生前不太提起自己的经历，也很少被人主动问起。塑造角色的过程中，周冠廷在尝试理解那种牺牲自我的信念，“保家卫国”，经历过日军侵略的老一辈，比任何人都知道屈辱的滋味。

“在开机这一刻，我们大家都是紧张十足、信念十足的。我们看着天上的飞机，一定要把这个飞机打下来，因为真的，如果不打下来，会有更多人牺牲，更多人死。”

周冠廷的最后一句台词就在角色牺牲之前。美军飞机正在上空扫射，战友被炸成碎块，血肉溅了他一脸，他们没有弹药了。“连长，没弹了”。仇恨、绝望、委屈，战友死在身边却无能为力，周冠廷带着哭腔说出这句话。这场戏拍了三遍，上映时配音换成了更加果决的语调。

10月23日下午的丹东万达广场IMAX厅，《金刚川》上座率不到一半。75岁的刘大爷带着老伴和女儿来看这部片子。“我感觉这个片子拍得非常好”，战争爆发后，刘大爷有亲人死于美军轰炸，他还记得窗户被炮弹震碎的场景。他对吴京和张译扮演的角色印象深刻，“真体现出了咱们中国人的这种不怕苦、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

让刘大爷有点别扭的同样也是影片对这种精神的刻画，“后面张译断了一条腿一只胳膊还坚持开炮，精神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真实。”

对于市民来说，电影与城市之间存在一种错位。丹东在影片中扮演的是往往是朝鲜。《金刚川》的故事背景在朝韩交界处，一位出租车司机列出丹东的一串地名，“战斗的情景搁哪儿都是那个样，就把地点给换下就行了。”末了，他问，“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啊？”

丹东还没有成熟的影视基地，或者用当地影视从业者田哥的话说，是“根本就没有”。比起电影如何改造丹东，市民对拍摄的排场更感兴趣。开青旅的大川回忆，《金刚川》在9月底讨论热度最高，“所有人都在聊剧组什么时候炸桥。”

▲田哥拍摄到的《金刚川》片场

进入10月，《长津湖》《最冷的枪》《冬与狮》等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的消息陆续传出。搭乘这波题材红利，出现了丹东有望成为“下一个横店”的声音。但在产业层面，丹东还没有承接更多影视资源的基础设施。田哥说，丹东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多是挂着“影视”的旗号做婚庆。

来自外界的兴奋感似曾相识。2018年朝鲜与外部世界关系缓和，伴随着朝鲜“对外开放”的猜测，丹东房价在48小时内暴涨57%，那时候的声音是丹东将成为“下一个深圳”。2019年，丹东生产总值768亿元，增速为2%，GDP总量是全省倒数第三名。

“丹东人很淡定。就像之前丹东新区的房价被外地人炒得特别厉害，丹东人说，你们爱买买去，我们不买。”老庞说这不是冷静，而是“习惯了”，“朝鲜开放也传了不下十次，这种‘狼来了’的消息我们听得多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期待。”

但潮水变化至少带来些希望。“抗美援朝（纪念活动）的影响能持续几年？三年内可以，出了三年必是泡沫。”田哥打算从微电影开始，慢慢把影视公司做起来，回报他视若父母的城市。他不期待上层的反应速度，与其谈论机会，不如依仗情怀。

10月25日，抗美援朝纪念日。紧邻抗馆后门的“红色文化旅游小镇”断断续续地迎来些游客，虽算不上人多，但至少比前一天下午热闹了些。

“红色文化旅游小镇”在今年上半年开业。说是小镇，其实就是一个面积700多平米的纪念品店，售卖酒、打糕、辣白菜，朝鲜矿石金，还有些水壶锅铲之类的日用品。合伙人王强介绍，最早的“红色文化旅游小镇”确实是个小镇，规划开发52亩地作为抗馆的配套设施，后来资方撤资，小镇就荒废下来。

抗馆重新开放让王强看到了些机会。“这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所有旅行社过来了都是免费进馆。有了这三大要素，你想它会差吗？”机会来自一种信念感，一种红色情怀。就像那位抗馆讲解员觉得，导演管虎等名人到访带来的流量对抗馆不算重要，“我们今年本来就很火。”

明总是丹东小有名气的“网红”，在快手和抖音都有10多万粉丝。他是旅行社的导游，疫情前带队去朝鲜的时候，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分享有关朝鲜旅游的攻略。今年国际旅游做不成了，他就在“红色文化旅游小镇”盘下一个摊位，卖朝鲜辣椒酱和丹东特产。

他规划着下一步在摊位旁边打造一个朝鲜民俗展示区，墙上挂油画，地上摆放民俗家具。这也是“红色文化旅游小镇”另外一位合伙人张连笙的思路。疫情影响了他们的步调，有些摊位只能先用以前的货顶上。选品要继续丰富，再增加些药酒之类的朝鲜土特产，等二楼的团餐场地也布置起来，还要请些朝鲜服务员。

名为“红色”的小镇，突出的却是朝鲜风情。张连笙觉得，抗馆本身已经提供了足够关于“红色”的内容，小镇依托于此存在，要打的是差异化路线。另外，“丹东这个城市就是和朝鲜挂钩。”事实上，丹东对更多人的吸引力来自对岸，它是赴朝中转站，而非旅游目的地。

这个10月也是如此。在断桥上看新义州，乘游船看威化岛，江边游览区每隔50米左右就有照相摊位，标配三大件：游客照展示板、挂着十余件鲜艳朝鲜族服装的衣架、以及一块印有“中朝边境”“鸭绿江”“辽宁丹东”的大石头。

“照相吗照相吗”，摊主迎上来询问，积极又漫不经心。还有些摊位卖朝鲜打糕、朝鲜蓝莓干、朝鲜松子仁、朝鲜手工包，以及朝鲜的香烟和纸币，价格多在10元左右。有家打糕摊上立了个纸板，写着“不靠位置，只靠味道”。

显而易见，这里售卖的一切都以位置为前提。“要正儿八经地说，能吸引外地游客来丹东的其实就是朝鲜。”据导游苟宏吉介绍，丹东大部分旅行社都以赴朝游为核心业务。“咱们不能说100%，90%来丹东的游客其实对丹东不是特别感兴趣，而是对朝鲜特别感兴趣。”

问题在于朝鲜接待能力有限，“每天撑死就是2500人”，这让丹东的旅游行业注定卡在瓶颈。苟宏吉估计，来朝鲜旅游的90%是老年人，有人为了体验另一个国家，有人去纪念抗美援朝，还有不少人以此回忆逝去的年代，“他们经历过文革时期，所以想回去看一看。”

十一假期结束，丹东的旅游旺季就过去了，今年也不例外。这一年里，苟宏吉发现自己也会想念对岸。原本以为赶上抗美援朝70周年，朝鲜旅游还能再往前一步。疫情之下，去不成朝鲜，不少旅行社熬不下去了。现在不是聊发展的时候，首先，“你得活着”。

10月25日，新闻里的丹东庆祝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日，鸭绿江边的丹东热火朝天地举办首届朝鲜族辣白菜节，据说现场有“百人腌制辣白菜，千人拌饭的盛大场面。”下午四点，辣白菜节收摊了。江边冷冷清清，暮色昏沉。

安东老街共三层，建筑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说是主打丹东地方文化，其实就是一条仿古建筑的商业街。摩登兄弟主唱刘宇宁曾在此直播并迅速蹿红，老街因此成为“网红打卡地”。刘宇宁早已不在丹东发展，老街上依然有人直播唱歌，“一个人养活一条街”的故事不知何时才能再次发生。

从安东老街能看出丹东拥抱年轻内容的努力。大红是丹东本地自媒体“请叫我东北红姐”的主理人，日常主要是在各个平台分享丹东的美食攻略，也会和安东老街合作策划活动。“他们的管理层敢用年轻人，好多跟我们对接的都是年轻人。”

所谓吃喝玩乐，丹东可做的内容主要是吃喝，朝鲜旅游暂时没办法拍。她也做了参观抗馆的视频，但总无法通过审核，删删减减，发出去又被限流。这么一折腾，大红不想再碰相关内容了。有机会的话，她想去北京闯一闯。“丹东年轻人哪怕再有情怀也得生活。”

老街二楼有咖啡店、花店，书店，吃的不多，比一楼冷清。咖啡店主大宇说，十一旅游旺季“一楼迈不开脚，二楼能跑步、骑自行车。”他在江边做过一个200平的咖啡店，赔惨了。“这个地方彻底把我伤了”。大宇对门店不抱期望，去外地创业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们不是说有机会就离开丹东，我们是一定要离开丹东。”

这个秋天，笼罩着丹东的红色并不能作用于现实生活，让年轻人对自己的城市多些认同。大红和大宇都提起过上世纪的丹东，菊花电视、孔雀手表、英雄钢笔，那时它不仅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城市”，也是轻工业发达的“明星城市”。你可以说丹东是一座特别的东北小城，但它的运转轨迹和东北其他城市没什么本质区别。比起回忆过去，年轻人更在意现在这座城市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未来。

“这几年大家都在聊东北文艺复兴，像班宇、宝石，梁龙他们都很厉害，在输出新的东北文化方面做出了成绩，但是扎根在东三省的人并没有什么感受。我觉得东北本土文艺复兴得让更多东北人去接触到新东西。”

大川想在丹东推广独立音乐，他每个月办一次黑胶分享活动，最热闹的一场来了20几人。他是盘锦人，此前在北京做独立音乐相关的工作，时间越久越觉得北京“也就这样了”，“它离现实生活很远的，它不太像现实生活了。”前年，听在丹东的朋友说想把自己的青旅转出去，大川毫不犹豫地辞职接手。

▲大川的青旅

丹东的生活节奏和北京全然不同，忙也就五一、十一那几天，“差不多能挣小半年的钱了”。这听上去更像是“离开北京”而非“留在丹东”的故事。但是大川说，“这个城市很好看，它有鸭绿江，有银杏树，东西很好吃。我喜欢吃烧烤，我特别喜欢吃烤蚬子。”

青旅墙上有一行话：我听着，看着他们的东西成长，他们影响了我并改变了我的生活。原本下面贴着许多大川和音乐人的合影，今年墙边添置了酒柜，他就把照片收起来了。“那个时候想让更多人知道，后来觉得没有太大意义。”

大川有个公众号，名叫“丹东春一艺术”，logo是一片扎根在土里的银杏叶。春一路是他生活的地方，银杏是丹东街道两旁最常见的植物。

2019年的最后一天，“丹东春一艺术”发布了第一条推送，《献给丹东这座城市里的个体青年们！》。镜头记录了丹东的咖啡师、自媒体人、滑板店主，精酿酒吧老板等“个体青年”，他们正在对抗这座城市的巨大惯性，重建自己的所在之地。推送以这段话做结：

“我们对于所在城市的感情，是在无声无息间发生的。而在无意识的时候，我们走过的城市就已经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它们对我们的改变已经写入了我们的皮肤里、眼睛里、心里，在漫长的光阴里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