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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君强(罗国强简介)

罗君强(罗国强简介)1941年底,上海福州路的华美大药房老板徐翔荪家里发生了一起人伦惨剧,中学生徐达泉在家向自己的长兄徐颂尧挥起了斧头,一斧下去,徐颂尧就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家人把他送往徐家二女儿徐济华开的“济华医院”急诊室后,很快宣告不治。徐翔荪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死了,幼子却是凶手,让他陷入

1941年底,上海福州路的华美大药房老板徐翔荪家里发生了一起人伦惨剧,中学生徐达泉在家向自己的长兄徐颂尧挥起了斧头,一斧下去,徐颂尧就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家人把他送往徐家二女儿徐济华开的“济华医院”急诊室后,很快宣告不治。

徐翔荪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死了,幼子却是凶手,让他陷入了为难的处境,考虑再三,徐翔荪咽下丧子之痛,多方打点、偷换尸体,想隐瞒下幼子弑兄的刑事案,好给徐家保全一点“香火”。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徐家的惨剧还是被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知道了内情,为了敲诈这个上海有名的西药富商,巡捕房起出徐颂尧被藏的棺材,拘捕了徐达泉和徐翔荪的两个女儿,虽然徐翔荪紧跟着向法租界巡捕房求情,可由于消息已经被媒体获悉,上海大小报纸上登出不少关于此案的新闻,最终还是受到了公开审理。

罗君强(罗国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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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为了保全徐达泉的性命,徐翔荪在汪伪机关的法院、警局再次施展“银弹攻势”,先后送去几十万元。

一审时,汪伪上海法院判决徐达泉十年有期徒刑,舆论哗然,争相揭露李士群及法官们受贿的隐情,此后,一来为了平息舆情,二来汪伪司法部当时正窝里斗,汉奸汪曼云与罗君强为了争夺部长之位,纷纷要借此案树立“公正严明”的形象,结果二审时徐达泉被改判死刑,本来罪不至死的他被绞死在南市监狱里。

这一惨剧中,损失最大的是药商徐翔荪,两个儿子一个没保住,家产几乎全拿去请托求人了,可称是“人财两空”。

溺子如杀子,徐翔荪的幼子生长富贵丛中、养成一副纨绔子弟习气,而徐翔荪却一昧溺爱、偏袒,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上了不归路。

徐翔荪是上海嘉定人,曾读过几年私塾,因家境清贫,他少年时就来上海华洋药房当学徒,他做人机灵勤快、善于交际,后来被提拔为药房的营业主任。1917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徐翔荪受到亨大西药行老板孙宏达赏识,出面盘下福州路的华美大药房,当上了药房经理。

孙宏达是做鸦片生意的,靠着他的供货,华美大药房转手之初,为了谋取暴利,也卖过几年鸦片,得以迅速做大。1923年,徐翔荪收购了另外两名股东的股权,令华美大药房成为他名下的独资公司、资本银5万两。

北洋政府下禁烟令后,华美药房表面上改卖戒烟丸,暗中仍做鸦片生意,吴佩孚派人查明后,把徐翔荪关了起来,后经多方打点营救,徐翔荪得以出狱,此后改邪归正,再也不做这种生意了。

华美大药房

徐翔荪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做生意门槛很精,他药房里用人大部分都是学徒,待遇很低,经营品种多达五六千种,每天营业时间长达10小时,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他在新亚、海普、福康等药厂都有股份,自己还兼任海普药厂董事长,因此药品进价比其他药房低,生意越来兴旺,不久又盘进了美泰西药行、大华药房和华英药房。

就这样,到了1936年抗战前夕,徐翔荪已成了上海最大的西药商,资产高达200万,被选为新药同业公会主席,坐上了上海西药界的第一把交椅。

有了财富之后,对徐翔荪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传承。

他膝下有二子二女,两个儿子都是三十多岁生的,特别是小儿子徐达泉,是徐翔荪年近四十、发达之后才得的,格外疼爱。

徐翔荪的两个女儿都很懂事能干,大女儿没有出嫁,在家掌管家务,二女儿徐济华曾留学德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父亲支持下开办了高级助产学校,还在法租界巨籁达路设立了济华医院。

他的长子徐颂尧毕业于上海的中法国立工学院医学科,性格很象父亲,为人忠厚、行事老成、精明能干,因此深受徐翔荪器重,1940年,徐颂尧大学一毕业就结婚成家,到药房里帮父亲管理业务。

1941年,徐翔荪已经57岁了,他见大儿子仅用一年时间就熟悉了业务,是个很好的守成人才,就放心地把生意交到了大儿子手上,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公馆安享晚年,但不省心的小儿子却让他此后的十年都活在噩梦之中。

徐家幼子徐达泉出生于1922年,此时还在读南洋中学,他出生的时候,徐家已成巨富,家中呼奴使婢、气象不同往日,徐翔荪对这个小儿子百依百顺、花钱如流水,养得他从小就不懂人生艰辛,长大后整天吃喝玩乐、成了上海滩的花花公子。

还在读中学时,徐达泉就整天出入舞厅,在新华舞厅结识一位吴姓的当红舞女,被她一番甜言蜜语哄得无心学业,整天与吴姓舞女形影不离,吴姓舞女是风月场的老手,知道徐家是沪上富豪,就使出浑身招数,迷得身为中学生的徐达泉神魂颠倒,与她许下了婚约。

二人的感情本来就建立在徐达泉出手阔绰的基础上,徐达泉要包养下这位当红舞女,花销惊人,靠平时的零用钱远远不够,他开始不断在家中要钱、需索无度,而此时华美大药房改由他哥哥当家,一来二去,徐颂尧看出了古怪,就找来弟弟盘问,问他为什么这段时间要钱次数这么频繁?徐达泉也不敢说实话,每次都编造一番漏洞百出的谎言应对。

徐颂尧念在兄弟之情,每次弟弟要钱,虽然有些疑心,还都如数照付,徐达泉却渐渐心生不满,觉得自己也是徐家的儿子,大哥已经当家,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自己只能向他讨要零花钱,每次都得硬着头皮说谎,同为兄弟、境遇相差实在太远,他也不想想自己还在中学就学会了包养舞女,家业交到他手中,估计用不了几年就败完了。

1941年10月21日下午,徐达泉再次开口向哥哥要钱,要的数字还不小,徐颂尧很生气,追问之下,徐达泉索性实言相告,说自己打算与吴姓舞女结婚,徐颂尧一听就急了,认为这是有辱门风之事,他秉持着长兄如父的观念,狠狠训斥了徐达泉一番,而徐达泉却不听劝告,气急之下,徐颂尧打了弟弟一个耳光。

这记耳光激起了徐达泉的少爷脾气,冲上去与哥哥扭打在一起,兄弟互殴了一会才放手。徐达泉转身出屋,在墙角看到一把利斧,就拿到手中,回屋向哥哥后脑狠狠砍了下去,徐颂尧惨叫一声、仰面倒地,徐达泉又狠砍几斧,骂道:“叫你凶!叫你凶!这家产以后还不统统是我的!”

听到二楼的惨叫声后,徐翔荪和家人纷纷跑了上来,看到兄弟互殴的这一幕惨案,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徐翔荪赶紧让人开车把徐颂尧送到二女儿开的济华医院急诊室,可早已回天无力。

惨剧发生后,徐翔荪悲痛万分,但痛苦之中,他也想到一个问题,杀子凶手徐达泉不是别人,也是他的儿子,而且是他现在唯一的儿子,倘若徐达泉被抓入狱、甚至判处死刑,虽然徐颂尧大冤得报,可他徐家从此就绝后了,偌大家产无人继承。

人死不能复生,想到这里,徐翔荪强压痛苦,准备下力气保全徐达泉这个逆子,如果经历此事,逆子能改过自新,他的华美大药房总算还有个传人。

为了保住徐达泉,徐翔荪自作聪明地想出了一个“狸猫换太子”之计,他不能把徐颂尧的尸体直接送往殡仪馆,因为徐颂尧头部有斧伤、伤痕明显,殡仪馆由警察局管理,发现尸体外表可疑、必须上报,这样一来,徐达泉弑兄的罪行就掩盖不住了,会引来大麻烦。

徐家亲朋商量后,决定从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里换一具无名尸体。

同仁辅元堂是一个民间慈善团体,由法租界当局监督,负责收殓路毙的乞丐,给个薄皮棺材埋葬。徐家花10两黄金收买了同仁辅元堂的职员,找了一具病死乞丐的尸体,让乞丐尸体穿上徐颂尧的西服送往殡仪馆,法医检验后,认为“委系因病致死、并无别情”,准予徐家具领棺殓,此后徐家才将徐颂尧伤痕累累的尸体秘密葬入殡仪棺的棺中。

徐翔荪以为这个狸猫换太子之计已经成功,小儿子能就此逃过法律制裁,没想到他这个自以为是的计谋一来让徐达泉更加有恃无恐,二来还是无法掩人耳目、最终招来大祸。

徐家佣人多、学徒多,人多口杂,事情慢慢传了出去,一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三光麻子”从徐家厨师那里听到消息后,认为是个敲竹杠的好机会,为了抓住徐家的把柄,他报告巡捕房,到殡仪馆起出了徐颂尧的棺材,还抓捕了徐达泉和徐济华。

徐翔荪焦急万分,就找曾留学法国的汉奸耿嘉基帮忙,耿嘉基曾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法文秘书,也在法租界巡捕房当过秘书,此时已在汪伪机关任要职,他在上海路子广、常为人说和讼事,收到徐家的请托后,耿嘉基就带上钱礼去找巡捕房的法籍总办乔士班说情,乔士班是条老狐狸,怕人命关天、自己将来脱不了干系,收钱之后,仅释放了徐济华,其他公事公办。

徐颂尧的棺材被送到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验尸所,经法医检验果然是因伤致死,乔士班命人把验尸单和徐达泉一起送往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就此交差。

徐翔荪怕此事被公开,拼命找人花钱托关系,给第二特区法院上上下下几乎所有相关法官、院长都送了钱,前后共送出去20万元,上下全部喂饱,哪知道却有一路小神仙没烧到香:贿赂的消息在法院里传开后,书记官们知道别人都拿了钱、独缺自己,心里不服,就把事情捅了出去。

一些上海小报的无良记者听说后,感到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就找到济华医院、华美大药房采访打听,徐翔荪被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新闻记者不断敲诈、不胜其扰,就委托《申报》的一个记者总其成,包办此事,不让徐达泉弑兄新闻见报,这个记者也有些来头,受托之后,到处公关,开始时各报一字未登。

几天后,有人给上海的《平报》总编写去匿名信,责问道:“华美药房发生了胞弟杀兄巨案,如此伦常巨变,何以报上一字不登?是否在华美药房的银弹攻势下,你们也被收买了?你们得到多少钱?”在总编的责问下,该报社会新闻编辑为了自证清白,抓紧时间采访编写了一篇《逆弟杀兄惨案真相》作为11月4日的头条新闻,顿时震惊了上海滩。

事情被揭出后,上海各报天天追踪此事,一时间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舆情压力之下,汪伪政府派了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来上海专门督办此案,要求务必秉公处理、平息舆论。

汪曼云来上海后,把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孙绍康找来谈话,得知孙绍康把此案交给刑庭庭长袁孝根主审,顿时感到很放心,因为袁是他的同学、为人谨慎,离开上海前,汪又找来袁孝根,说:“部里对你寄以殷望,希望你好自为之,使我们法政同学脸上添光。”

孙绍康与袁孝根都收了徐家重金,早已决定重案轻判,但当着汪曼云的面,二人倒也装出一副会维护公平正义的嘴脸,说了几句漂亮的场面话。

而不久后,判决结果一出来,不仅上海舆论哗然,汪曼云也感到脸上挂不住。

徐翔荪救子心切,特地为徐达泉找了个有名的大律师,这个张律师是个专门钻空子的讼棍,利用法律漏洞打赢过不少官司,他和徐翔荪一样自作聪明,竟不顾外面的舆情如潮,教徐达泉在监狱中装疯卖傻,好以“精神病人”的名义获得轻判。

其实张律师对此案的罪名心知肚明,徐达泉在家先挨了哥哥的打、互殴后杀人,犯的是过失杀人罪,最多判处无期徒刑,可这样一来就显不出他当律师的手段了,为了名声,也为了从徐翔荪那里多捞钱,他一个劲劝徐达泉装疯。

徐达泉得这位律师指点后,入狱后装疯发神经,一会说同监舍的阿毛要吃他,一会指着不认识的人说别人借过他500元,很快被送往病院,由徐家收买的精神科医生诊断为“精神病”,转入疯人院治疗,由于徐家行贿之举早已传遍全市,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一个闹剧。

开庭之后,徐达泉按着律师吩咐,无论法官和检察官如何盘诘,他都一个字不回答,仍然装作痴痴呆呆、说话牛头不对马嘴,庭上的袁孝根等法官心里有数,按程序草草开了几次庭后,宣布判处徐达泉十年有期徒刑,而且不准检察官和徐家上诉。

徐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当然不会上诉,但检察院的公诉人也被禁止上诉,法院的判决就显得既霸道又心虚了。判决结果出来后,流言四起,对徐翔荪毫不同情,说徐翔荪为富不仁、发的是不义之财,认为法官们拿了徐家的钱才重罪轻判、包庇凶手。

法官们本以为徐家就是苦主,判了有期徒刑就算是对社会有了个交代,不会有人盯着不放,哪知道老百姓追求公平正义之情十分强烈,这一结果竟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公开声讨谴责,认为法院审判不公、上下受贿。

身为次长的汪曼云正与部长赵毓松争夺部长之位,华美药房案就成为二人相斗的一个焦点,赵毓松知道此案是汪曼云督办的,故意把火往他身上引,特地命令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首席检察官乔万选提出上诉。

而上海第二特区法院院长孙绍康仗着有特务头子李士群撑腰,就是不准乔万选翻案,还说乔是违法干涉审判,出了拘票要逮捕乔万选,吓得乔万选躲到粮食部长顾宝衡家中。

短兵相接之势已成,赵毓松干脆下令把第二法院办案的院长、刑庭庭长、承办推事、检察官全部撤职拘案法办,吓得孙绍康、袁孝根等人逃往杭州,在李士群的庇护下才免遭逮捕。

李士群在这个案子里收的钱也不少,他被赵毓松的强硬态度给惹火了,干脆让手下特务收集了大量情报,说赵毓松组织青年党、揽权夺位,想跟汪精卫作对,狠狠告了司法行政部一状,汪精卫接到报告后,1942年3月,把赵毓松调到冷衙门考试院检叙部当了部长。

部长之位空出来之后,汪曼云却没能坐上,他又推荐了自己的亲家张韬,汪精卫也没同意,而是接受了大汉奸周佛海的推荐,任命伪财政部税警团副团长罗君强当部长。

罗君强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一当上部长,为了树立自己“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准备拿“华美药房案”来立威,他与李士群达成协议:把被告徐达泉改判为死刑,其他事情一概不究。

罗君强

就这样,他以司法行政部长身份干预审判,命令检察官以原判刑太轻为由、提起上诉,由上海江苏高院第三分院承办,此时罗君强态度鲜明,而原来承办的法官们又集体逃跑了,第三分院的法官就秉承部长的意思,把徐达泉的10年徒刑改为死刑。

徐家还想向汪伪“最高法院”上诉来取消死刑,又托人去走“最高法院”院长张韬的路子,而罗君强紧盯着这个案子,在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罗君强直截了当地质问张韬,说外面有人传说最高法院受贿、决定把华美药房杀兄案被告改为无期徒刑,传闻是否属实?张韬一口否认,因而也就不得不维持原判,否则的话,就会被罗君强抓住把柄、说他受贿。

这种官场纠纷摩擦,本来不应该影响司法,最终却加重了判决。而徐翔荪一个劲想隐瞒、包庇逆子的行为,效果适得其反,反令徐达泉受到舆论强烈谴责、最终走上了绝路。

徐达泉在刑场

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以后,徐达泉很快被执行死刑,罗君强为了哗众取宠,还特地在南市监狱里对徐达泉实施了“三收三放”的晚清绞刑,由其原来手下的税警团行刑,并在报纸上刊登了行刑相片,整个司法流程由他一人主导、也存在严重问题。

徐翔荪年近六旬,连丧两子,既后悔又痛苦。

幸好他大儿子徐颂尧结婚早,1942年,徐颂尧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遗腹子,让徐家仍然有后。这对双胞胎兄弟性格很像父亲,聪明好学,其中一个长居香港,曾经担任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亚太地区经理,改革开放后还曾主持过美国某大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儿子成材,足以让冤死的徐颂尧地下得到安慰。

失去儿子后,年过六旬的徐翔荪不得不亲自出来主持业务,他做生意的头脑还是很精明,抗战胜利后,他大量收购美国剩余物资、获得暴利,1948年,徐翔荪将上海库存物资转移到广州和台湾,后来携全家迁往台湾,仍开药房,1950年10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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