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的问世，是汉字书写艺术的一次大的飞跃，其摆脱了篆书的束缚，自秦汉始，广泛应用于官方和民间，推动了文化交流，带动了碑刻的发展和振兴，至东汉达到顶峰，竖起了一座丰碑。

童钰个人资料（童钰洁）

然而自魏晋时期起，先是以钟繇为鼻祖的楷书，后又以“二王”为典范的行书，再之后以唐怀素、张旭为代表的草书，在社会上风起云涌，势不可当，成为文人生活中追求的目标。隶书逐渐式微，并在由它衍生的草、行、楷诸体的夹缝中沉寂前行，书家亦寥寥。到了清代，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隶书方复兴并得到长足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其时隶书代表书家众多，应用亦广泛，逐渐又重回高峰。

在灿若繁星的清代隶书书家中，郑簠、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等可视为其中的代表，他们在不同阶段使隶书以不同风格展现于社会各个层面。这里，笔者试通过对诸位书家艺术特色的分析，以展现清代隶书的特点与价值。

郑簠——复兴汉隶的旗帜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终身为医，余事工书好艺，乐收藏，尤喜汉碑。郑簠少时就立志学习隶书，在家藏的众多碑刻拓片中，最推崇汉碑，而在洋洋汉碑中，又最推崇《史晨碑》和《曹全碑》，尤其对后者如痴如醉。

《曹全碑》以圆笔为主，风格秀逸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蚕头燕尾、波磔分明，主笔突出舒展，是汉碑中秀丽典雅的代表。郑簠学习《曹全碑》既保持了原碑的书写特色，在追求基本形式相似的同时，又别出新意、大胆变通，用笔灵活且富有变化，并时而加进篆书的结体和笔意，令作品显得格外古朴。

与比他年长30岁的王时敏相比，更接近汉人并富有古意。王时敏擅长隶书，其笔力遒劲，气势宏大，书中渗透着一股雅致之气（见图一）。而郑簠与年长他17岁的程邃相比，其书多有相似。程为“徽派”之开山，工隶书，精篆刻，其隶书夸大了蚕头燕尾，笔力遒劲、肆意，影响甚广，不能不影响到郑簠。而专攻汉隶的郑簠在隶书的成就上比此二者都高，正如梁巘于《评书帖》中所云：“郑簠八分书学汉人，间参草法，为一时名手。”

图一王时敏书作

郑簠的隶书（见图二），影响之大远超其他书家。著名学者、隶书大家朱彝尊对郑簠激赏有加，不仅认为郑氏八分之妙堪为其师，更将他视为“本朝第一人”，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并列之。郑氏之隶书学习者众，求字者多，应用者广，题拓者重，计有15位文人学者赠之以《八分书歌》，其受欢迎程度清初善隶者均无可比肩。而其追随者周亮山、周在浚父子，张贞、张在辛父子，顾苓，孔毓圻，王概、王蓍兄弟，禹之鼎，万经，林佑，吴瞻澳等，遍布各地，均颇有声望，高翔、朱岷也是其中卓有成就者。（见图三）

图二郑簠书作

图三朱岷书作

邓石如——清代隶书出新的标杆

在郑簠这面旗帜的影响下，清初隶书得以长足发展。但乾嘉以来，却开始有评论者评郑隶“不古”“肥重”“挑趯”“颓唐”“嫩弱无力”“描头画角”“缺乏力度”等。缘由在于此时以方整、厚重、内敛为“古”，伊秉绶布白规整、用笔平实、结构方正风格的隶书开始受追捧，而比伊氏年长9岁的邓石如，其隶书伴随他的篆书与篆刻，逐渐名震书坛。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又号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他9岁随父读书，10岁辍学，14岁“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而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书法、金石、诗文，踏上了艺术之路。17岁为人作篆书，深受好评。

20岁便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后随父去寿州（今安徽寿县）教蒙馆，21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直到32岁时，才又去寿州教书，并时有治印和书写送人，得到主讲梁巘赏识，推荐其到金陵举人梅镠家学习。梅家是宋以来的望族，有康熙御赐翰墨珍品，亦藏有秦汉以后历代众多金石善本。邓氏得以博览研习，先主攻篆书，继而精临汉隶，深得其法，化为己有。在梅家的八年，是邓氏广临、博学、精取的八年。

邓石如40岁离开梅家，广游名胜，继续临摹了大量的碑碣，去粗取精，反复锤炼，使其隶篆诸体达到了自成一家的境界。在辗转游走中，他先后结识了“徽派”金石学家方君任、经学家程瑶田、翰林院修撰金榜及户部尚书曹文埴。曹氏对邓石如关照有加，特别举荐其进京。但邓石如遭到了一些书家的嫉妒，被迫“顿踬出都”，后在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家做幕宾。

邓氏52岁回到故里，置地建房，以“铁砚山房”自居。从此书写刻印，出游会友，不亦乐乎。进京、出游、会友，使邓氏的思路大为宽展；艰苦研习，使其功力不断加深，书刻艺术臻为化境。邓石如以隶书笔法作篆，突破了自古以来玉箸篆的樊篱，为清篆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他的隶书以汉碑为基，又以篆意写隶，佐以魏碑气力，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亦使清隶面目一新（见图四）。时人刘墉、陆锡熊评其：“千数百年无此作矣。”曹文埴亦称：“此江南有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推邓书“神品第一”。

赵之谦赞之：“国朝人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书出。”当代书家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提出：“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偏是那位藤杖芒履的邓石如。”

图四邓石如书作

由古代到当代的这些评赞来看，邓石如的篆隶无疑是当朝和后世不倒的标杆，影响了同时期的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吴咨、胡澍、徐三庚等众多大家，直至成为现当代人学篆学隶的楷模。平心而论，邓石如才称得上是汉隶守正创新的典范，是清隶篆巍巍高峰的标志。

金农、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吴让之、赵之谦——弘扬清代隶书的健将

在清代，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篆隶逐渐成为其时主流书体，也揭开了书法史新的一页。郑簠为倡隶写隶的旗手，邓石如为高峰标杆，而在书隶的济济人才中，金农、伊秉绶、钱大昕、桂馥、黄易、陈鸿寿、何绍基、吴让之、徐三庚、赵之琛、赵之谦等，则称得上是攀登高峰的健将，他们大都是诗、书、画、印及考古方面的方家，特别对隶篆均造诣精深。

金农（1687—1764），字寿白，号冬心、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寿道士等，其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博学多才。其隶书早年“墨守汉人绳墨”，造型规整，笔画沉重朴实，多内敛之势，具简朴风格。后大胆创造“漆书”，浓墨重写，任笔涂刷，表现出磅礴的气韵，开一代新奇，被誉为“畸士”。金农成为抒发个性、冲击时弊、力倡新思维的典型，影响了一批书画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晚号墨庵。一生为官多处，享有清廉盛名。诗、书、画、印均擅，特别是隶书，拙朴高古兼以飘逸，彰显出博大气象，时与邓石如并称大家。伊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结识参拜各方学者官宦，又以平民为重，遍留墨迹，所以他的隶书大作留世颇多，传播广远，对隶书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曼公、恭寿、种榆仙吏、种榆仙客、夹谷亭长、老曼等。其于艺术涉猎广泛，造诣极高，为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遍学汉碑，对汉摩崖石刻用功最勤。其隶书清劲潇洒，结体自由，穿插挪让，相映成趣，走出了传统汉隶，表现出创新的勇气和才能，既保留古风，又表现出“狂怪”，为一时之奇，乃赵之谦前驱。（见图五）

图五陈鸿寿书作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何氏极其喜欢书写楹联，可谓“联墨双馨”。其书善用中锋，以隶写行楷，行楷参隶意，且时加入顿挫和颤抖动作，使作品既凝重苍厚又富有流动之美。

吴载熙（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后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吴氏是一位博学多能的艺术家，早年师从包世臣，为邓石如再传弟子，书法以篆隶为精，功力极深。其隶书中心紧敛而肢体舒展，掺入篆意，大气古朴，多有创新，影响卓著。有的作品师法邓石如，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邓氏。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叔，号悲庵、梅庵等。赵之谦从青年时期便开始研习篆书，中年即出精品，于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出新意。他认为“因学篆始能隶”，隶书涉猎很广，遍临《石门颂》《三公山神碑》《封龙山碑》等，又详细考证了《刘熊碑》，大量勾摹汉碑刻石，摹补《西岳华山庙碑》，对隶书研习甚勤。其作既有篆意又具北碑之力，结体宽博大度，扎实而又灵动，用笔活泼峭拔，仪态万方新奇，气势磅礴，亦为时人推重。（见图六）

图六赵之谦书作

在清代，隶书高手后浪推前浪，名家辈出，如丁敬、童钰、叶封、钱大昕、赵之琛、桂馥、黄易、巴慰祖、赵魏、阮元、陈豫钟、张廷济、姚元之、汤贻汾、杨岘、吴昌硕、吴大澂等都是篆隶书法的巨匠，他们在弘扬汉碑、发展篆书的同时，也发展了隶书，为清代攀上隶书高峰垒起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