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

人兼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统一，如同汉语中的“人”字是由一撇一捺两画合成一样。而自然不仅指天然的自然，也指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的关系既是自然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是古往今来无数思想者探求的永恒话题，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讲，叫“究天人之际”。当然，古之“天”不仅指自然界，还有宗教性。冯友兰指出，“天”字在上古有五义，曰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

01天地万物一体

焚林而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是什么意思）

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讲：宇宙原来是黑暗混沌的一团，很像一个大鸡蛋，我们的老祖宗盘古便孕育其中。一万八千年后，盘古一觉醒来，用巨斧把这团混沌一劈为二，轻气上浮成了天，重气下沉成了地。为了防止天地重新合拢，盘古便站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从此，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的身躯也日增一丈。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已很高，地也很厚，盘古已然变成顶天立地的巨人。他死后，身体各部分就成了日月、星辰、山河与森林、草原，等等。于是，世界才变得如此丰富多彩。这则神话，既讲自然孕育人，又说人参与了天地的创造。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传达出万物同根同源的观念。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炎黄子孙据说是“龙的传人”。龙的形象与观念起源于距今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那时，人们出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与希冀，在心中想象出这个拥有马头、鹿角、兔眼、虎齿、牛耳、蛇身、鱼鳞、鹰爪和鱼尾特征的神兽，并赋予它翻云覆雨、兴风作浪的超人伟力。龙图腾集禽兽之所长，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是先民我同一、人禽无别的集体表象的具象性表达。

古人早已认识到，世间万物，形形色色，均由大自然造化而来；人类与万物是同源异流、同门异出的亲缘关系。犹如蜿蜒曲折、支脉纵横的水系，溯源而上，发现它们出自同一源头活水；又好像枝繁叶茂、四处铺展的树冠，往下看去，是同一棵大树，同根同干。

天地一体、万物皆一的观念，折射出古人那种偏爱“寻根”与“求同”的思维特点。它是古代先人探讨天人关系问题的基本共识，其他一切相关的观念，多由此衍生而来。

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特别强调“天人一体”观念，认为视天下为一体者，是为大人；拘于一己之躯的局限而分别彼此，则为小人。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是后天意念之所为，而是仁心的天然本能；小人亦有一体之仁心，只是被私欲蔽障，故为大人之学者需祛除私蔽，复其本然，是谓明德。他在《大学问》中讲：“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在王阳明看来，不仅要视天下为一体，而且，万物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天地相连，一气相通。他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因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02天人同道合德

在古人看来，人不仅与万物同源，而且，也因此之故，人与自然共享了普遍规律。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物理与人伦尽管各有各的运行轨迹——用时下流行的话语，叫“游戏规则”——但总的原则、根本的大道是相通与统一的，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均心”，“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

如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那样，道家的基本信念认为：“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老子强调，人应效法道或天的自然无为的品性，在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的因素。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进一步强调，人应摒弃人之为人的自我意识，主观上泯灭天人、物我的界限，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绝对同一的无差别境界。

与道家高扬自然之天不同，儒家理解的天是道德之天，认为天是人类道德的本源，道德源于天。《孟子·尽心上》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是说，充分扩展仁爱的本心，就懂得人的本性，懂得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孟子认为，人经由内心的存养与道德的实践，使仁爱精神发扬光大，便能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合一理想状态。

无论是用天或道的自然原则要求人的道家，还是把人的仁爱德性赋予天的儒家，均假定天与人有着共同的原则，深察自然便能洞悉人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古人热衷于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观察与冥想，以求从中抽绎出某些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作为人类效法的美德。美国汉学家艾兰（SarahAllan）教授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中指出，与天地、山谷、草木一样，水作为世间最寻常普通，也最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也以隐喻方式参与了中国古代先贤的哲学体系建构，成为他们体悟人生、认知世界与形成观念的思想酵母，像“道”“德”“仁”“心”“性”“自然”和“无为”等哲学范畴，都与水有着结构性的意义。

在古人理想世界中，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己及人，爱周围的人，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瓦石，爱自然万物和人造的万物，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在这个统一体中，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得其所。《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

综合儒释道三教的王阳明认为，人的躯体有别，但心是相通的；人要诉诸思想的力量即“尽心”，超越你与我、人与物的阻隔，以达于一同天下的精神境界。他说：“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盖圣人之心，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最高范畴，是知是非、明善恶的道德本能、道德德性和道德意识。王阳明认为，“良知”不仅为人所先天普遍具有，而且为世间万物共同分享。万物一体就一体在共享了“良知”。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03天人互感互动

在古人看来，无论苍天大地，还是一江一河，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有情感、有意志、有灵魂，与人有着某种感应关系。天人感应观念有着古老的传统，《尚书》《诗经》《左传》和《国语》中有关的记载，不胜枚举。

汉代大儒董仲舒将阴阳学说与天人感应思想杂糅在一起，使之大行其道。董仲舒认为，人出自天，天是人类的老祖宗，天与人同类同构，互感互动。他说，“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其实，不仅国之大事要接受上天的监管，就是个人的过失也难逃老天爷的法眼，天虽冥冥在上，却事无巨细、明察秋毫。

早在先秦时代，“天地君亲师”的观念即已萌芽，在后来的历史中形成一种祭祀习俗与制度。民间多设一“天地君亲师”牌位或条幅供奉于中堂，为古代祭天地、祭祖、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综合。至少从明朝后期开始，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将其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第，并对其意义进行诠释和阐发，特别突出了其中“师”的地位和作用。到了近世，“天地君亲师”又衍变出“天地国亲师”和“天地圣亲师”两种亚形。“天地君亲师”的观念将天、地、君、亲、师并置于一堂，使自然神与祖先神共享祭祀，于是乎灵间世界与人间世界发生信息交流与互感互动。

“天人感应”是古人“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极端表现形态，强调天与人之间的感应互动、因果报应，彰显了有意识的天对人间事务的干预和人的命运的安排，赏善罚恶、预定祸福。“天人感应”的观念显然缺乏现代科学根据，反映出古人的认识局限，但也无可否认，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大肆妄为起到了某种遏制作用。

武宗正德元年（1506），人到中年的王阳明，抗疏被下诏狱。身系锦衣狱中，他“相与讲《易》于桎梏之间者弥月，盖昼夜不怠，忘其身之为拘囚也”。正德三年，三十七岁，至贵州龙场赴任驿丞。他居夷处困，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观象而玩其辞，观变而玩其占，沉溺于对个人命运际遇的探究与预测，并感叹曰：“盖昔者夫子尝韦编三绝焉。呜呼！假我数十年以学《易》，其亦可以无大过已夫！”

不过，王阳明心学强调的“天人合一”，系基于其“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思想主旨和理论预设，“良知”是天与人共有的德性。命定的、感应的天人关系不是其理论关注的主导方面。既然万物皆有“良知”，人对之自然要善待，不可乱为。

04赞天地之化育

庄子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和“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顺天思想。他反对宰制生物的人类活动，认为诸如“落（络）马首，穿牛鼻”之类的人为，是“以人灭天”的违逆自然之举。庄子把顺应自然的人视为“畸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

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并针锋相对地把“明于天人之分”的人誉为“至人”。荀子曾提出“人定胜天”的观念，这常被今人解释为“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话语。然而，“人定”不是“一定能够”的意思，而是指“人谋”，荀子的本意是说人的聪明才智优越于自然万物。荀子并不认为人可以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为所欲为，违背自然规律而动。相反，他认为，人的智谋即能动性正体现在能够洞悉自然规律，参与天地的造化。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有寒来暑往、春生夏长，地有物质资源，人则有治理之功，与天地配合而为三。

这层意思，在《中庸》中讲得更为明白：“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动物只能“任天”，如鱼之泳游，禽之翔集，而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相天”。所谓“相天”者，辅助自然之谓也。人的使命绝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完成自然、完善自然。

王阳明用身体病痛的隐喻发挥张载“民胞物与”的宇宙大爱思想：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他认为，人心之“良知”与宇宙之“太虚”同体：

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而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齐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盖吾之耳而非良知，则不能以听矣，又何有于聪？目而非良知，则不能以视矣，又何有于明？心而非良知，则不能以思与觉矣，又何有于睿知？

由此看来，人能“致良知”，既成就了自己，也参与了宇宙的运演生化，因为“良知”是人与天地共有的本质属性。

05仁民而爱物

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讨论宇宙大爱的名作。《西铭》原为《正蒙·乾称篇》的首段，作者张载曾将其与本篇的末段录出，贴在东西窗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将右侧者题为《订顽》，左侧题为《砭愚》。后程颐改称《订顽》为《西铭》，《砭愚》为《东铭》。至朱熹，又将《西铭》从《正蒙·乾称篇》中分出，加以注解，独立成篇，向来被视为张载的代表著作。这两段话本是张载为批评人的顽愚品性而说的，因为很好地阐述了儒家乾坤一体、天地一家的思想大意，一向被视为儒家经典篇目。此篇一出，程颢立即称道说：“《订顽》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又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西铭》开篇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中，“乾称父，坤称母”句出自《周易·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而“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句如《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又“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全句大意是说，人是天地所生，藐然介乎天地之中。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人的身体，天地之间的主导便是人的天性。全人类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

当然，人首先是生物性存在，都需要消耗自然资源以补充能量、维系生命，古代圣贤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吃五谷杂粮的道德超人。但他们主张要善待大自然，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反对竭泽而渔，暴殄天物，以及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与残暴的掠夺。孔子说，捕鱼切莫一网打尽，不要射杀归巢哺育幼雏的鸟，伐木狩猎，不以其时，就是不孝。孟子主张不违农时，不用密网捕鱼，不滥伐树木等。

在先贤的幸福观中，并不单纯以物质占有的多少为尺度，他们更看重精神上的诉求，提倡返璞归真、知足常乐、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中国素有倡导节俭的传统，老子将“俭”视为为人处世的“三宝”之一，孔子把“俭”和“温、良、恭、让”同视为重要的美德。

在古人理想世界中，我们爱自己的亲人，进而推己及人，爱周围的人，爱人类，爱草木鸟兽瓦石，爱自然万物和人造的万物，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在这个统一体中，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得其所。《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

有关仁民爱物的理念，王阳明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平。”

06天地之间人为贵

庄子认为：天地间人其实很渺小，犹大山之一石一木，如沧海之一米一粟。四海在天地之中，就像蚁穴在大泽中；中国在四海，就像一粒米在大仓里。人类不过是世间万物中的一种；作为人类中一分子的个人，与万物相比，不啻马身上的一根毫毛。

《庄子·则阳》中有一则有关“蜗者”的寓言：有一种叫作蜗牛的东西，在它的左触角上建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在右触角上也有个国家，名叫蛮氏。两国经常因国土纠纷而爆发战争，死者数以万计，追赶败兵要十五天而返。如果游心于无穷之境，将视野无限伸展到浩瀚的宇宙，回过头来，再返观四通八达的各国之间，就感到似有似无一样。如此看来，国家不过小如蜗牛的触角，而人的渺小则如蜗角上的微生物，无足道哉。

与庄子不同，古代先贤大都认为人是世间最为宝贵的，“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

《老子》中则把人视为“四大”之一，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那么，人为天下贵，又贵在何处？人之所以为人，原因何在？思想家们一般认为在于人的道德性。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生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礼记》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明代陈白沙《禽兽说》更为直白地讲：人具七尺之躯，除了实践此心此理，便无可贵，不过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若只追逐生理和心理的满足，无道德上的成就，就无异于禽兽。

古代标榜的仁义道德，既包括“仁者爱人”的人际间关爱，也包括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仁民而爱物”，“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不错，天地之间人最为贵，但人贵就贵在人有道德感，对自然也心存爱意。

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赞同孟子对杨、墨的批判，认为杨朱“为我”和墨子的“兼爱”都抹杀了个体的差别，以至于无君无父。他进一步指出，“为我”是行义过度，“兼爱”是行仁过度。这都是极端，皆不符合儒家中庸适度原则。而现今的杨、墨则是佛、老。这两者一是提倡众生平等，一是提倡自我修炼。

在《传习录》一段对话中，王阳明对此有回答。有弟子问，既然仁者以万物为一体，那么就应该平等地爱护所有事物，为何却说墨子的“兼爱”不是仁呢？阳明答以爱有差等。仁民爱物是一种有差等的爱，根据亲疏远近、尊卑贵贱来有区别地分配爱：

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隔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心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个条理，便谓之信。”

在王阳明看来，人类对万物的爱不是漫无差别的泛爱博爱，而是在爱的分配和次第上有所差别的，这是依于人为天下贵和万物有厚薄的基本立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其秩序是基于差别而定，人的爱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高及低地拓展传递的。另一方面，尽管世间有着万千差别，但均有道德德性，人与物之间不仅是物质转换的关系，也有着道德关系、精神品格，素位而行，各得其所，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西方传统上否认人与自然有着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否认非人类生命有着供人食用的有用性外的独立生命价值。在生态伦理中，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既根深蒂固又非全无所据，因为我们即人类，故本能地从人的立场来思考，以人的福祉和利益为旨归。当然，这种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如果恶性膨胀、泛滥成灾，不仅会消灭自然界的各种物种、破坏地球生态，人类自己最终也将自掘坟墓。在当下思想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拮抗与争辩中，中国传统也许能贡献出有益的思想元素。

07余论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了中西文化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体现了对世界的合理适应；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则是对世界的合理宰制。其实，这种“适应”与“宰制”的区别，即是东西方的区别，也是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区别。

冯友兰先生说，历史上的士人即知识分子，“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本质上就是‘农’的反映和看法”。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是形成传统文化自然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传统里发生广泛影响的不是荀子所谓的“戡天”思想，而是适应自然、人与自然相感相通、和谐共存的理念。这既是一种深沉圆融的生存智慧，也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与古人的宇宙论、人性论、价值观和幸福观等息息相关。毋庸讳言，传统社会也存在着对自然的破坏现象，如刀耕火种、焚林而田、大兴土木，等等，以及随着人口增长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不断索取，尤其是社会动荡乃至战争对自然环境的无情摧残。

然而，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物种灭绝、环境退化和生态失衡才发生根本性的质变。工业化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本来是以资源的高消耗、生活的高消费和环境的重污染来支撑经济高速度增长的，与之伴随而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近代以来的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个行动如果能给相关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相关人们的痛苦，那便是对的、道德的，而那些减少了人们的快乐或给人们带来了痛苦的行动便是错的。麦金太尔在《追寻德性》一书中指出，由于近代以来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对物质利益和财富的追求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传统道德已从以往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边缘化，沦为实现外在利益的工具，人类社会呈现出道德危机的征候。的确，我们看到，以追逐满足物欲为单一目标的功利主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相互配合，正在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园，同时也在销蚀我们心中怀抱的价值与尊严、理想与信念、崇高与神圣，将自己从祖辈营造的精神家园中放逐，有如迷途之羔羊，前途叵测，四顾茫然，缺少了道德感、目的感、使命感与归属感。

20世纪，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认为科学无所不知、技术无所不能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风靡天下，科学技术被看作可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救世主。然而，科学技术既提供给人类行善的伟力，又千百倍地放大了人类作恶的能量。地球生命赖以存在的臭氧层变薄，自然资源日益严重的匮乏，出现了核技术、克隆技术等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的挑战。缺少了道德的指引，科学技术成了无缰的野马，横冲直撞，不管不顾。

当今世界愈演愈烈的消费主义，表现为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限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人生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它不断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为了满足物质欲望，人们疯狂地向大自然榨取，无视自然的基本规律，企图超越自然对人的约束，结果造成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

20世纪70年代，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东西方著名人士——历史学家汤因比、宗教和文化学者池田大作在伦敦会晤，就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畅谈十日。他们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往，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于是，有了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在对话中，汤因比说，“人类比其他动物有大得多的行动自由。我们比起人类以外的动物来，既能够作恶，也能够为善。因此，如果我们抛弃了规范来生活，其行为一定连禽兽都不如。”池田大作说，“现代人以科学为武器，已具有甚至不难使整个地球运动的能力。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

近年，被誉为“当代爱因斯坦”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用人们熟悉的电子声音称：“人类将来最好离开地球。”

面对严峻的环境恶化与生存危机，现代文明倾向于将其简化为科学上、技术上或政策上的问题，而事实上远非如此。正如戴斯·贾丁斯在《环境伦理学》中强调，这些环境和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而这些更基本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人类的价值，关系到我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在自然界的位置以及我们应当孕育的世界文明形式等方面。

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在《中国的智慧》一书中说，“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自然也不是人类的主宰，它们原是可以相亲相爱和平相处的，人有一份爱物惜物之情，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己。人与自然同德又同体，是因为人的创造欲，和它激起的破坏本性，才将它们分裂为二，化友为敌，把原来可以相成的关系，终导致今日相毁的局面。”“现代人需要重建的新宇宙观，从中国传统与自然关系的建构中，将可以获得丰富而有价值的启示。”

中国古代思想家，依托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生存状态与经验世界，运用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辩证性特点的东方智慧，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答。为此，我们可以向与现代文明具有异质性的传统中寻求智慧与灵感，使其经过检验与筛选、诠释与引申、价值的重估与再创造，对现代化的偏失与人性的异化起到某种修正作用。中国传统上那些有关生态伦理的看似素朴稚嫩甚或粗鄙浅陋的观念，不仅因为其旧而会给时人某种历史新鲜感，而且，因为它从古代东方特定的视域揭示了人类永恒真理之一角，也许会对调整当今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和失序状态，有所启迪。

不过，应该指出，思想文化等精神性因素，其作用是有限度的。一般来说，历史上的经济因素是“自变因素”，政治因素是“快变因素”，制度因素是“刚性因素”，而与之相对，思想文化则属于“它变因素”“慢变因素”和“软性因素”。虽则知识界对包括生态伦理在内的民族传统的筛选提炼与提升阐发，对当下人们选择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不无积极作用，但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唯有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制度平台上才能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