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爱好者如果足够细心的话，肯定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建国前的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军装旧照中，既有佩戴二星也有佩戴三星领章的情况，显然就是中将和上将的区别。那么在特殊的年代里，周公究竟获得过哪些军衔，又分别是哪一方授予的呢？

黄琪翔（黄琪翔故居）

（中将职务军衔）

首先需要说明，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并没有真正地系统地实行军衔体系，红军时期不消说了，敌强我弱，戎马倥偬，军队的正规化无暇提到日程上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总部曾有意建立我军自己的军衔体系，也因为条件不成熟而最终搁浅。

作为我党早期的军事负责人、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和后来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完全有资格在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只是因为建国以后，周公担任了政务院总理主抓政府工作，以及为了大授衔的顺利进行，才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一起，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动放弃而已。

因此，周恩来佩戴军衔的情况，皆出现在建国以前的几次特殊历史时期，在此有必要认真解读一番。

（在重庆）

一、黄埔军校中将政治部主任

别看黄埔军校后来声名显赫，其实在成立之初，它的规模和级别在广州政府内部，还只是个不大的衙门口，毕竟军校还属于初创期，没有人知道它未来的能量。

蒋校长先是干筹备委员会的活，等到1924年5月2日正式到任时，职务全称是“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领中将衔。

此时还没有成立所谓的“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在广州行使军政权力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黄埔校长的委任状抬头是“大元帅令”，落款也是海陆空大元帅孙文的名字。

包括其他各路诸侯，起初也很是瞧不起黄埔，一名滇军师长曾当面挖苦蒋校长说：“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个营就完全可以缴你的械”，把未来的特级上将气个半死。

黄埔校长才是中将军衔，那有没有上将呢？当然有，比如大元帅府的陆军总长程潜，就是上将军衔。所以程潜后来战功虽不卓著，却必须补授为陆军一级上将，原因就是军界资格太老了。

黄埔教官们军校初创时期，军衔也普遍不高，以前期的74名教官为例，其军衔分布情况是：中将1人、少将3人、上校3人、中校6人、少校7人、上尉11人、中尉24人、少尉10人，其他则为文职干脆没有授衔。

何应钦刚入校时不过是少将衔战术总教官，张治中是上校衔，刘峙、陈继承等战术教官为中校衔，而搞炮兵的陈诚仅仅是上尉衔。

而蒋校长晋升上将军衔的时间，大抵是在1925年8月前后，也就是成为第一军军长的时候，因为参加北伐的各军军长，包括李济深、李宗仁、程潜、唐生智等等，都是上将衔。

（程潜）

周恩来是1924年9月从法国回到广州的，并没有赶上黄埔初创，到粤后曾经担任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大约是书记的意思）兼军事部长，还曾应邀赴黄埔军校讲授政治经济学，算是与黄埔初次结缘。

两个月后，在党内资深人士的推荐下，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时年26岁。在黄埔历史文献《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里面，对此有明确记录：“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

因此，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的职级和军衔，都是非常之高的，几乎与校长平起平坐。所以黄埔前三期的学生，后来无论晋升到多高的职务和军衔，看见周公也得毕恭毕敬，也包括混成一方诸侯的胡宗南。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跟那位校长一样，周恩来第一次获得的军衔，授予主体仍然是孙中山大元帅府。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国民革命军还没有健全的军衔体系，更没有标准的军衔展现方式，既无肩章也无领章。

直到北伐开始以后，在蒋的嫡系的第一军系统内，才小范围有了臂章军衔的形式。因此我们看周公在黄埔时期、东征时期的照片，只是旧式的灰蓝色军装和“童子军帽”，并没有任何显示军衔的标识物。

而到了第一军系统开始挂军衔臂章时，周公已经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了该军，1927年初转赴上海组织工人起义，然后再领导南昌起义，与反动派彻底决裂，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军衔了。

（马歇尔来华）

二、陈诚出面邀请任职政治部

这一晃就是十年，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场。

既然名义上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正规部队，出于跟各路友军配合作战和打交道时方便计，军事委员会也给大部分八路军的将领们，授予了职务军衔，注意不可能是“铨叙军衔”。

因为国民政府推出的“铨叙军衔”体系，始于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它是根据军官的资历、职级、战功等等条件，综合评定出来的正式军衔，以改变在此之前军衔泛滥的情况。

比如曾经被任命为上将军长的陈诚，1935年就只被铨叙为“陆军中将”，憋屈得很。直到第二年为了解决部分高级将领衔级不符的问题，国民政府增设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陈诚才总算挂上了三颗星。

（在陕北）

所以跟反动派打了十年的八路军将领们，是不可能被授予铨叙军衔的，毕竟是曾经敌对的两支军队，否则停年怎么算？战功怎么计？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网传朱老总曾授“中将加上将衔”自然也是捕风捉影，朱德总司令（第18集团军）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路军总指挥时，就是上将职务军衔，没可能获授铨叙军衔。

顺便科普一下，“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个玩意，在北洋时期、南北对峙时期就出现过，设置目的和性质虽与1936年的基本相同，却是两个不同的政府所设，之间并无传承性，也不可以混为一谈。

既然是职务军衔，八路军将领们的军衔称谓是必须带上职务的，比如朱老总是“上将总指挥”、刘伯承贺龙是“中将师长”、聂荣臻是“少将副师长”、陈赓是“少将旅长”等等。职务军衔的特点，是职务一旦撤销，相应军衔随之不在。

（陆军中将孙元良）

而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孙元良等师长，准确军衔称谓却是“陆军中将”，两者是有本质不同的。淞沪会战爆发后，王敬久和孙元良、宋希濂等人火线晋升军长，军衔仍然是陆军中将，看懂区别了没有？

扯远了，说回周公的军衔，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当时并未在八路军中任职，不过1938年初，那个委员长邀请周公出任了一个重要职务：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这个政治部是以原来的军委会“政训处”、战时大本营第六处、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合组而成，1938年1月在武汉挂牌，属于新组机构。

政治部在抗战时期，主管国民革命军的政治训练和战地宣传等工作，兼管政治情报和战地服务，权力还是相当大的。

（陈诚）

三、军事委员会中将副部长

政治部的部长人选，确定为黄埔系军队“得三望二”的红人陈诚，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筹组期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那个委员长有意邀请周公出任副部长，并暗示陈诚前往商谈。

陈诚倒是充满热情地登门邀请，周恩来起初笑着婉言谢绝：“蒋先生能有此姿态，我们党当然欢迎，不过去政府里任这样一个职务恐不合适”。同在武汉的博古则是个直性子，脾气也躁：

“叫我们党的一个副主席去任你们一个部的部长，对了，还是个副的，你这不是开玩笑吗”？陈诚有些尴尬，陪笑着道：“此事不在职务高低，主要是向外界显示一下我们两党合作的诚意”。

但是为了维护合作抗日的大局，在陈诚的反复邀请下，在报请延安方面的同意后，周恩来还是于1938年3月，正式履职了军委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上将待遇）。

同时担任副部长的还有粤系的黄琪翔，其实以周公的黄埔资历和早年军衔，授个陆军一级、二级上将衔啥毛病没有，何应钦当时是陆军一级上将，黄埔时期也就是个少将总教官嘛。

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前面所提到的“阵营”因素，我方将领不可能获授铨叙军衔，所以什么一级二级上将、哪怕是中将加上将衔，一概都属于铨叙范畴，如此就只能是职务军衔。

另一方面，政治部长陈诚仍然还是中将加上将衔（1939年晋陆军二级上将），无论是从职务区分的角度，还是当局故意压低我方的心态，都不可能给周公上将职务军衔，那么只能是“中将副部长”。

（第18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

而职务军衔的委任，在抗战时期并不需要国民政府正式颁发“任官状”，只需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一纸“委任令”即可。因此周公在抗战时期的“中将副部长”职务军衔，授予主体其实是军事委员会。

之前撰文介绍过，周公利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如对杂牌军的统战工作，比如利用战地服务团队的组建，在进步青年中发展我们的力量，比如争取民主人士的理解等等。

哪一个战区的大小将领，也不敢公开为难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大小特务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因此这个身份为周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蒋某人那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大抵从1942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公已经不在政治部正常履职了，主要的和公开的身份，已是我党驻重庆的首席代表。

实际上到1946年军事委员会改组时，政治部也奉令撤销，既然不再担任这个职务，那么职务军衔也就随之不存在了。

此间周公的身份，已经是我党与重庆方面进行谈判的代表团团长，抗战胜利，时过境迁，根本不需要在另外一个阵营再兼职了。读者一定要把1946年以后周公的军衔，以及我军一些将领佩戴的军衔，跟抗战时期区分开来。

（军调执行部我方首席代表叶剑英中将）

四、“三人委员会”上将代表

1946年1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进行所谓的军事调停，目的是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同时也对各地的国共武装冲突进行“调停”。经过三方谈判和商量，决定共同派员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

而军事调处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包含三方代表的“最高三人委员会”，由美方代表马歇尔、蒋方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我方代表周恩来组成，所以“军调部”其实是三人委员会的下属执行单位。

也就是说，军事调处工作由“三人委员会”总负责，由设在北平的“军调部”具体执行，军调部也设有三方代表：我方代表叶剑英、蒋方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罗伯逊。

（美方代表）

军调部再下设38个“军调小组”，分赴或分驻全国各地区，处理国共双方军队的军事冲突问题，每个小组仍然由三方代表共同组成。这三个层级的三方派出人员，当然是级别和军衔递减。

而在三人委员会中，马歇尔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张治中是陆军二级上将，为了体现对等原则以及工作上的方便，延安方面也临时任命周公为上将衔军调代表，因此周公第三次获得的军衔，其实是我方所授予的！

临时获衔的不仅有周公，我方派驻北平军调部、各地军调小组的代表们，延安方面也都按大致职级授予了相应军衔，比如北平军调部首席代表叶帅，当时是中将军衔等等（后面有名单）。

（三人委员会）

这样的操作最早出现在1945年9月16日，当时为了与东北的苏军进行交涉，延安方面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军衔，段子俊等人为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

不过由于我军当时既没有真正的军衔体系，也没有正规的将校军装，所以我方各级军调代表只能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制式军服，然后佩戴相应的军衔领章。

当然，这样穿戴也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毕竟八路军、新四军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而有的代表，干脆还是穿八路军的土布军装不挂军衔，只是有份任命书而已。

换言之，我方一批高级将领在1946年佩挂的军衔，既非职务军衔，也不是什么铨叙军衔，干脆跟蒋系的军衔体系没有一毛钱关系，其临时授予的主体，特别注意已经是延安方面。

（上将衔代表）

列举一下这个特殊时期我方代表的临时授衔情况（部分）：

军调最高三人委员会我方代表：周恩来，佩戴上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佩戴中将衔（1955年授开国元帅）。

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佩戴中将衔（1955年授开国大将）。

军调部我方代表团首席军事顾问：滕代远，佩戴中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沈阳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饶漱石，佩戴中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陈赓，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大将）。

军调部本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许光达，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大将）。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上将）。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上将）。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副处长：李聚奎，佩戴少将衔（1958年补授上将）。

（罗瑞卿挂中将衔）

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韦国清，佩戴少将衔（1955年开国上将）。

军调部张家口执行小组我方代表：赵尔陆，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上将）。

军调部四平执行小组我方代表：耿飚，佩戴少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张经武：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中将）。

（许光达挂少将衔）

军调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秦基伟，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中将）。

军调部承德执行小组我方代表：段苏权，佩戴少将衔（1955年授开国少将）。

军调部广州执行小组我方代表：方方，佩戴少将衔（1955年未授衔）。

军调部新乡执行小组我方代表：黄镇，佩戴少将衔（1955年未授衔）。

结语：

历史事实很清晰了吧？在1946年军事调处期间，延安方面给周公、代表团成员、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临时授予的军衔，只是出于对等目的，以及在调处工作中身份的便利，跟人民军队建国以后的大授衔没有任何关系。

笔者之所以选择用“佩戴”一词，是因为我军部分将领此番挂上军衔，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临时性办法，并未进行系统全面的评定。

至全面解放战争爆发后，这些临时军衔也就不存在了，故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授衔”。

（张家口军调执行小组）

纵观周恩来在建国前的三次授衔情况，不妨这样总结：第一次是1924年，由孙中山大元帅府所任命，黄埔军校中将政治部主任，当时还没有铨叙军衔的出现，可以理解为职务军衔。

第二次，是1938年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中将政治部副部长，仍然是职务军衔；第三次，是1946年由我党的中央军委主席所任命，军事调处最高三人委员会中共代表，佩挂上将军衔。

尤其是第三次的佩戴军衔，跟蒋方的军衔体系只存在“表面上的联系”，也就是外观看似相近，实则有本质不同，毕竟授衔主体分别是南京和延安两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