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游戏《江南百景图》引发了网友讨论。
游戏原定新增人物“闲人”岳飞的Q版人物形象被设计成了“赤裸上身、牵羊免冠”。
然而,据中国历史研究院《岳飞“肉袒牵羊”?历史不能“游戏”!》一文介绍,“肉袒牵羊”是古代战争中战败国向战胜国投降的一种仪式。
战胜国要求战败国俘虏赤裸上身,脖子系绳,像羊一样被人牵着,任人宰割,因此牵羊礼中常常有人不堪受辱而自杀。
游戏方这一举动引得许多网民质疑该游戏侮辱历史英雄,有人说“赤裸半身搭配牵羊……这次实锤暗戳戳搞历史虚无主义”。
最终,游戏的研发和出品公司椰岛游戏通过《江南百景图》官方微博发布道歉声明,反思自身史学功底不足及游戏制作中的失责,撤下了游戏中的“岳飞”形象。
游戏歪曲史实、胡编乱造肯定不可以,但是,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向游戏涌现出来,有关游戏如何运用历史资源的讨论也层出不穷。
一些历史研究者可能对与史实不符的部分看不下去,不能接受不同时代的人在游戏中被杂糅在同一时空下,也不理解游戏给不同历史人物划分等级、设定技能的标准,等等;而一些游戏玩家则可能嫌弃专注于史实的人过于较真与保守。
游戏基于历史发散、改编的度在哪里,基础的准则是什么?这个问题大概还是要让两边都了解的人来说说看。
此前,《历史学是什么》的作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担任了《王者荣耀》游戏的顾问,也引发了不小争议。
面对各方面的意见他指出,只要历史价值观不出问题,没人会把游戏当作真历史,所以不妨可以多给游戏一些空间。
那么葛剑雄老师指出的历史价值观具体指些什么呢,在小北想安利给大家的这本《历史学是什么》中都有。有关历史资源在今天重新利用与开发的讨论,远不止于历史向游戏。
面对历史,我们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历史对于今天有什么意义?今天,和小北一起看看吧。
01
创作需要想象,但也要尊重事实
基于历史的再创造在今天有很多,除了游戏这一新兴载体之外,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是文艺作品对历史的演绎,例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等。
文学创作和史学书写的性质不同,历史的文学化倾向往往遭到诟病,但类似的演绎放在小说中可能就没什么问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的一条记载:晋灵公对赵盾怀恨在心后,派了一名刺客前去刺杀。刺客潜入府邸时正值清晨,他看见赵盾将朝服穿戴整齐,准备上朝,因时间尚早,正坐着闭目养神。
刺客见到赵盾对上朝如此恭敬的态度,心里非常惭愧,觉得杀害国家的忠良,是对国不忠,可是违背晋灵公的命令,又是对君不信,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样反复思想斗争之后,实在想不出解决办法,于是便头撞槐树而死。
显然,这个例子逻辑上很成问题。
刺客触槐而死前,赵盾根本毫不知情,等赵盾发现他时,他已经死了,那么此前的心理活动他又告诉了谁呢?刺客心存愧疚、触槐而死的说法只是赵盾方面的一面之辞,而且整个故事情节过于离奇,太像小说家言,很难让人相信是信史。
但是这样的“故事”却让大家觉得很合理,因为它符合民众对于善恶忠奸的价值判断标准,迎合了老百姓普遍的心态,认为忠臣的道德力量足以感化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对于创作来说,大胆的想象虚构正是必要的,因为史料记载毕竟有限,有的还自相矛盾,连历史学家都莫衷一是,要是就按少量靠得住的史料写,恐怕连起码的情节都编不起来,即使写出来也不会好看。
因此,在“创作”的范围内,对于历史的利用,只要价值观念正确,例如不反人性、不违反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公序良俗、不触犯公众的禁忌,便不妨在具体内容和手段上自由发挥。
其实,《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有多少是三国、北宋的史实?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中国古典小说(而非史书)中的精品。而真正想学习历史的人,为何不去读史书,而非得去看某人的历史小说?
像游戏《江南百景图》对传统建筑的展示、大明女性计划、在灯会用孔明灯放飞普通居民的愿望之类的设计,虽然并非完全遵照史书,但也都还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但“价值观念正确”的最基本前提,毕竟还是要尊重事实。如果真要用文学手法表现历史,在史料不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情节进行一定的合理想象,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能违背的。
例如,纪晓岚即便身为总纂官,他家里也不可能放着一部《四库全书》,就是乾隆皇帝赐给他,他的书房中也放不下;岳飞无论如何演绎,也绝不可能变成献降之人。
文学、游戏、艺术一类的作品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不能无限地夸大,它们不能代替历史,否则就是对历史的误解。
02
历史运用者 vs. 历史研究者
历史向游戏以及其他类型的历史演绎作品,除了在想象虚构尺度上的争议,还时常面临另外的责难。例如,一些对历史探究较深的玩家,可能会认为历史向游戏对历史的呈现和探讨有些粗浅。
排除有些作品确实制作得不够用心的情况,这一问题的很大一部分争议,其实是源自评判眼光差异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运用和历史研究应当区分开来,我们不能用专业的标准来苛求非专业人士,也不能用研究的眼光衡量包括历史运用在内的一切事务。
例如,一位中小学历史教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传授给学生,尤其是目前尚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对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中小学生而言,反而容易引起思想混乱。
教师应该选择最合适、最重要的内容传授给学生,比如可以多讲历史中优秀的部分。出于这样的目的,历史运用者通过其主观意识选择、剪裁史料就不可避免了。
再如,如果介绍一座城市的发展史,而对方只有5分钟的时间,恰当的做法就只能把最重要、最恰当的内容告诉他;如果有5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增加一些细节,甚至不妨告诉他研究中存在的空白和争议。
如果对方是中小学生,就可以不提这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多讲述一些正面内容;但如果对方是个大学生,那就可以多讲一些争议和失误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大部分非历史学及相关专业的人来说,学历史只是为了增加知识、满足兴趣、陶冶性情,那么在这种目标下,就没有必要要求他们把时间花在非常琐碎的历史细节和有重大争议问题的讨论上。
除非他自己对此有浓厚的兴趣,在了解和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带来精神愉悦——这也算另一种实际功用了。
历史向游戏也是如此,既然人们并非要通过游戏研究历史,那么,游戏制作者只取基本史实和学术界公认的观点进行利用和开发,自然是合理的。
而谈到历史运用与历史研究的区分,同样,我们也不能以“运用”的标准要求历史研究。
历史的研究其实不应当存在有用与否的问题,即便有一些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确实找不到实际用处,但这种研究的过程可能会形成或验证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或者是一种逻辑思维的训练。
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价值,从来没有绝对的有用,也没有绝对的无用。
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国内收藏家注意的多是书法优美的手书经卷,对账册、契约一类不屑一顾。当年敦煌文献自甘肃运往北京的途中,沿途官员纷纷盗取,都是挑选这类经卷。而今天人们无疑早已意识到,后者对于历史学研究具有更大的价值。
俄藏敦煌文书,Дх-1424唐代敦煌寺院牧羊契
如果一味片面强调“古为今用”,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极容易变成为某些观念或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
03
历史对现实的作用有多大?
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和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可以给今天的我们提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借鉴和知识。
很多事物的发展需要经历很长的时段,在当代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看出其变化的趋势的,长时段的经验教训都记录在以往的历史中。
此外,即便传媒在今天日益发达,当代经验也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现实中一个人所能接触到的范围毕竟也很有限。而历史上见于记载的人物、事件、经验,经过了无数人、无数年代的积累是如此丰富多彩,应有尽有。
人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一个人空闲时想增加知识、增长见识,历史也是最丰富的知识来源。
要了解魏晋风度就离不开《世说新语》的记载。学音乐的人,既然不能个个都能遇到当代的贝多芬、当代的莫扎特做老师,最好的方法也只能是通过历史向这些大师学习。学书法的人,可以从书法史里面吸取营养,临摹历史上王羲之、张旭、颜真卿等大师留下的法帖、碑刻,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历史对今天的意义如此之大,但另一方面,历史对现实的作用也不可高估和夸大。
例如,决定一个国家领土大小和稳定程度的主要因素,是现实而不是历史;整个唐朝都拥有今天越南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可能凭一份唐朝疆域图向越南索取领土。
过度强调历史的作用,甚至进一步走到“影射史学”的道路上的话,就没有尊重历史事实可言、得不偿失了。
以历史论证和影射现在,甚至为了达到今天的目的而歪曲历史,以为只要找到一条“史实支持”便足以使自己获得正当性,这种情况“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致。
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凭空捏造历史上所谓“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无限地拔高法家,贬低儒家,并由此将历史上一切政治斗争,乃至文学流派上的分歧都归结为这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连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成了“法家作品”。
当年被大肆吹捧的所谓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盗跖)就完全是虚构的产物。盗跖最早见于《庄子·盗跖》,他当面痛斥孔子,称所谓“圣人才士”不过是“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
这当然只是庄子假托的用来讽刺儒家的寓言,盗跖是否确有其人还是个问题,而“四人帮”的御用历史学家们,出于“评法批儒”的需要,非但肯定这个寓言中虚构的人物,而且编造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事迹出来。
1974年开始,全国掀起一场研究和调查盗跖的热潮,各地找出来的盗跖活动地竟然达几十处之多。对此,谭其骧先生就说过:“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怎么会有遗迹?”
影射史学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将过去的史实和今天的现实挂起钩来,把古人和今人做极不恰当的比附。
然而,现实绝非过去的循环或重复,因为时间、地点和条件都发生了改变。
今天的我们要如何看待历史?不妨说一句“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
历史运用者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但不要奢望历史为现实提供直接解药;在尊重历史的基本前提下,用现实的大胆创新去解决现实的问题——也许这才是当我们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能给出的可行答案。
##202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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