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古都 历史名城

卢云发（1921.10——1987.9)，临西县尖庄乡卢庄村人。1953年3月，调大名县工作，先后任公安局长、副县长等职。他幼年务农，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

卢云发参加工作之后，担任卫东县公安科战士、县政府通讯员，临清县公安局干事、副股长等职，是一个从基层逐步提拔起来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因此，他作风泼辣，勇挑重担，大胆负责。在他任公安局长期间，遇有重大案件，身先士卒，亲自动手，参予侦破；在处理案犯时，务求件件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担任副县长之后，遇有艰难任务时，他亲临现场，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1963年8月，大名遭受300年以来最大的洪涝灾害，卢云发负责领导卫河防汛工作。他想到卫河堤防的安全不仅关乎大名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乎到津浦路和天津市的安全，责任重大。因此，他接受这个任务后，连夜冒雨赶赴阵地。从洪水暴涨，到抗洪胜利20多天的时间里，他不管倾盆大雨，不论黑夜白天，一直和民工战斗在一起，哪里出现险情，他就到哪里指挥，向沿岸上堤的三万名民工发出“水涨堤高，人在堤在”的号召，并在24小时内将长达85华里的堤防加高一米。8月7日龙王庙桥南，出现长达800米险工堤段内5个砖石大堤坍塌在水里，老堤冲刷完了，新堤筑起来。在行将决口，使土困难的紧急关头，卢云发拜访群众，征得群众同意后，当机立断，推倒81间房屋，（后均由政府给予赔偿）用房土筑起新堤，用旧房木料打起新坝，战胜了险堤，保证了大堤安全。

卢云发虽然是农民出身，但他热爱知识分子，热爱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倍加爱护，善於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文革”期间“造反派”说他“专爱给牛鬼蛇神打交道”，诬蔑知识份子是“牛鬼蛇神”，他拒不承认地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财富，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是党的政策”。“文革”后期，他曾担任过一段卫生局长。一个著名老中医冯国书先生，因出身地主，被迫害而死。卢云发对此十分惋惜，他亲自主持，给冯先生平反，落实政策，受到知识界和人民群众的好评。1960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期间，政府办公室一个干事，是个知识分子，政府重要文件及领导人讲话稿多出自他的手笔，工作十分繁重。家里孩子多，工资低，生活十分艰难。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亲手从粮食部门批给他80斤豆饼指标，使这个干部一家人度过了难关。县剧团的一个名演员，因待遇低，一度不安心工作，要求外调。他得知后，亲自做工作，帮助她解决困难，使她在大名安下心来，从事戏剧艺术工作。所以，许多知识分子把他当作“知心人”。

郭养之（1909——1987)，大名县红庙乡郭庄村人。1930年在七师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1987年12月23日病故。生前先后任大名县四区抗日救国会主任，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教育科长，中共元朝县委社会部长、宣传部长，元朝县、大名县县长等职。

郭养之长期在大名县从事革命工作，干部群众信任他，尊敬他，对他有深厚的感情。人们说起他来，无不亲切地说：“老养（这是人们对他的美称）为咱大名人民翻身求解放，过上好日子，绞尽了脑汁，出够了力气！”早在七师求学期间，他就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创办农民夜校，对贫苦农民进行革命教育，发展中共党员，建立郭庄、任庄党支部，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满怀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于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那时，他在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担任教育科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全县建立8处抗日高级小学，领导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农村刷标语，演街头剧，说快板，扭秧歌，宣传抗战到底，宣传抗日胜利消息。在抗日祝捷会议上，与军民联欢，组织学生到后方医院去实习服务，为伤员送水喂饭，端屎端尿搞卫生。那时，他常常和元城县抗日第一高级小学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打游击活动在一起，教育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坚持抗战到底，使这所学校成为了一支很有生气的宣传队和工作队。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人材。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任元朝县、大名县县长。为医治战争创伤，使群众尽快的富裕起来，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领导群众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从1950年到1953年这3年时间里，郭养之在机关时，精心研究有关互助合作的方针和政策；下到农村去就搞调查研究，解决合作化工作中的问题；在会议上，三句话不离本行，滔滔不绝地讲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人们说他是：“互助合作化迷”。在大名县委（郭养之是主要成员之一）的积极领导下，大名县的互助合作化运动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县之一。涌现了张希顺、裴星辰、贾建明、任成修、晋学贤等一批全国互助合作化模范。

作为一县之长，在重大工作中他牢牢掌握党的方针政策。1952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大名县有一个当过日伪县长的李××，从这人的身份上讲，属于应该镇压处决的范围。但此人任伪县长期间没有重大劣迹，没有民愤。他根据党的“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的政策，主张不杀，提出尽量少杀人，并亲自向上级写出不杀此人的报告，上级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主张是正确的”。

郭养之一生热爱马列著作。在抗日战争的游击环境里，他的文件包里经常装着《资本论》，转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夜间就借来油灯看书。在和平环境里，他不仅自己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经常给干部上马列主义课。他学识渊博，讲起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干部队伍中有“马列主义活字典”之称。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教育青年干部把有关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学到的理论才算是真正的学问。

郭养之一生艰苦朴素。他从来不讲吃，不讲穿，冬季一件灰棉袄，一顶灰毡帽，夏天一身粗布衣，一双粗布鞋。“灰棉袄”几乎成了“老养的形象”。在担任县长期间，坚持自己动手搞工作总结和报告，一熬就是一个通宵，饿了让伙房拌一碗疙瘩汤，喝喝就行了。下农村去，到群众家吃派饭，他说：“这样才能知道群众的疾苦，才能更好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在要求什么，做领导工作才有资本。”

郭养之具有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953年4月，在所谓“大名事件”中，他受到错误处分，家属子女受株连，“文革”中受到迫害，但他从不讲怪话，他背着沉重的“处分”这个包袱到秦皇岛搞“四清”，立场坚定，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工作者”。他坚信党的正确，从不动摇。他的历史错案在1986年6月，组织上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待遇。同年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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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方志【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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