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的研究，必须具备细致的剖析。多年来，许多人在撰写论文与著作时，常把细致的剖析视之为繁琐、琐碎，而以宏论大言为高，不在细致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结论，故论著虽多，而多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不久就无人提及，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之风。试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著作，就知道他们论述问题，都极为绵细，不惮繁琐之讥。而真正的学术研究名著，如西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康德、佛洛伊德乃至海德格尔、哈耶克、罗尔斯诸家之书，莫不然也。即以中国学术名著而言，孔、孟本不著书，自可不论，有意著书以来，如荀子、韩非，就有细致阐论之特点。后之《颜氏家训》、《文心雕龙》以及《十三经注疏》、朱熹《四书集注》、清人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刘宝楠《论语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亦莫不如此。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注意吸收西学的理念与方法，凡有名之学术专著，亦皆有细致之特色。如章太炎《国故论衡》之论古之小学、文学、诸子学，王国维《观堂集林》中诸篇考证，闻一多《古典新义》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之研究，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箋证稿》、《柳如是别传》之考索，顾颉刚等人在《古史辨》中的诸多探讨，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钱锺书的《管锥篇》，皆此类也。如无细致周到之考究，必不能成此学人共尊之重名。

细致的研究，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绝非汲汲于利禄的急就章可比。如朱自清说闻一多研究《诗经》和《楚辞》，“用功之久，差不多有了二十年。”“他研究《庄子》，说打算用五年工夫在这部书上。”（见《闻一多全集》编后记）又如黄侃规定自己在五十岁之前读尽古书，到五十岁之后始可著书立说的精神，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工夫”，修道治学，关键就在这种“工夫”上，而不在匆匆忙忙大量发表的垃圾论文和浪得的虚名浮誉上。总而言之，不重视细致者，其学必然粗疏，而所论必多有漏洞而难以自立，吾每读此类书籍，常感漏洞太多，无以自圆，而人们不自知，反以为学术即此样也。

观吾友此书，笔者又享受到了名家治学擅长细致分析之乐趣，其第5章以后至第10章都可谓细致剖析的范例，此仅就第8章论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的相关内容来看作者研究问题之细致。

历代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中记载宋高宗时）

一般研究古代史书的编纂，探讨其史料来源，乃众人之所知，而所论常流于据有关记载以罗列其类别，于这些史料来源的形成以及它们作为来源史料而与所修史书的制度性关系，则常予忽视，关注不够。吾友则不然，他探讨实录史料的来源时，则从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入手，将实录史料的源头及它们与实录修纂的关系放在制度层面展开研究，显示了其研究之深之细。他细致分析了古代各种原始档案的储备供应制度，是由各级政府用金匮石室储存原始档案，并按时提供给史馆作为实录修纂之资。金匮石室制度，在古书常见提及，但很少有人把它与实录的修纂联系起来，并考定为作为原始档案的储备制度，又要供应于实录的修纂，于是考察出在原始档案的储备制度基础上，又有向实录修纂供应史料的制度，明乎此两种制度，于实录修纂的史料探源实有重要意义。

在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上，吾友使用了两条材料，一是《历代名臣奏议》中载录陆游所说北宋为实录修纂而形成的原始档案储备及供应制度，一是《薛文介公文集》中《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所言累朝纂修实录时移文在京各部门要求修辑事件文册送给史馆使用。能够从这些文献中搜寻出如此详明的材料，亦可见吾友研究问题时用心之细，此正证明吾友自己所说在研究之前先收集整理了200万字的资料长编为可信，亦可反映吾友研究问题之用功，此实当今学界所罕见者。

在关于实录修纂时的史料来源问题上，吾友还研究了注记文献的储备供应制度，而于注记文献则区分了《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类别，探研甚细，故使所论原始史料的储备供应制度为可信。既论实录史料的储备与供应制度，又通过详细考证论定了实录史料来源于原始档案。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吾友详细考察了实录修纂的原始史料的储备制度包括更详细的内容，如皇帝、太上皇的诏令、事迹得到保存并向史馆或实录院提供；大臣的奏疏也按列提供给史馆或实录院，作为实录取用的重要史料；中央各部门都要向史馆或实录院提供原始档案文献；皇帝下诏礼部命令礼部派人到各地各衙门采辑史料；从府县地方调集方志、墓志、行状等史料，由史院派人催要督送，一级级搜集上来。为了说明这些情况，吾友引用了大量史料来说明问题，通过他的分析论证，使人可以详细了解古代实录修纂中的史料储备、供应、采辑、调用方面的情况，如此研究实录史料的来源，可谓既深又细，有很强的论证力量。

除了原始档案一类的史料来源，又有稍加整理的初级史书《起居注》为实录修纂时最直接的史料来源。为说明这一问题，吾友仔细分析了自六朝以来唐、宋、金、元、明、清的起居注制度以及实录修纂时利用《起居注》史料的情况，通过大量史料证明了起居注与实录的史料关系，这不仅于实录研究有重要意义，且于起居注研究也实有开拓之功。此外他还考察了《时政记》、六曹章奏、《日历》之于实录修纂亦属重要的史料来源，将这些研究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实录修纂史料来源的详细知识与确切认识，阅读这样的分析研究，让读者实有收获而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