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大起大落”命运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且原因各样。既有在世之年就从高峰坠入深渊的商鞅、李斯、韩信、晁错、严嵩、和坤等；也有死后被清算的霍光、张居正等；更有起起落落，且寿终正寝的狄仁杰、郭子仪及海瑞等。但在当代，在“大起大落”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例子，就数“红塔山”和“褚橙”两大品牌创始人——褚时健了。

他于1928年的大年初一，出生于一个位于大山深处，南盘江边，贫穷落后的且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由于父亲早逝，少年时代的他，就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从而锻炼和造就了他的高度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和上进心，以及敢于面对与善于解决一切困难的勇气和智慧。也造就了他敢冒风险的胆识与担当，及在艰难困苦中砥砺前行的自信与毅力。

他从小就有一个信条：要做就要比别人做得好！即使小时候与伙伴们到村边的河里摸鱼，他也能比别人摸得多。以至后来到昆明上中学，参军后不久就当上了连指导员。解放后，24岁就当上了昆明市盘西区区长，妥妥的正处级。25岁被选拔到云南党校培养，然后被分配到玉溪行署当人事科长，也就是现在的人事局长。年纪轻轻，一路青云直上。从古至今，凡是一入仕途就顺风顺水的人，一般都难于持久。“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中唐诗豪刘禹锡，宋朝的苏轼等，都是如此。褚时健也不例外，由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优秀中级干部，在“反右”斗争中，在自己还担任着“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情况下，突然间被就定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到位于哀牢山下的红光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去了。此时他刚30岁，便有了第一次的大起大落。

以后又经过平反摘帽，任新平县糖厂厂长，玉溪烟厂厂长，到红塔山集团董事长。在1996年，成了中国的烟草之王，红塔集团利税名列全国第一。很多媒体前来采访，各级领导来视察考察，各种代表团来参观学习。他名声远扬，各种荣誉与职务纷至沓来。他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改，经过38年的努力拼搏，又一步步地走到了人生的最高处。此时他已68岁，回首以往，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已经实现，该为安度晚年做点准备了，于是就与班子部分成员私分了公款。常言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第二年便东窗事发，1997年1月3日上午，他就被带走了。继之就被开除党籍和政籍，判处了无期徒刑。奋斗大半生，在69岁的时候，又一次从高峰跌落到谷底。就一般人而言，古稀之年，应该是人生的落幕与尾声，是基本可下定论了的时候。但命运在他身上就不会按常规运行。他的基本理念就是“活着就不要怕输”，并坚信“阶下囚不是我褚时健的归宿”。果不其然，四年多后，他因患糖尿病而保外就医，74岁的他又上了哀牢山种橙子。十年拼搏，他的“褚橙”又畅销全国，他的“褚王”之名又享誉华夏，直至92岁去世。

由此可见，“大起大落”之人，首先要有头脑，有本事。也就是说，你得先有“大起”的本事，才有“大落”的资本。你一生平庸，平凡无奇，从未登高过，也未辉煌过，仅落又能落到哪里去呢？

其次要有魄力，有担当，敢负责，敢冒险。宁做鸡头，不做马尾。要么不做，做就做到最好。适合当一把手，当主角，敢拍板，敢做主。为人处世很有个性，处理问题态度鲜明，为事业开拓不搞平衡，不和稀泥，不当和事佬，不怕得罪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有“工作狂”特点。那种奉行“中庸之道”者，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中游”为持身之本的人，是不可能有大起大落命运的。

再就是人在兴盛之时，在胜利的赞美声中，是容易飘飘然的，是很难保持头脑清醒的，也是难以再谦虚谨慎和低调做人的。面对利益的诱惑，理智的制约力就减弱了。人在“大起”之时，一般不会想到还可能有“大落”之忧。一旦跌落谷底，方知悔不当初。

最后就是由于得失总是相伴，福祸总是相连，高收益也常常带来高风险。优点突出的人，缺点也就很显眼。事业成效显著者，往往人情兼顾不足。峣峣者易折，佼佼者易污，高处不胜寒。人无完人，事无万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过去不显眼的缺点，往往成了使其跌到深渊的重要一环。物极必反，越是“大起”者，就越容易“大落”，这是其由思想、知识、能力、性格、条件、机遇等多方面因素决定，古今皆然。

他在哀牢山上，与来访者亲切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