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出自北宋欧阳修等编撰的《新唐书》中的《褚遂良传》，为唐朝政治家、书法家褚遂良向唐太宗的谏言。意思是：奢靡的开始就是国家危亡的征兆。

在古罗马的一些绘画和石刻中，经常有一些身着丝绸的人物。西汉时期，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经安息进入古罗马帝国，以其质料柔软、流光溢彩征服了罗马人的心，皇帝穿着丝绸进入斗兽场，贵妇人以身着丝绸为美……由于安息人对于贸易的阻挠，汉代丝绸辗转到罗马后被炒到了一磅生丝12两黄金，翻了数百倍。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博物学家普林尼和哲学家塞内加都曾指责中国丝绸，将其视为国家衰败的象征。罗马元老院多次通过禁穿丝绸的法令，但屡禁不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分探求丝绸等东方奢侈品。

“丝绸亡国论”这个显得荒谬的论调，引出的是如何看待并引导社会风气的问题。人是一种奇妙的动物，上半身是神，却又长着一条猴子尾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奴役之中。人有向善的冲动，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抵御着诱惑和冲动。人生是在“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快乐原则”和“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安全原则”之间保持平衡。人性提升的向度，一是“自诚而明”，人非生而能贤，朝闻道夕死可也的贤人是极少数；二是“自明而诚”，靠后天的学习和社会引导。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需要付出一辈子的时间去修炼，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被社会的风尚和习气所导引。社会和人一样，“浇风易渐，淳化难归”，并且风成乎上、取法乎下，风气会自上而下传播扩散，一个执政集团的价值取向，会成为争相效仿的风尚。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了帝国衰亡前夕的社会心态，“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人的头脑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尚武精神也烟消云散了……他们过去那些最勇敢的领导人的后代，全部安心于做一个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负的人都往皇帝的宫廷或卫队里挤，被抛弃的一些省份，逐渐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觉中人人只顾自己过着懒散闲适的生活。”这似乎证明对于丝绸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箴言警句，是对历史进程的沉痛总结。每个成熟社会都有类似的调节机制，或奖励农耕，或教化乡里，或开放公共职位，在保障阶层流动、避免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也植入了健康质朴的生活方式。一个国家和民族若沉溺于奢靡享受，自然会衰退了尚武、开拓、务实的精神，不劳而获、扭捏作态、耽于物欲等心态成为主流。一个理想国家绝不会放纵国民的欲望支撑，否则就像科幻电影里所展示的，不需要治国理政，发明些营造幻觉的药物就好了。

中国历朝历代都很重视政风对民风的引导，开国君主尤其善于总结前代覆灭的教训，尽可能地克制享乐的欲望，拒绝繁华和虚荣，“以实心行实政”，以俭朴的行为垂范世人、教化民众。唐贞观二年，公卿启奏因夏秋之际宫中卑湿，可“营一阁以居之”。太宗回应说，我虽有气疾，怕潮湿天气，但“若遂来请，糜费良多”，当年汉文帝将建露台，一算要耗费十家之产，就打消念头，我德行不如汉文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群臣固请再三，太宗竟不许。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极端，江西的陈友谅将自己的镂金床献给他，朱元璋气愤地说：“一张床便如此穷奢极侈，国家何以不亡！”命大臣将床毁掉。朱元璋所用车、轿及其他日常用品，按例应当饰金，一概以铜代替，营造居室以朴素为美，不加彩绘。在这些君主的倡导之下，从政府到民间，天下人莫不克勤克俭。

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朝代的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物质积累逐渐丰富，社会风气也会潜移默化，奢侈享乐的冲动潜滋暗长，成为朝野的通病。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不能简单用人性的快乐原则来解释，还包括财富集中、投资渠道、信用危机等经济学因素作用在。但风气一定会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宋代是最具现代气质的朝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甚至可以很霸气地用岁币来买断和平，然而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最积贫积弱的朝代，原因之一就在于进取精神的丧失。宋代名相寇准，用烧蜡烛代替柴火做饭；即便在南宋偏安之后，钱塘江畔也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难怪“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明代中后期也是享乐主义盛行，人人沉溺于感官世界，熏香、斗茶、说书、听戏、欢宴，把健康的生活情趣推向极致，便成为一种文化的矫揉造作。本来用于书法的墨，竟然在嘉靖年间成为奢侈品，江南墨工罗龙文用麝香粉、玉屑、金、珍珠、鹿胶配以藤黄、鸡白、犀角等药材，凿出了号称“墨中尤物”的罗墨，时价炒到一两价值一斤马蹄金，竟然还买不到真的。

《国语》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骄奢淫逸、好逸恶劳的风气之下，社会自然陷入醉生梦死的幻象，人人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丧失了进取精神。与之相应，社会关系也货币化、利益化，乡里之谊、亲情之爱都被经济利益和功利主义所取代，社会成为散沙一盘。所有人都咒骂腐败，抱怨着世风日下，又都成为奢靡腐败行为的迎合者和参与者，沉溺于这种风气无法自拔，官怨与民怨交织，陷入了无法难解的历史之结。当一个时代陷入精神危机，不待外敌入侵，就已然亡国在先了。

西方思想家如赫尔德、黑格尔曾经指责中国历史没有进步，只有朝代更迭。此话带有种族偏见，但历朝历代的风气往往就是奢与俭的交替循环。新王朝万象更新、百废待兴，鼓励农耕生产，与民休息，朝气蓬勃；然后就是发展兴旺，催生出不肖子孙，醉心于奢靡享乐，世风渐坏，虽或有中兴之主有心匡正，然尾大不掉、积重难返，国家终于难逃覆亡的命运。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隐隐道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古往今来，多少强盛一时的民族，沉溺于懒散闲适，最终走向了衰败。今日西方所经历的金融危机，既是信用的失败，也是风气的颓败。高福利国家政客为谋取选票作出虚假承诺，放纵了国民不劳而获的消费主义欲望，最终冲垮国家所能控制的堤坝。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洞察了奢侈与节约的经济学本质，对浪漫主义以挥霍推动生产的幻想予以批判；同时也承认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从而避免绝对节约论的装腔作势。更重要的是，摆脱奢与俭二律背反的出路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劳动，避免“拥有越多”带来的生命外化、物化、异化。生命与人性不能用货币和财富补偿，也不能靠欲望满足。人改造客观世界最终要实现内在本质的提升，每一次进步都是人自身的发展进步。既要保持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要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给出的答案。（艾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