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隐于糊涂：本文摘录自《苏联史》第一卷《俄国革命》姚海著 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卷首《主编的话》郑异凡文

教条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是表面相似，本质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死守僵死的条文，而这条文却可能是当下被裁割的、拼接的、重新诠释的、扭曲的、甚至是相反意思的东西。原教旨要求回到“经典”，回到“初心”，由于走的过了点，不免又忽视了当下的实践。

这些还不是本质的，本质在于当初热血奉献的一些人后来拥有了不同于人民的利益——官僚利益集团。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掌握的广大影响力，始终有办法做出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来，并高唱赞歌。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沉默，只是与他们逐渐隔膜，逐渐远离，逐渐冷漠，逐渐油滑，逐渐愤怒……

（苏联领导人 据网络图片整理）

苏联史研究在俄国的进步

半个世纪前，赫鲁晓夫"解冻"之后，开始公布一些有关苏共的档案资料，纠正斯大林时期对苏联历史的歪曲，但是这个过程随着赫鲁晓夫被党内政变推翻而中止。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继续"解冻"的进程，开始填补"历史空白",公布许多绝密档案，打开了苏联历史研究中的许多禁区。

苏联解体之后，许多重要档案馆对学者开放，历史学家得以深入接触到尘封多年的档案，为真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

对苏联历史重新审视始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剧作家、政论家等，他们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是"外行"，但恰恰是他们凭自己的敏感、经历和历史见闻，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提出新的看法，尽管多少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但非常富有启发性。

我们且以著名的剧作家米·沙特罗夫为例。

他发表在1987年第4期《新世界》上的《布列斯特和约》（中译名为《1918年的苏俄领袖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前进，前进，前进……》(1988年）等剧作在恢复革命的真实历史方面就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这些剧本里，过去一直被从历史上抹去的列宁的战友们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登上了舞台，斯大林也不再是一贯正确的了，也会受到列宁的批评，这样剧作者就在舞台上展示了一幅比较接历史真实的生动画面，虽然其中还存在如此这般的不足之处。

沙特罗夫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以革命的名义》(1957年）的剧作者，他的《我们一定胜利》(1982年）上演后，勃列日涅夫曾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去观看，因为这些党的领袖们所知道的党史知识不会超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教给他们的。

沙特罗夫写过很多关于列宁的剧作，显然仔细研究过列宁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历史时期，知道许多官方历史教科书所不提供的资料。

《布列斯特和约》一剧写于1962年，当时无法发表或者上演，只能发表些片段，直到25年之后，才得以全文发表。

这自然推动了当时提出的"填补历史空白点"、恢复历史真相的运动，同时也给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背后击一猛掌。

接着，历史学家们也开始投入重新研究。他们从事两方面的工作：

过去苏联历史学家能看到的机密档案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进入绝密档案库。（郑异凡：1988年我参加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一批苏联学者，其中来自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就当面指责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的学者垄断档案。）

西方学者主要依据的是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时携带出去的档案，德国人在占领期间从斯摩棱斯克掠走的档案（称"斯摩棱斯克档案")。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公布一些解密档案，苏联解体后各级档案馆对外开放。历史学家们发掘整理档案资料，报纸杂志上不断披露从档案库中发掘出来的专题资料，在长期工作之后开始出版大量的专题档案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A.H．雅可夫列夫院士主编，众多著名史家参加整理编辑的系列档案丛刊《20世纪俄国文献》，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公布解密档案，如《1921年喀琅施塔得文献》、五卷本《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打断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斯大林与世界主义。苏共中央宣传部文件》，等等。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开始在此基础上撰写苏联史的论文和专著，如俄国史、苏联史、苏联国家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

尽管由于史家们掌握的材料多寡有异，观点立场不同，对同一历史事实看法和评价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俄国的苏联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总体上逐步走向写真实的历史，纠正以往对历史的伪造和歪曲。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只讲列宁和斯大林，不讲托洛茨基，能说清楚吗？

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两人以外，把十月革命后的所有党政领导人、列宁的亲密战友都打成"人民敌人"、"叛徒"、"内奸"，这样的历史能让人信服吗？

一边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一边实施大镇压，把千百万无辜人士投入监狱、集中营，予以枪毙，这是社会主义吗？

这样的党史，这样的苏联史，是不是应当改写呢？

写真实的历史必然要否定伪造的历史、歪曲的历史，说是填补历史的空白也好，说是恢复历史的正义也好，归根结底，需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被雪藏于"特藏库"(cneuxpaH）的禁书禁报禁刊，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成员的著作，刊载反对派文章的报刊也解禁开放，有的公开重印。

这使读者得以看到反对派的真正观点和主张，而不是靠斯大林著作和党的决议中多半是被歪曲或断章取义的转述和引文来了解他们的主张。

苏联当时曾有禁令，禁止在论文和著作中直接引用反对派的言论，而只准转述，否则就是宣扬反对派的言论。

过去一些被查禁的图书，如"异议人士"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等，也得以公开出版。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并予以废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许多俄国的学术著作、历史资料以至档案文件等可以在网上看到和下载，给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一切为苏联史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第一手资料，为纠正历史的伪造提供有力的证据。

俄国的史学家，不仅可以看到和使用各种新的解密档案材料，而且在写作史学论著时不再有过去那些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了各种条条框框，可以按照自己研究的结果来写作了。

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不再是政治家的工具。政治家们不再能够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发号施令了，即使有人想发号施令，也再无法定于一尊。

对苏联历史的各种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看法，争论在继续，但争论不再能够由官方来统一。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JI.C．列昂诺娃教授指出：当前，俄国史学家们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再回归从前那种思想一统的老路，方法和观点的多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之一。

在这种生态条件下，苏联史的研究出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包括论文和专著。

这里既有为斯大林辩护的菲利波夫等人著作的教学参考书《俄国现代史（1945-2006)》，也有"颠覆性"的由安·祖波夫主编、多国学者参加编写的两卷本《20世纪俄国史》。

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仅就这两种观点截然对立的图书能在俄国出版而论，不能不承认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从这一切可以看到，俄国的苏联史研究在最近1/4世纪的时间里有了长足发展，这是史学的进步，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列宁参加纪念十月革命两周年的红场游行（1919年11月7日） 图片来源：《列宁画传》

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求教

苏联兴亡的原因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即使到本世纪末也未必会有一个公认的答案。本书作者并不企望解答这个难题，只是希望我们提供的事实有助于读者对答案的探寻。

我们再提供一些往往被读者忽略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也许会给我们以某种启发。

一个由列宁首创的社会主义苏联，一个口口声声要建立社会主义，甚至据说已经开始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一个千百万群众曾经为之献身奋斗的国家，为什么最终垮台、解体，而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历史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行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行的手段的。

"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的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同上书，第248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好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引文同上。）

恩格斯就此进一步提问："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引文同上。）

他回答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同上书，第249页。）

探讨促使群众行动起来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大段援引恩格斯的话，是因为在74年的苏联历史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这种预期和结果、动机和效果相背离的状况。

尽管领袖们一再宣布他们发现并掌握了"规律"，所发现的"规律"如何正确，他们对规律的运用如何英明，他们的预期如何百分之百得到实现，然而历史毕竟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一切违背历史规律的东西都不免遭到失败和破产。

"军事共产主义"、"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大清洗"、"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等无不如此。

一部苏联兴亡史如实地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实际上，某些领导掌握的并不是什么规律，而是权力，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恣意妄为，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人民群众的诉求与呼声，无视历史的潮流，凭自己的意志与权力行事。这就难免一朝崩溃，难逃历史的审判。

有人把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归罪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认为是党内出了"叛徒"。很难想象，一个大国、一个大党能够被某一个人、某一个叛徒出卖。

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拥有这样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内都出现过货真价实的叛徒，但都没有能够搞垮党。因为决定党的命运的不是个别领袖，而是广大党员、广大群众。

列宁就此写道：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9页。）

列宁这里说的是，对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转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领袖人物。群众对苏共"不太客气"，是因为它已经"不中群众的意"，换言之，不得人心！

当苏共中央总部被查封，其中的工作人员走出总部大楼的时候，围观的群众没有一个人表示声援，而是旁观，甚至嘲笑。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

不言而喻，这不是否定领袖的作用，领袖对促进或者推迟历史的发展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1871年4月17日，恩格斯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偶然性的作用，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页。）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恩格斯特意批驳了领袖"出卖"论，他说：

"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同样，用"叛徒论"来解释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解体，虽似简单明了（大隐隐于糊涂：故事性强，传播性好！），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是直接违背恩格斯的教导的。

马克思写于1857年的《印度起义》一文中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注意：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马克思说的是印度的起义。此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一支名叫"西帕依"的雇佣军，用来征服印度并维持其统治。然而，正是这支部队在1857 年震撼殖民者的印度民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马克思接着写道："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制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发动印度起义的不是饱受英国人折磨、侮辱和洗劫的莱特，而是由英国人供给吃穿、受英国人豢养和宠爱的西帕依。"（同上书，第335页。）

大隐隐于糊涂：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那起“恐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基地组织，正是美国情报组织精心栽培的打手。正义的事业也会有背叛，可是非正义的阴谋背叛则更加司空见惯。

马克思提到的这个"历史报应的规律"或者"类似报应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在苏联解体垮台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它的威力。

历史规律包含两个方面：报应什么，由谁执行报应。

历史上的坏事恶事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报应，中国有俗语说，物极必反，善恶到头终有报，就体现了历史的报应规律。承认报应规律，可以使人们对历史存敬畏之心。

这种报应有的很快来到，有的需假以时日，待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候爆发。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写道：

"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架和刑讯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十足的奴颜婢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页。）

按照历史报应规律，这样充满大暴行的制度是迟早要被推翻的。令人遗憾的是革命胜利之后人们在苏联还是看见了大暴行、刑讯室、集中营、大饥荒，以及对领袖的顶礼膜拜……

即使在阶级社会，国家的职能之一也是维持社会的稳定，防止社会分裂，防止"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然而斯大林的国家却人为地掀起"阶级斗争",制造社会的对抗和分裂。

这样的国家出路有两个，一个是痛改前非，进行改革，一个是一意孤行，政权垮台。欠债总是要还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进程，总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民主战胜独裁，自由战胜专制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岂不是永远生活在奴隶社会，或者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之下！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

布哈林在"自己的"法庭上说得很清楚："世界历史就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世界法庭。"（《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1938年3月12日）,《国际共运史研究》（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所有处于无奈绝望之中的人们都曾寄希望于世界法庭。

历史学家罗·亚·梅德维杰夫把他论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的专著取名为《让历史来审判》，绝非偶然。

报应规律的另一方面是实施报应的往往是作恶者自己打造的工具。苏共的垮台，其原因可以列举很多，但归根结底在于苏共本身。

列宁曾经提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列宁的理由是斯大林"太粗暴"，他认为，这个缺点在一般共产党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他特别警告说，"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但是列宁身后的领导班子或者出于一己私利的考虑，或者由于眼光短浅，硬是把斯大林保了下来，并且赋予更大更多的权力。

这样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就急不可待地中断了新经济政策，使社会主义失去走向市场的可能性，而斯大林性格上"粗暴"的缺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镇压中毕露无遗。

斯大林实行了由上级任命的等级官员制度，把自己的工资提高到1万卢布，给党政官员以高薪，同时实行暗箱操作的红包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出一个享有特权的高薪阶层，即"在册权贵"。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进行了还没有触动体制本身的改革，但是他提出的干部任期制已触及一大批干部的利益，于是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赫鲁晓夫政权，使苏联失去一次通过改革以挽救共产党政权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上台重启改革，这次的改革冲击面更大，深深触及党内利益集团根本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党内"左"右派的反对和抵制，既有保守派的"8·19政变"，又有分裂派的别洛韦日密林会议，叶利钦高举反特权的大旗，赢得大量群众的支持，而集结在他周围的党政官员绝大部分又是在册权贵。

在册权贵的各路大军汇集起来推翻了苏共的领导，解散了苏维埃联盟。

促使苏联解体的还有另一支由苏联自己打造的力量。在苏联存在的74年里，在地缘政治上继承的是沙皇俄国的衣钵，它在1921年动用武力并吞了自己刚刚承认的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40年，又出兵波罗的海三国，并吞了独立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样，苏联恢复了沙俄帝国的版图。

然而，正是这四个被红军占领，强行并入苏维埃联盟的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始终不断，成为苏联国内最不安定的因素，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率先举起民族独立的大旗，宣布本国主权高于一切，动摇了苏维埃联盟的基础，并最后脱离苏联，恢复为独立国家，为苏联国内其他谋求独立的共和国作出了榜样。

这支民族分离队伍是苏联自己打造培养出来的，它们曾经"壮大"了苏联，但最后又成为解体苏联的急先锋，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报应。

大隐隐于糊涂：俄罗斯与东欧诸国的“恩怨情仇”在当下的俄乌战争仍然表露无遗。俄罗斯也继承了苏联时期的“遗产”。

多次打断改革、最终使苏共丧权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苏共自己培植起来的领导上层——"在册权贵"！最后促使苏联解体的急先锋，在联盟内部打开缺口的则是几个被兼并的国家！

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报应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