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文|沈登苗，独立学者

作者授权发布

假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任何一项全国性的重要文化考试中，如高考，某地级市的考生所取得的累计成绩，不仅考取的人数最多，而且占全国前五名的考生人数第一，且这个第一的人数相当于包括省会城市乃至京城在内的全国所有城市中第二名至第七名之和，您相信吗？本文介绍的明初江西吉安府的科举成绩，就属这种情况。这一盛况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至今，记录仍未打破；来日，恐怕也不会再现。很有可能将成绝唱。真是叹为观止，不可思议！

当近日获悉，原属江西吉安府的吉水“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开园，2020年度科举学盛会将在吉水县召开后，直接促使我对自己二十年前的一个发现做专题讨论，兹将明初吉安府“空前绝后的辉煌，不可思议的成就”之人文景观，展现于世。

明初江西吉安府人文之盛，尤其是进士和巍科人物、宰辅、会试主考官，以及稍后的思想家群体等在全国的占比，不仅明清时期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中，也几乎都是绝无仅有的。综合考察这些因素，本文断言，明初江西吉安府，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辉煌之最。此外，元代吉安路各州县的进士密度也为全国之最，且明中叶，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仍是吉安府。“吉泰民安”，独领风骚三百年，在中国文化史上谁与争锋？由于目前揭示的，还不足以诠释其不可思议之成因。故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还有待求证的假设：作为近代以前长江下游与岭南交通纽带的赣江，其中流的吉泰盆地，在明初可能形成了当时我国最重要的海内外贸易物资集散地兼中转港，以及庞大的贸易市场，使吉安人富甲天下，这对本将喷薄而出的吉安文化高峰的形成起了“临门一脚”，或锦上添花的作用。

01

空前绝后的辉煌：

明初吉安府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上多个第一

一、明初吉安府创造了明清乃至中国科举史上的多个第一

1. 明代前期吉安府进士全国占比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都属第一

① 明清各期进士领先三府人数及同时期全国占比

由下表1可知，明代前期江西吉安府一枝独秀，出了425个进士，占全国同期总数5016人的8.5%。而且与明清其它五个时期相比，这个占比都遥遥领先。这一实绩，是明初吉安府所有人文现象的基石。

表1 明清各期进士领先三府人数及同时期全国占比

② 唐宋元进土的集中地

A.唐代进土的集中地。

唐代共产生进土6658人，有学者从中析出有确切籍贯记载的有846人，并揭示河南道、河北道、江南道是唐代进士的“密集道”，这三道中进士最多的府（州）分别为河南府（35人）、定州（28人）、苏州（38人），全国占比最高的苏州也仅是4.5%。

B.元代进土的集中地

据萧启庆的《元代进士辑考》统计，结合萧氏的《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一文，已知元代有籍贯可考的左榜进士为572人，南人为298人，其中，进士最多的三个路（含府、州，下同）是江西吉安路（22人/30人，前者为萧文数据，后者为本文修正数据）、抚州路（17人）、 江浙绍兴路（15人）、湖广天临（长沙）路（15人）；汉人为274名，其中，进士最多的三个路是中书晋宁路（31人）、河南汴梁路（26人）、中书大都路（16人）、山东济南路（16人）。这里，汉人的进士貌似更为集中，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汉人区的路所辖的州县，数倍于南人区的路。故实际上，南人区的前3路，各州县的进士密度远大于汉人区的前3路。且即使按晋宁路的计，其全国占比也仅5.4%，远远低于明初吉安府的全国占比。

由此可见，明代前期吉安府进士全国占比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都属第一。

C.两宋进土的集中地

北宋全国有籍贯可考的进士总数12779人，全国进士的前三州（相当于明清的府，下同）是福建路建州809名、福州550名、两浙西路常州498名，其中最多的建州占全国的6.3%。

南宋全国有籍贯可考的进士总数25258人，全国进士的前三州是福建路福州2249人、两浙东路温州1125人、明州746人，其中最多的福州占全国的8.9%。

要说明的是，北宋非大一统王朝，南宋仅是半壁江山。所以，北宋建州和南宋福州这两个占比，与明初吉安府的占比含金量是不同的。

2.明代前期吉安府巍科人物全国占比在中国科举史上是绝对的第一

巍科人物是会试中式的第一名（会元），殿试中式的一甲第一名（状元）、一甲第二名（榜眼）、一甲第三名（探花），二甲第一名（传胪），也即会试第一名、殿试前四名的合称。研究表明，从宏观上讲，巍科人物的分布，更能反映明清的社会文化地理。

由下表2可知，明代前期，吉安府共出了34个巍科人物。这个数据，相当于同时期全国第二至第七名的六个府之和。可见，明初吉安府巍科人物在全国的占比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表2 明清各期巍科人物最多的三个府人数及全国占比

此外，明初吉安府在巍科人物上的建树，创造了明清史上的多个第一。

二、明初吉安府籍仕宦人物之多全国难出其右

明前期，江西学子出仕为宦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而赣地又以吉安府为翘楚。

1.明初吉安府籍宰辅之集中在中国宰辅史上极为罕见

据对建文至成化的39个宰辅的统计, 江西籍的有12人, 其中属吉安府的有10人。区区一府，在八十多年的间产生的宰辅竟占全国四分之一强，这不仅在明代是独一无二的，恐怕在中国宰辅史上也是唯一的。

2、明初吉安府籍会试主考官全国占比，至少在明清两代遥遥领先

担任会试主考官“是极为荣耀”的。明代会试主考官兼备儒林领袖或准领袖，以及较高官衔两个特征。所以，当代专题研究者认为：观察一个地区考官数量的多少，便可“窥知一个地方的文风”之升沉消长。据对明洪武至成化时期有籍贯可考的会试主考官的统计，全国总数54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江西省21人，而吉安府达15人，占全国27.8%。而整个明代会试主考官第二多的苏州府才9人。清代历朝出会试主考官最多的省，也不到明初吉安府在全国的占比。由此可见，明初吉安府的会试主考官的全国占比，至少在明清两代遥遥领先。

三、明代中期吉安籍的思想家之集中在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

思想家及其群体是古代地域文化拼比中最重要的砝码。了解中国文化中心转移轨迹的一个捷径，似乎可以从思想家的出处及其主要活动地的变迁来观察。

王蘧常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辑录了西周至近代的264位思想家，几乎囊括了由19世纪末上溯至公元前1100年，整整三千年间华夏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其中，明中叶全国思想家有18人，江西籍的有9人，正好占一半。这9人之内吉安籍的就有8人，占全国的十分之四强。与之相映生辉的，是作为唯“得其传”（黄宗羲语）的“江右王学”大本营，其新科进士还处于季军的实力。可以说，明中叶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仍是江西吉安府。

在这不太长的时间内，一个府集中产生了这么多的思想家，不仅在明代是天下无双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见所未见的。

也许有人会说，明代中期的思想家与明初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中国古代，一个地区或家族在文化上升过程中出现的人才类型先后常常是科举人物→仕宦人物/文学家→学者→著名学者。则一个地区学问大家的涌现，距离科举高峰期数十至百年是常态。如江浙的进士数早在明中下叶取代赣闽，并在康熙朝达到顶峰——占全国的30%，此后一路下滑，嘉庆时跌止17.8%。与此同时，17世纪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并业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可是江浙的精神文明对全国学术、思想所产生支配地位的时期，还在紧随其后的乾嘉时期。如王鸣盛、赵翼、钱大昕、段玉裁、章学诚等考据学中坚和思想大家，以及汉学吴派、扬州学派、常州今文经学派等握有学术话语霸权的地域学派，都诞生在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的近百年间。若没有此前二三百年间江浙科举一元中心地位的铺垫，乾嘉时期的江浙文化就不可能如此辉煌。同样，没有宋元，尤其是明初独步天下的进士群，吉安籍的思想家群体就不可能在明中叶集体亮相。

综上所述，以府论，明初吉安，诞生了明清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辉煌之最。

02

为何是吉安？

明初吉安府人文辉煌原因探讨

汇总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把明初吉安文化上非凡成就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点：经济（传统）发达、移民因素、书院众多、科举传承、会试主考官扎堆等。

1. 经济（传统）发达

①人口众多。人口众多，不仅是农耕社会经济繁荣的标志，也是科举时代竞争功名的一大优势。明初吉安府“辉煌的科举成就”，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但又不尽然。因为在全国来讲，吉安府的人口次于苏州府、应天府和青州府，居第4位。故人口数量与进士并无必然的关系。

②粮税较重。税赋多寡是衡量农业社会经济水平的又一指标。吉安府应征税粮44万石，仅次于南昌府而居江西全省第二位，这说明吉安府是当时江西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为科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但很难说是最主要的关系。因为天顺年间吉安府的赋粮毕竟仅排全国第15位，还不到第一位苏州府250万石的五分之一。

2.移民因素

唐宋时期，吉安迁入了较多的移民，其中更有较多的上层移民。南下的中原移民，其先进的文化和农耕技术，必将促进吉安进一步发展，包括科举的竞争力。但是，从《吉安市志》等新纂的吉安地区的多种地方志的《人物卷》分析，明初吉安的著名人物大都不是唐宋移民的后裔。可见，唐宋北方移民对明初吉安科名逢掖有较大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3.书院众多

如果从历代书院在全国占比的表征看，明初吉安府科名特盛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除了个案意义上的书院对科举有直接的影响，在清代中叶省级书院兴起前，在我国古代的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具体对应关系的考察上，尚缺乏数据的支撑。以明代的吉安论，其明初却却是书院修建的低谷期，而当书院进入高峰期的嘉靖朝时，吉安的科举早已下行。

所以，虽然历代众多的书院提升了科举时代吉安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拓宽了人文底蕴，增强了综合竞争力，并在明中叶促进了“王学”的传播，成为吉安文化的一个特征，但与明初科举的独为翘楚，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4.科举传承

吉安科举自北宋初露锋芒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具体来说，北宋266人，据江西第二，跻身全国前十；南宋643人，据江西第一，晋升全国第四；元代30人，据江西第一，摘取全国事实上的桂冠。

从这一角度来看，明初吉安的进士云集，似乎是宋元科举高峰的自然延续。但是，从元代前期的高峰期至明初（永乐后）的鼎盛期，中间隔了半个世纪，也就是说，元代科举发达，并不是明初吉安府进士发飙的直接原因。

5.会试主考官扎堆

①制度层面

我们从会试主考官、同考官的职责分工及批卷的程序分析，明代在会试时，仅通过主考官作弊的可能性几无。我们并不排除个案意义的主考官受贿后指使同考官等联合作弊的可能，但怎会出现这种情况影响到一个地区，如府一级的行政区呢？

②实录分析

明初吉安府籍的会试主考官，自永乐二年开始出现，该年至天顺七年，共进行了21科会试，其中，永乐四年等6科无吉安籍会试主考官，而永乐二年等15科，都有吉安籍会试主考官。据比较，有吉安籍会试主考官科年的录取比例，比没有吉安籍会试主考官科年的录取比例，仅高了10.5%。可见，即使从实际录取的比例来看，有无吉安籍会试主考官，对明初吉安籍进士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我们再从明代吉安府的进士与举人在江西的比例分析，明代吉安府的举人水平，远高于江西全省的平均水平，则进士的比例高于举人的比例6.7%，完全正常。

03

一个假设：

吉安的盛况或与海外贸易有关

据上文分析，除了最后一个“会试主考官扎堆”原因可忽略不计外，其余四个（经济发达、移民因素、书院众多、科举传承）都是比较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叠加起来，为明初吉安文化高峰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但对长期浸淫于科举制度研究的笔者来说，深知科举制度玩得是顶级的智力测验 ，一个个进士背后几乎都是每个中产以上的家庭乃至家族数代人的实力——智力与财力加运气的累积。地区之间的竞争，更是综合实力的拼比，尤其是经济实力的对决。对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制度是否公平、程序是否公正无关。这是当时社会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其客观性、公平性、公正性等诸方面，达到了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高度。

所以，就明初吉安科举文化臻于极盛而言，应该还有一个超乎寻常的经济因素。

一、科举人物本身就是经济的产物，无论个人还是聚集地

1.科举人物几乎都是富民

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对进士及其群体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故对吉安明初进士群体形成的原因，也应对此作重点挖掘。

2.南宋后，我国外贸港口对区域发展影响巨大

张伟然教授曾提出：“最重要的区位，在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中，当然是与首都和外贸港口的相对位置。”

唐至北宋，进士主要麇集在农业发达的府州。到了南宋，随着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种分布发生了变化，进士萃集之地分布开始与外贸港口及其腹地、内陆交通线路关系密切起来。如南宋进士最多的三个府：福州、温州和明州，都属外贸港口地区。明代也有此特征。值得引起国内同仁反思的是，至迟在1980年代初，国外学者已“证明了外贸产生的繁荣与帝国科举之间的直接关系”。

二、明初吉安具备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和中转港的条件，并可能形成外贸物资交易市场。

1. 明初广州港的一港独大和外贸物资赣江的一江独揽

①明初广州港的一港独大。

据笔者疏理，南宋至近代，除了狭义的“一口通商”时期外，广州港真正“一港独大”的时期，只有明初。

②赣江历史上垄断我国海外贸易的物流，仅明初。

明成祖时期（1402年－1424年）明朝行政区划

2、明初吉安具备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和中转港的条件，并可能形成外贸物资交易市场

①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吉安外贸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

②赣江上、中流的航道条件决定了吉安中转港的地位。

③吉安众多的人口支撑了可能形成的外贸物资交易市场。

综上，明初的吉安府是处于赣江黄金水道、黄金地段的发展黄金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和中转港的地位，在吉安历史上绝无仅有。

3、吉安“旧市”的盛况或与海外贸易有关

结合古今资料考察，笔者觉得，当时仅在吉安府城之南，形成了南北纵约五公里，东西宽约一公里，即约五平方公里的贸易和居民区，史称“旧市”。

如果说，“旧市”反映的是商业街的规模，那么，笔者有幸检得的《州因色喜而纪其事》一诗，折射的则是商贸的极度兴盛和繁荣：

“……忆昔升平市易开，车毂驰骤声如雷。美轮美奂比屋盛，妓馆笙歌夜漏催。郁孤台下章水渡，螺川中绾江城路。百货鱼盐捆载来，千箱粤果星轺赴。此时江桠正鲜妍，鹭渚烟凝九月天。舳舻衔尾蔽江下，水阁风火燈火连……”。犹如当代都市一般。

我们初步分析，吉安“旧市”的盛况，至迟在元初就产生了，明初应该在鼎盛期内。

国内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中转港及其庞大的交易市场，无疑是吉安商都形成的前提，但“旧市”与海外贸易有否关系？笔者尚未找到直接的证据，须另辟蹊径。

三、清代“一口通商”时期湖南湘潭港外贸物资集散地的佐证

吉安与广州相隔千里，当中又有五岭横亘，较顺利的水陆行程恐怕也得一个月左右，说吉安是广州外贸港的物质集散地，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当人们获悉了湖南湘潭曾是广州港的外贸物资集散地时，对明初吉安港的功能就会有新的认识了。

容闳曾写过：“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

容闳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讲述了湘潭港曾作为广州港的海外贸易物资集散地的地位。笔者之所以藉湘潭港来佐证，是因为清中叶的湘潭港与明初的吉安港有极大的相似性：

水陆联运路径相仿。

至广州的路程相近。

航道条件相似。

商业重心都在城外。

经济地位相似。

湘潭人文也盛。

由于明初至清中叶，我国的交通工具，赣江、湘江航道，以及出口物资品种等并无多大变化，清中期湘潭港大型的外贸物资集散地能形成，那么，比它条件更优越-——广州港的一港独大和赣江的一江独揽时期的明初吉安港，其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外贸物资集散地的存在，就没有理由怀疑了！

04

余论：何谓“绝后”？

明初吉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空前辉煌的记录，其原因上文已述，但还要补充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吉安从唐中叶崛起后至明初，没有遭遇大的战事，更没有如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等文化名城曾在两宋之际承受金人屠城之痛，实属幸运。

本文所谓的“绝后”并不是说，明初后我国社会进程中没有出现如宋元至明初吉安那样发展良好的府，笔者说的“绝后”，是指从明中叶开始，不同时期至少有四个以上人文蔚起、势均力敌的府同时存在，不要说综合考察，就是单一的人文指标在全国的占比上，也不再出现如明初吉安府那样一骑绝尘的现象。

故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明初吉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上空前绝后的记录，或者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一府独秀的现象，仅诞生在明初吉安府。这就是吉安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