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颠覆的?
韩宝丰
近来,随着曹操墓的发现,曹操这一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又引起人们广泛的热议,但曹操的形象,无论在小说《三国演义》还是在传统戏剧中都是一个遭人唾弃的白脸奸臣,那是文学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是被历代朝野逐步“颠覆”的形象,然而那是不真实的曹操形象。
那么,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用一句话说:今天,把曹操放在中国历史上考察是一个英雄,很多所作所为像个枭雄,在老百姓心目中又是个奸雄。
三国时代的“英雄”有着特定的含义。当时著名的文人刘劭在《人物志》中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要文武兼备,曹操的文韬武略是大家公认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当时政坛的制高点,充分体现了曹操作为政治家的才干;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巩固了曹操北方的阵营,充分展现了曹操军事家的智慧;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组织倡导者,并身体力行,形成影响深远的“建安风骨”,充分表现了曹操作为文学家的素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头戴这三顶桂冠的人并不多。
曹操平定北方,推行屯田,兴修水利,使人民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唯才是举”,重视人才,使战乱中的文才武将都能发挥专长,人尽其才;提倡轻敛薄葬,为社会节约了财富;作为文人的曹操,不仅诗文写的漂亮,而且多才多艺,对音乐、书法、建筑、围棋等传统的文化艺术都有很深的造诣。所以说曹操是一个英雄一点也不为过。
毛泽东曾评价曹操,说他“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就非常坦率地说过:“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最早封曹操为“枭雄”的是陈琳,出现在官渡之战前,他为袁绍写的一篇声讨曹操的檄文中。后人注释:“枭,恶鸟;雄,强也。言曹操如恶鸟之强也。”客观讲曹操性格中确实有恶鸟的性格,他儿时就顽劣成性,诡诈多端。他暴虐嗜杀,不仅动辄坑杀屠城,而且杀害了象孔融、荀彧、杨修、祢衡等不少有不同政见的文人;他疑心猜忌,杀害吕不奢一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引起千余年的指责,赤壁战败也与犯疑心病不无关系。他凶残狡诈,借军粮官的头来为自己圆谎,安定军心。割发代首,愚弄部下。可是与其“恶鸟”相反的另一面,曹操又表现的更加充分。阳光灿烂、电闪雷鸣真实地表现了曹操性格的两重性。学者梁龙先生说:“曹操是一个遵守封建“忠孝节义”教条又敢于打破陈规的人;是一个‘放荡不羁’但又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各种矛盾的形象、复杂的品性在曹操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就使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但平心而论,曹操绝对不是一个奸佞之人,而应该是一个枭雄,是个豪杰,是个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我们大概从中可以找到曹操之所以成为“枭雄”的原因了吧。
曹操率军出征
那么,从三国时代到明初曹操是怎样一步步从“英雄”“枭雄”嬗变为“奸雄”的呢?
曹操形象发生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曹操死后到唐末,700多年间,各种评价褒贬兼有,是曹操形象的“英雄、枭雄”时代,也是曹操形象最初“颠覆”时期;
两宋时期300多年,由于政治需要,统治者引导,加上艺人们的推波助澜,曹操无论在政坛还是在民间越来越糟糕,“奸雄”的形象不断地丰满起来。
元末明初,罗贯中是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曹操形象“颠覆”的终结者。其后曹操形象在朝野急剧贬值,终于成为不齿人类的“奸雄”。
魏太祖曹操
褒贬兼有的“英雄、枭雄”时代
要从最开始讲,曹操未出道时对其议论就有两种倾向,议论他的人还是当时几个名头很响的人物,象梁国乔玄、汝南许劭以及南阳宗世林。评品人物,议论优劣是东汉时期的一种社会风气,加上曹操自小就有异于常人的性格和非凡的志向。
乔玄官居太尉,他与曹操交谈后,感到曹操很不一般,就对曹操说:“天下即将要变乱,不是经邦济世的人是不可能安定天下的,能够安定天下的人,大概就是曹君你了!”(见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并且将妻室子女相托,说明他对曹操的器重。
在乔玄的推荐下,曹操去见许劭,许劭在当时名气很大,谁要是能得到他的赞誉,身价立即就会得到攀升。可偏偏许劭不太喜欢曹操的为人,曹操几次带着重礼、陪着笑脸到许府求见,许劭竟然理都不理,别说给一句评价。最后许劭被曹操缠的实在没有办法,才说了一句:“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得到这句评语,曹操非常开心,满意而去。这是范晔在《后汉书》书中的记载,同样是许劭的话在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用孙盛《异同杂语》变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两句预言内容截然相反,似乎不会出自一人之口,但如从互文来理解应该是,“你曹操将来或者是奸贼,或者是英雄。”“或者是能臣,或者是奸雄。”这大概是后来评价曹操英雄、奸雄、奸贼最初的出处吧。
“奸雄”一词本意是指混淆是非的辩士,后指以权诈手段谋取高位的野心家。奸雄并非没有才能,只是人品低下,道德可憎。
至于曹操多次登门求见南阳宗世林,想结交为友,都吃了闭门羹,曹操不甘心,借宗世林外出拦住他,紧紧拉住人家的手,想求得只言片语的评价,宗世林认为曹操德不如人,竞一言不发,扬长而去,碰了曹操一鼻子灰。
专家复原的曹操像
较为客观评价曹操的,从曹操身后到唐代具有代表性主要有三个人,一个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个西晋作家陆机,还有一个就是唐太宗。
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最早,他在《武帝纪》卷末说道: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率军出征
大意是说,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曹操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其中袁绍最为强大,而统一北方击败袁绍最为关键。曹操运用谋略,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过程中,采用了申不害、商鞅的法家管理思想,吸取了韩信、白起的军事战略思想,用人上能够量才而用,克制感情,不计前嫌,最后终于打败了袁绍,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大业。陈寿把曹操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比照,故此认为,实践证明曹操的智慧谋略是最为卓越的,曹操可以说得上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陈寿是蜀人,后降魏,到晋时做了著作郎,他所著《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当然对曹操的评价英雄成分占了主导,有些为尊者讳的嫌疑,但总体还是实事求是的。
陆机有关评价曹操的文章有二,一篇是《吊魏武帝文》,一篇是《辨亡论》。前者极尽华美辞藻颂扬曹操,说他大大有功于九州,得到举世推崇;德行可配天地,可与日月同辉。后者说曹操虽然功盖华夏,但为政酷虐,导致百姓怨愤。陆机采用两分法评价曹操,曹操枭雄的形象比之陈寿的一味吹捧丰满了许多。
到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北征高丽,路过邺城时曾拜谒曹操墓,并亲自撰写《祭魏太祖文》,文中,对曹操作了较全面的评价:
“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说曹操在艰难混乱的时刻,担当起了栋梁之任,建立了匡正之功,他的功勋甚至超过了前代的伊尹、霍光。接着唐太宗批判曹操:
“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
认为曹操在东汉王朝沉溺、颠覆时不拯救不扶持,没有献身国家的情感,却有无视君王的行为。作为国君,唐太宗当然不希望身边有曹操这样无视君主的人物出现,为此也应遭到批判。
当然,国君的影响力还是大的,有唐一代对曹操的评价,基本基于唐太宗的论调。虽然有了一些斥责曹操篡逆的意味,枭雄的成分明显增多,英雄光泽渐渐褪色,但总体来讲曹操的形象离奸雄还有不小的距离。
曹操形象最初的颠覆”
实际上对曹操的诋毁在曹操在世时就有不少,最著名的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替袁绍起草的声讨曹操的檄文,不仅历数曹操的种种罪状,还把曹操的祖宗三辈打成捆一起骂,着实把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还有曹操的对手刘备骂曹操“包藏祸心,篡盗已显”,周瑜说曹操“虽托名汉相,其实为汉贼”。陈琳和周瑜是为其主子摇旗呐喊,刘备自己想当皇帝。当时汉室气数将尽,谁都想当皇帝,所以今天你骂我是贼,明天我骂你是盗,这不足为怪。
当时赞扬曹操的也不少,包括曹操的对手,象诸葛亮、孙权,尽管他们和曹操的政治见解不同,但对曹操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还是一致公认的。
对曹操的最初颠覆在其死后不久就开始了。
陈寿死后130年,南朝刘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用大量陈寿忽略或避讳不用的史料,多到二百余种,文字数量差不多和《三国志》正文相当。当时有关三国的重要史料,基本囊括在裴注之中。当然其中包括颂扬曹操的如王粲的《英雄记》、王沈的《魏书》、司马彪的《续汉书》等,同时也包括诋毁贬斥曹操的如《曹瞒传》、《汉魏春秋》、孙盛的《魏氏春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这些书籍记载曹操的事迹,大部分可以作为信史看待,但也有不少记载过程中已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显然经过了艺术加工。读时不时会发现其数说并列,说法不一,有前后矛盾之处。
孙盛的《异国杂语》可以说是首开诋毁曹操先例,他将许劭对曹操“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评语改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生逢乱世,没有机会做“治世能臣”,那在孙盛看来只能做一个“乱世奸雄”了。在曹操杀吕不奢一事上,《魏书》记载当时吕不奢不在家,他的儿子与人共谋对曹操抢马劫物,曹操反击手刃数人。到了孙盛那里却改成曹操听到刀的碰撞声,以为要谋害他,所以起了杀心,还说出杀人的理由:“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误导作用对后世影响极大。
南朝宋时的刘义庆在前代史料的基础上创作了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世说新语》,此书的“成就”之一就是完成了最初对曹操形象的“颠覆”。书中涉及曹操的内容有近三十条,除了“望梅止渴”、“绝妙好辞”几条反映曹操的机智和顿悟外,其它各条全力刻画曹操的自私暴戾、奸诈无赖、心胸狭隘、滥杀无辜的个性形象。如忿狷篇中说:曹操有一歌伎,声音特别激越,但性情非常暴躁,曹操想杀她又不舍得,于是选了一百个女子训练,不久有人超过她,曹操立即把她杀掉。
由此可以推断南朝时曹操形象已经开始“颠覆”,成为人们提防和社会唾弃的对象。《世说新语》对后世文学作品影响巨大,特别是后世写作三国故事和曹操故事的作者找到了大损特损曹操的素材。
曹操形象在宋代的跌落
两宋期间,曹操形象被朝野两路夹击,前后堵截。先说政坛一路,北宋司马光作为政治家、史学家,也是官家的代言人,虽然明确表示不同意曹操篡汉的说法,曹操是靠自己的文韬武略,剪灭群雄,平定北方,凭本事打下的半壁江山。但是同时认为曹操有“无君之心”,他不是不想做皇帝,而是顾忌自己的名誉,刻意地抑制着自己。表现在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运用史料的取舍上:例如曹操讨伐陶谦,《三国志》记载曹操杀戮百姓“万数”,《后汉书》记载坑杀“数十万”,当然曹操滥杀无辜要谴责,可司马光取后者而舍前者用意也很明显。许劭的评语,舍《后汉书》“乱世之英雄”,而取孙盛“乱世之奸雄”。司马光运用手中的笔,运用《资治通鉴》的影响力,把曹操推向“奸雄”的泥坑。
北宋还有一位在政坛待过的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诗文写得很好,史论可要逊色得多,他的史论中多处论及曹操,归纳有:曹操料人不如料事,用势不如用兵;忠信不足;“阴贼险狠,鬼蜮之雄”。说得直截了当就是你曹操就是“奸雄”。他在《意林》中记载当时人听艺人说书时:
“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这些反映了在苏轼心目中,曹操不仅是一个百世不得翻身的小人,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曹操的形象在北宋时就已经大坏。
曹操横槊赋诗
南宋偏安一隅,从地理形势上看和曹操时期相似,统治者尊刘反曹必然,于是不顾歪曲历史的真实,也要激发起国人的爱国热情。大理学家朱熹迎合统治者口味,动辄张口骂人,撇开他的《通鉴纲目》改变曹魏正统不说,可笑的是他甚至于把曹操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好诗句,也认为是曹操窃取周公的名义,是窃国,是贼。
政坛一路可谓是官家为曹操定性,民间一路也势不可挡。大家知道,宋代民间活动非常发达,民间文艺也很兴盛,勾栏瓦舍随处可见,我们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苏轼的《意林》所述也证明这点。正因为这些业余的、专业的民间创作,不断的在舞台上丑化曹操,久而久之,曹操“奸雄”的形象深入人心,完成了最后的定型。
罗贯中,曹操形象的“终结者”
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宋元艺人整理说唱底本形成《三国志评话》。当时的皮影戏、傀儡戏、南戏和院本,多以三国故事为题材。流传下来的南戏和元杂剧有关三国故事的有四十多种。这时曹操的形象已经跌落的非常糟糕,粉墨登场时脸上已经抹上了一层白粉。
六百多年前的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依据有关三国正史、野史、民间传说、艺人创作,编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这部七十五万字的历史演义小说艺术魅力和影响力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巨大的。刊行之后,不胫而走,朝野上下,诵读成风。那时,普通家庭中常备两本书,一本皇历,一本就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内容大家了然于胸。罗贯中在书中对曹操形象进行了最后的“颠覆”,对曹操形象“盖棺论定”,不仅打倒在地,而且还踏上一只脚,完成了他作为曹操形象“终结者”的使命,使曹操反面人物的形象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一个“英雄”、“枭雄”,彻底嬗变为“奸雄”、“奸贼”。其后京剧盛行时,凡是写曹操的戏,不是“捉曹放曹”,就是“击鼓骂曹”、“徐母骂曹”,曹操全是反面角色。
电视剧《三国演义》曹操形象
文艺作品在民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来卡梅隆导演的国际大片《阿凡达》在全球热播后,海内外亿万观众更是对“哈利路亚山”原型地张家界心驰神往。今年元月, “南天一柱”正式更名为 “哈利路亚山”,由此可见文艺作品的“颠覆力”。今年春节,近20%的中外游客直奔“哈利路亚山”而来,经营者赚了个钵满盆溢。
京剧曹操形象
曹操从英雄、枭雄到后来的奸雄,其真实形象逐渐被掩盖,文艺作品的推波助澜作用决不可低估。
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有一定的联系,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文学形象往往带着艺术家的虚构、想象和夸张,往往虚假的成分大于真实的成分。历史评价和艺术评价也是这样,二者又互为影响。针对曹操,我们也应尽力做到将二者区分开来,不要混为一谈。
安阳古都学会供稿 文字:韩宝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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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研究”栏目题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志立
韩宝丰,1959年8月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冶建工会委员、安阳市总工会常委、机械冶金建材工会主席兼史志办主任。中国古都学会副秘书长、安阳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员。主要致力于安阳古都文化和邺文化的宣传普及。著有《邺下文人》一书。主持筹建安阳工运史馆,主编《安阳工会年鉴》、《图说安阳工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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