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历史上人才辈出，很多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徽州这块风水宝地，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大名鼎鼎的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等，清光绪年间著名的“公车上书”，百名举人中就有四位出自徽州！在此我们精选了千年徽州名人十位，让大家对人杰地灵的徽州有更一层的了解。

方腊（？-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出身贫苦，为反抗压迫，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农民政权。义军战火曾袭卷江浙皖赣六州52县，影响很大，1121年夏被俘遇害。《宋史》有传。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婺源县人。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定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仕途多坎坷，潜心治学。研究领域甚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后代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朱史》有传。

程大位：（1533-1606）：明代著名数学家，珠算大师。字汝思。屯溪区人。少年经商，中年弃商归里，专心著书。有感于商务往来中珠算的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1592年著成《算法统宗》17卷及1598年的简明本《算法纂要》4卷，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难题并记载了解题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将《算法统宗》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之后，又流传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影响极大。

张小泉：（1626-?）：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黟县人。明崇祯年间，张小泉带领儿子前往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铺，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嵌钢制剪技术、产品很快畅销全国，后为防假冒，以“张小泉”作为店名。“张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二等奖，新中国三次全国评比均获第一名。

胡光墉（1823-1885）：清代著名徽商。字雪岩。绩溪县人。早年在杭州经营钱庄，后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依靠湘军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字春诚，徽州婺源县人。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已设计自已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黄宾虹（1865—1955）：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字相存，别号虹庐。歙县人。是现代中国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为“新安画派”的现代代表。早年山水画重在师法古代大师，中年以后重在师法自然，70岁后又画风大变。作品深厚华滋，意境深远，精于墨法，善用焦墨与浓墨，与齐白石并存称为“北齐南黄”。在美术理论上，总结出“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精通诗词。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等多种著述和绘画作品传世。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字适之，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会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面；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甚丰，治学方法上具徽派朴学遗风。

陶行知（1891-1946）：著名教育家。原名文浚。乳名和尚，曾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歙县人。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后又相继创办浙江省湘湖师范，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山海工学团，并支持新安小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一二九”运动后，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任联全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1946年与李公仆、史良等在重庆创办大学，任校长。后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诗歌集》等。

戴震（1723-1777）：清代大学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徽派朴学的创建及领袖人物。字东原。屯溪人。徽商出身，1762年曾中举人，后六次考进士，因皆思想与程朱理学不符未中。曾参加《四库全书》修纂，授翰林院庶吉上。学识渊博，在哲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经学、训话、音韵等领域均有重大贡献，为一代通儒和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哲学思想是程朱理学之后反理学的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朴学思想是作为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领袖人物，并由之开创徽派朴学。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仪礼考正》、《考工图记》、《古历考》、《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等50余种。《清史稿》有传。

许国（公元1527--1596年）

字维桢，明代歙县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官。著有《许文穆公集》。人以石坊而闻名。在歙县城中有许国石坊（八角牌楼），建筑技术十分高超，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形制为国内罕见。

许国石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俗称八角牌楼，又名“大学士坊”，位于歙县县城阳和门东侧，跨街而立，是明神宗为表彰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功臣许国而钦赐宫建石坊。当时许国官居次辅（副宰相），又是太子的师傅，劳苦功高，因此皇帝恩准修建此坊。许国石坊巍峨壮观，雕饰颇为华丽，8根石柱旁立有12只石狮使结构稳固，柱子上刻有团花锦纹和云纹鹤纹。坊上正中有“上台元老”和“大学士”等字，皆为大书画家董其昌所书。此坊无论从建筑结构、雕刻、书法上看都很出色，是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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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王茂荫故居位于歙县城南义成村，建于清代中叶。主屋三楹，厅名“高仁堂”，匾额为李鸿章手书。右侧住房三间楼屋，大门置于左廊，中厅后有倒厅，前后都有天井院。隔扇、门窗改装成京派风格，花格较大而嵌以有色玻璃。中厅楼板下贴装万字纹竹编花席。王茂荫祖居在歙县杞梓里村，住宅因太平军与清兵激战频仍，毁于兵燹，遂于告老后在义成村买下朱姓旧房，挈家迁居于此。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清嘉庆三年(1798年)诞生于一个徽商家庭。髫龄入私塾，晨入暮归，读书非常用功。后就读于县城紫阳书院。道光十年（1830年），根据家里的决定，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王茂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并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户部、工部、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清咸丰朝实施过两次令人注目的货币改革措施，即发行钞币和铸大钱。王茂荫是咸丰朝行钞的第一个倡导者，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他认为，发行钞币可能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要使钞币在民间有信用，能顺利流通，必须注意防弊，做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提出防弊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钞币只是用以辅助金属铸币之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钞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退出流通，而且要若干倍于钞币的数量和钞币一道流通（这实际是强调所发行的钞币必须以金属币为本位）。二是钞币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定数”。他说“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三是所发行的钞币必须是可以随时兑取现银现钱的。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他被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纳。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日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鼎，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他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见也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忻，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将这件事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为今人所识，还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

于是，尘封的历史重现天日。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行钞主张对今日也不无借鉴作用

陈新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