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鹤广场上的赵抃塑像
赵抃:琴声寒日月,鹤唳彻遥天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读南怀瑾大师的著作,他在《论语别裁》和《老子他说》中,多处提到一个叫赵抃的人,故事讲得很是生动吸引人,读之受益匪浅。
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这个人我以前是真不知道,连他这名字我都不认识,更不要说有关他的生平和有何出彩之处了。
古文读过不少,自认为识字还算多了,可这个“抃”字真是第一次见,不认识的字,先读半边,然后再去查字典,一看,果然,读作“变”音,是拍手或鼓掌的意思,看来,这招还是有效。
我觉得吧,起名字用这生僻字很是不好,被人经常叫错的话,岂不很尴尬,甚至还会影响声名的传播,一个文雅有内涵的名字是有助于人们记忆的,比如钟南山。
而用没几人认识的生僻字,肯定没几人记得,比如那跪在岳飞坟前的四个人,最多只能记得三个,那剩下的一位,若能脱口而出且又能读音准确者,定是极少的吧;这倒是要感谢那人的爹娘,给他起了个大家不认识的名字,弄得现在没几人识得这戗害忠良的大奸臣了。
崇州市的文化中心----琴鹤广场
在成都边上有个崇庆县,现在叫作崇州市,那里有座琴鹤广场,便是纪念这位赵抃,因为他为官清廉,去哪里当官,来去都是一把琴相伴,一只鹤作陪,两袖清风,他在此为官多年,政绩卓著,故而此地特以一广场命名琴鹤以资纪念,但当地知道赵抃之人有多少?是否也因这生僻字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赵抃,字阅道,号知非子,浙江省衢州人,仁宗年进士出身,除武安军节度推官,后召为殿中侍御史,出知睦州,移梓州路转运使,旋改益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
神宗立,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复在杭州、青州、成都、越州等地任知州,以太子少保致仕,时年77岁时卒于家乡,谥号清献。
《宋史》对赵抃考中进士前没有一字记述,但却是将他与大名鼎鼎的包拯同传,从中可以看出,二人有许多的共通之处,那便是铁面无私,刚正清廉,俱为一代名臣。
赵抃和包拯现在于知名度上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究其原因,自然是包拯有戏曲和小说支撑,并经累世叠加,如雪球般地越滚越大,以至于将很多本属于赵抃的元素,也附着在包拯的身上。
琴鹤广场上的赵抃塑像
包、赵二人同在御史台任职。赵抃是殿中御史,职司宫禁之狱;包拯任御史丞,职司分巡朝外四方之狱。用今天的话说,赵抃负责首都各部委机关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包拯负责地方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
可以肯定的说,现在人们概念中的包公,实际上是赵抃和包拯二者合一的产物,即半是“黑脸”包拯,半是“铁面”赵抃,但百姓是不管那么多的,认定一个包青天便罢了,哪还管你赵抃为何人。
赵抃被誉为“千古官守第一、千古治行第一”,可以说是满满正能量之人,他疾恶如仇,对有权势或者皇帝宠幸的大臣,只要是有不法之事,必定要弹劾,即使是当朝扏宰也是毫不容留情的,因而有着“铁面御史”的美誉。
他这个赞誉是同弹劾宰相陈执中一事密切相关,当时是陈宰相的小妾逼死了一个丫鬟,后来跟着又有两个丫鬟不知什么原因也死去了,这一下可是三条人命,赵抃当即便愤而上书弹劾。
但在那个时候,丫鬟如私人财产,是可以由主人任意处置的,换言之,即使打死也可以不用偿命的;所以,当时的宋仁宗并没有将其当回事。
可赵抃却不依不饶,半年内连续上12道奏章,坚决要将宰相拉下马来,在他的努力下,仁宗皇帝最终不得不罢免陈执中,而赵抃也因此获得“铁面御史”的美誉。
对其他如结交宦官,横行不法,或者行小人之事的官员,他是疾恶如仇,不停地上奏弹劾,以至于当时朝廷中这类高官,被拉下马者不在少数。
相反,对受到不公待遇的“君子”,他是竭尽全力予以保护,最典型的就是欧阳修了,这老兄的政治敏感性极差,是一“朝堂醉翁”,正是在赵抃的保护下,他才得以立足中央,才有后来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赵抃同我们成都是很有渊源的,他四度入川,在这巴山蜀水间留下了很多让人感叹的故事,当时叫江原的崇州,便是他首次入川为知县的地方,再有一次是去三台,后来又两任成都知府,所以,他在四川的时间是很长的。
他在四川留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以至于后来的宋神宗在对后来为政成都官员训诫时,都勉励他们要以赵抃为榜样,学习他简装入川、清白治蜀的廉正精神。
县封萧索楚江澄,旅况吟怀冷似冰;
漏促已交新岁鼓,酒兰犹剪隔宵灯。
立身从道思无愧,得路由机患不能;
未报君恩踰四十,青春还是一番增。
这是他沿江而上,到达今天重庆忠县时所写的一首名为《除夜泊临江县言怀》诗作,时值除夕,赵抃感慨年华易逝,虽然年已40岁了,却依然感觉青春依旧,为报君恩的他,只有努力工作,方不负皇帝的信任及百姓的期待。
赵抃在崇州一呆三年,因史料的缺失,他有何政绩,我们是知之甚少,至少他是修建了杜甫蟇以及很重视教育,而我们从他的为人和自律,以及一贯的工作能力来看,应该是造福一方了。
因为,在明朝时,当地特为他和陆游修了一座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祠,即今天的陆游纪念馆,并且现在的琴鹤广场,也是以他的故事而命名的。
后来,他又一次入蜀,赴成都任知府,在渡青白江时,看到江水清澈透亮,船行至江中,他击楫而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 此后,这条江被称为清白江,今天成都青白江区由此而得名,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在那以前这江是何名。
弃舟登岸,一头瘦驴,一张古琴,一只白鹤,再加一个年老的仆人,这便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品一盏成都的盖碗茶后,冷冷地看着那城门口迎接他的仪仗,悄悄入城,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布衣太守”。
史载其:“知益州。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抃以身帅之,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
赵抃治蜀,成效卓然,但史书有时也有夸大之词,比如说他在虔州,也就是今天的赣州为政时,他“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以屡空。”
这可不是仅赣州一地,还包括下面众多的县治,居然牢狱没有犯人,这个我凭感觉就觉得不真,最多只能说他每到一个地方,民间都受他的感化,风气变成纯朴善良,打官司的人少了,要说监狱内连犯人都没有了,这个打死我也是不相信的。
后来的他为官两浙路,即今天的江浙地区,适逢灾情,“民饥馑疾病,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
赵抃身先士卒,救济赈灾,并组织生产自救,以工赈灾,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建造疫坊,收治疫者,为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中,而此时的他,已是67岁的高龄之人了。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对此有过评论:“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他最后一次去蜀中是有原因的,那时四川出现了士兵暴动的迹象,是抚是剿朝廷举棋不定,最后宋神宗又想起了对治蜀颇有心得的赵抃,遂不顾赵抃已是68岁高龄,又将其派往成都掌控局面。
赵抃早已是高居宰相之位,以高就低,史无先例;但情急的神宗还是去探一下赵抃的口风,没想到赵抃一口答应,在他来看,个人名声事小,国家利益为大,于是,神宗授以资政殿大学生的身份,再次出任成都府知府。
临行前,获得“便宜行事”之权,到成都后,赵抃审时度势,并未施严刑峻法,而是“治益尚宽”,加上他多年在蜀的威望,使得有变乱之心的士卒们“人知公有善意,转相告语,莫敢复为非者”,一举化解了蜀中危机,再次体现了他仁政恤下的政治品格,以及杰出的政治才干。
让人感动的是,当成都人民知道是赵抃又来就任时,那是欢欣鼓舞,据苏轼的表兄,就是那位“胸有成竹”的文同,在《送赵大资政再任成都府》曾描述道:
“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皆曰:我之七筋安于食,而枕第乐于寝者,不图今日复因于我公矣。”可见他在成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赵抃对成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在蜀期间,还主持编撰了《成都古今集记》,这是一部记录成都历史和人文,以及风俗地理等方方面面的志书,它包罗万象,甚至还总结了历代治蜀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称之为成都的百科全书,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
在四川为政期间,他与“三苏”多有交集,苏轼兄弟曾专程到成都拜见赵抃;赵抃对苏轼和苏辙这两位新科进士很是欣赏,在向朝廷举荐本地贤良时,不但苏家兄弟自在其中,而且还努力将苏洵荐为校书郎。
后来他们一直是书信往来,赵抃去世后,苏轼为其写了洋洋洒洒的数千字碑铭,东坡老是很少给人写碑文的,一生中除了给富弼和司马光,以及老父的故交,著名史学家范镇写过外,再有就是这赵抃了,而在内容和情感上,就数这《赵清献公神道碑记》最为感人了。
赵抃的一生,虽居宰相高位,但却长期在基层为政,从初入仕的推官和通判这些低级做起,后来的他三任知县,七知州府,两任转运使,这些经历使得他能够直接触摸到社会底层的脉络,了解民众疾苦,从而对他的思想和决策能力的提高,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除了早期任低级官吏的阶段外,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还是地方志,对赵抃在地方为官时的政绩多有记述,其特征为大事小事,事必躬亲,他重视水利建设,体察民情,有针对性地施以相应的策略。
但他却又是一个不喜欢“折腾”之人,喜欢的是如办书院,传授学术这类的事情;于治理地方,他崇尚的是无为而治,放权给地方,他只行监察之责,致力营造一种百姓自耕其田、自得其乐、“岁丰无盗、狱冷无冤”的太平世界。
其实,赵抃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积极用世、忧国忧民之情和秉公执法的精神,而他行事又有老子“无为而治”的风格,看重的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这看似同亲力亲为相矛盾,体现的却是他行事的方略,只要他认为是重要的,或者摆到他面前的,事无巨细,必妥当处理,给民众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但他追求的根本是“人为闲郡我为荣,僚友多欢事少生。”
他与包拯同为“铁面无私”的人物,但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相比较之下,赵抃更多地是体现了其“柔情”的一面,是一位充满仁爱的父母官;在对贪官污吏行铁腕打击的同时,对忠臣的过错却又是有着极大的包容。
赵抃关心下层民众疾苦的为政情怀,这种同情一直贯穿于他的仕宦生涯,尤其在任地方官时,体现得更明显;他“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爱戴和拥护。
赵抃既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书棋琴诗样样俱精,与他同时代的苏辙就曾称颂他:“诗清新律切,笔迹劲丽,萧然如其为人。”
这似乎与他“铁面”的形象有些不符,可是要知道,当年考上进士之人,于文学艺术都是有所涉及的,只是用心的程度不同而已。
向晚立汀沙,人闲目更赊;
林疏僧屋露,风转客帆斜。
幽白孤飞鸟,横红数抹霞;
渔翁偶相问,怜我宦天涯。
这是赵抃的一首《向晚》,虽语言浅白,意韵却颇深,他的诗并不在字句上下功夫,不会去精心雕琢,体现的风格是:“诗触口而成,工拙随意,而清苍郁律之气,出于肺肝。”
他的诗在很长时间内,被他的政治功绩和品格特征所淹没,并没有太大的诗名,其实是被严重低估了,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觉得他的诗同他的声名有很大的差异,正如纪晓岚所说,赵抃“其诗谐婉多姿,乃不类其为人”。
他同欧阳修是好友,而欧阳修是“诗文革新运动”倡导者,也就是所谓“宋调”的领袖人物,同当时流行的“晚唐体”或“西昆体”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而赵抃即是“宋调”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他的诗既有“西昆派”的“工丽妍妙”、“清新律切”的风格,又有“以文为诗”、“粗犷豪迈”的“宋调”流派的特色,所以,不能将其简单的归于哪个流派。
赵抃留下的诗作有七百余首,不可谓不多,而且后人的评价也很高,说他“诗有渊明古淡之风”,“诵其诗,冲淡如陶”;但他却极少填词,这应该是归于诗可言志,而词乃艳调的观念作祟,以他这样的“正神”级之人,大概是不屑于填词的。
雨过回廊,圆荷嫩绿新抽。越女轻盈,画桡稳泛兰舟。芳容艳粉,红香透、脉脉娇羞。菱歌隐隐渐遥,依约回眸。
堤上郎心,波间妆影迟留。不觉归时,淡天碧衬蟾钩。风蝉噪晚,馀霞际、几点沙鸥。渔笛、不道有人,独倚危楼。
这首《折新荷引》是赵抃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词,我感觉要比他的诗要好很多,宛如一幅动静有致的风情画,将江南美景和娇艳的越女,在歌声和渔笛中徐徐展开,声色交融,韵味无穷;只是最后两句,将作者的孤独,融入了画卷中,倒显得有些突兀。
赵抃也是普通人一枚,也有着普通人一样的七情六欲,他“朝廷论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夺”,而更多的是抚琴逗鹤,一有闲暇,便游历当地山水,吟诗观景,乍一看,同性情中人别无二致;有一则故事倒是道出了他为人的真性情。
一琴一鹤是赵抃的标配,其实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便是一直跟随他多年的老仆,当有一次赵抃遇到一位倾心的妓女春月时,便作了一首诗,让老仆送去,一诉思念之情。
可这老仆人不但严辞拒绝,还在赵抃同那女子缠绵后,竟直接回乡向赵母告状去了,赵抃很是生气,便责罚了老仆,谁知这老仆也是个有脾气之人,多次闹着要告老回乡,二人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可是在老仆去世后,这赵抃跪在灵前痛哭流涕,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因为他理解了,这忠实的老仆人是在教他做人的道理,是让他做一个为民的好官。
包拯在国人的心目中是个黑脸,这个史无记载,倒是有野史说这赵抃长得黑,但是,黑虽黑,却很有点慈眉善目的意味,也许现在的“黑包公”的形象,还真就是二人合而为一的成果。
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
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
这是他退休后在故乡时写的一首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叟了,风云一生的人物,早已将过去遗忘,一把蒲扇,两杯小酒,同当年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们聊天,所以,这诗读来,很有陆游的“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韵味。
赵抃的离世很是安详,他感觉就要告别人世时,将儿子赵屼召唤过来,史载:“晨起如平日,屼侍侧,公与之诀,词色不乱,安坐而终。”神宗闻之,大为悲伤,辍视朝一日。
赵抃祠
观赵抃的一生,历仁、英、神三朝,始终以中和之道处之,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二十年间共四次入蜀、五地为官,七次往返,有宋一代官吏,可能只赵抃一人。”
赵扑虽有“铁面御史''称号,在他身上,却更多地杂糅了儒家思想与佛教释家情怀,他事事讲求原则,却又时时怀柔力慈。
他始终是将以民为本作为自己的信条,因地制宜,因俗治政,宽严不同,有度适度,宽不为驰,严不为残,此风格一以贯之。
赵抃一生不置产业,为人低调不张扬。大文豪苏东坡赞其人品操守“玉比其洁,冰拟其莹”,“东郭慎子清,孟献子之廉,郑子产之惠,晋叔向之贤”,抃一人“兼而有之”;而同时代的大儒宰相韩琦称赞他为“世人标表,盖以为不可及”。
他是一个真实仁爱、廉洁正直,有担当的一代能臣,他那“身帅以俭,德化吏民”的一生,给后世留下了正直立庙堂的伟岸形象,所以,说他是大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不为过的,也为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赵抃一生都在为大宋朝操劳,花甲之年亦奔波在需要他的路途中,我不知他的琴技有多高超,但我能感觉到定是高古清妙;我不知鹤的寿命有多长,但我总觉得那鹤翩然振翅的身影,一直伴随在他的身旁。
晴空下,一位老者,以鹤为伴,身背古琴,依然行进在历史的时空之中,虽然他有些孤独和寂寞,但他初心不改,执着向前,浮名于我有何哉!
赵抃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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