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兆琦在《史记》研究领域已经辛勤耕耘了60余年，代表作有《史记选注集评》《史记通论》《史记笺证》《史记题评》等。他的新著《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2020年年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甫一问世便很快登上了《中华读书报》的月度好书榜。该榜单评介道：“本书按《史记》原书篇章顺序，逐篇进行讨论，或谈对《史记》所记史事、人物和言论的体会感悟，或剖析司马迁史料处理和写作方面的成败得失，或根据相关文献、后世研究及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对司马迁的记述进行补充、提出新解，或就《史记》通行版本中的某处文字、标点进行商榷，等等，很多论述极具启发性，值得《史记》研究者、爱好者关注。”由此可以窥见这部新著论述内容的丰富多彩。据统计，《史记》全书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与军事活动相关。韩兆琦对《史记》战争人物的研究和评析为人们探究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提供了重要借鉴。韩兆琦一贯致力于揭示《史记》战争人物的“中国心”“民族魂”，其内涵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乃天下盛德之大业！”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爱国主义，“精忠报国”历来被视为中华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价值。对《史记》不同历史时期战争人物拯救国难、舍身报国的感人事迹，如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信陵君的“窃符救赵”、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等，韩兆琦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深刻点评。在评价《史记》战争人物的历史贡献时，他把是否以国家利益为重，视为一条十分重要的衡量标准。比如《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的平原君，平素喜好养士却见识平庸，并无识才慧眼。但在秦国大军包围邯郸、各国救兵尚未到达的危急时刻，他能从谏如流，采纳了李同的建议，将自己的全部家财拿出来犒军，将自己的家人也编入士兵队伍，誓与邯郸共存亡。对于平原君的不惜牺牲家族利益以徇国家之急，韩兆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是“通达事理，忠于国家”的；而对说服平原君破家为国的李同，韩兆琦更是叹赏不已。李同身份卑微，不过是“邯郸传舍吏子”，但在“邯郸急，且降”的紧要关头，他不惧强秦，积极有为。在说服平原君破家为国、鼓舞了赵人士气以后，他组织了三千人的义勇队，迎头痛击强秦，“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从而赢得了时间，等来了楚魏援军。李同与侯嬴、朱亥、毛遂等人类似，均为司马迁所倾心歌颂的小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平原君、信陵君那些贵族公子们或将一事无成。而在上述小人物当中，韩兆琦认为李同是“最光辉难得的”，因为“他有思想、有见识、有气节”，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

又如《田单列传》中的田单，巧用计谋，出奇制胜，大破燕军于即墨，并乘势恢复了齐国国土。田单挽救齐国危亡的非凡功绩，也得到了韩兆琦的热情赞誉。田单原是一个小小的临淄市掾，后在齐国几乎被燕军全部攻占，只剩莒和即墨两城幸存的局面下，被推举当了即墨守军的头领。他擅长攻心术，在极大限度地分化瓦解、麻痹涣散敌军斗志的同时，还能有效激发即墨军民同仇敌忾、义无反顾的决心。在做好了大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他突然使用“火牛阵”，出其不意地攻破了燕军，并趁机全线反攻，一举收回了全部失地。燕国侵略者在齐国抢劫杀戮，倒行逆施。齐人饱受苦难，憎恨不已，产生了保家卫国的强烈心愿。韩兆琦认为人心向背是田单领导的即墨之战胜负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种天怒人怨的背景下，田单才有可能大展奇才，而一举击败燕军，重建齐国”。

二是以身殉道精神。在韩兆琦看来，《史记》中的这类历史人物往往表现出这样一种人生姿态，即不降低标准，不改变信念，宁死也不向邪恶势力屈服，孔子、孟子、屈原等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们都是有道德、有才干、有抱负的人物，一心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政治，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君子固穷”，“朝闻道，夕死可矣”，“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等，便是他们用其浩然正气铸就的千古名言。韩兆琦指出司马迁是把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来敬仰的”，指出司马迁能“孤心独运地从历来不受欢迎的先秦儒家人物中甄拔出孟子，并为之立传”，“能从历来无人提起而被贾谊偶尔说出的故事中甄拔出屈原”，均为“司马迁写中国古代史的重大发现”。他特别指出了司马迁对这些历史人物文化人格的心向往之，凸显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以身殉道的高贵品质。

孔子、孟子、屈原等人的这种精神光芒，也闪烁在《史记》中的一些战争人物身上。比如《田单列传》中的王蠋，在齐国被燕国占领后，燕人想立他作傀儡，被他严词拒绝：“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说完“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又如《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的鲁仲连，在秦国大军包围邯郸，魏国又派了辛垣衍来对赵国施加压力，劝使赵国向秦人投降时，他挺身而出，正义凛然地驳斥了辛垣衍的投降主义论调，断然声明：“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韩兆琦认为，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一股不降志、不苟活，为严守道义而不怕赴汤蹈火的殉道精神，因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三是忍辱奋斗精神。司马迁有名言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某些战争人物忍辱奋斗的历程，堪称是对司马迁这一生死观的形象演绎。韩兆琦指出司马迁的生死观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选择，必要时要勇于“豁出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其二，在意义不大的时候，绝不应该随意轻生，绝不能动不动就“豁出去”拼命，死得毫无意义，轻于鸿毛。韩兆琦注意到，司马迁既赞成必要的“豁出去”，又赞成必要的忍辱奋斗，前者如《陈涉世家》中的陈胜，在谪戍渔阳、遇雨失期、“法皆斩”的危急时刻，毅然选择了奋起抗争，喊出了震古烁今的话语：“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为了维护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后者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甘受胯下之辱、《越王勾践世家》中勾践的卧薪尝胆等。忍辱发愤是《史记》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韩兆琦认为《越王勾践世家》是司马迁“表现这种主题的最集中、最光辉的一篇”。他还指出“司马迁自身的忍辱奋斗是与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所以他写作勾践复国的故事，异常生动精彩”。

司马迁既赞成必要的“豁出去”，又赞成必要的忍辱奋斗。然而该如何取舍这两者呢？太史公并未明言。熟读《史记》的该书作者指出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通过伍子胥与其兄伍尚的一段对话，其实已经寓论断于叙述之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楚平王囚禁了伍氏兄弟的父亲伍奢，并以其名义派人叫兄弟二人回去。面临同样的情境，他们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伍子胥决定挣扎着活下去，杀出重围，逃奔他国，以图日后“借力以雪父之耻”；伍尚觉得自己未来难以有大作为，遂决定束手就擒，回去陪父亲死，以求得一个忠义孝顺之名。韩兆琦指出：“在这里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他还感慨道：“尽管当时的紧急可能间不容发，但却要正确地作出有关生死的大抉择。大概‘英雄’与非‘英雄’的区别，也就表现在这里了吧！”经由他的分析，读者可以更深切地把握司马迁所揄扬的“忍辱奋斗”的人生哲学。

四是能打胜仗、不惧失败的精神。在《史记》的战争天地中充分展现军事天赋的古代名将，有孙武、孙膑、吴起、田单、伍子胥、李牧、项羽、韩信、张良、卫青、霍去病等。在司马迁笔下，孙武的吴宫教阵、孙膑的进兵减灶、田单的火牛阵、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深谋远虑、张良的运筹帷幄、卫霍的大战匈奴等，不仅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与“军事迷”所津津乐道，更是历代用兵者研究战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韩兆琦在分析他们的用兵谋略与过人胆识时，多能新意迭出，发人深省。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赵国名将李牧示弱以诱匈奴：“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韩兆琦评道：“此处写将军之以弱形示人，以引敌人上钩之状，真实可信。俗语曰：‘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让敌人吃到某种甜头，敌人怎肯上钩呢？”不仅如此，韩兆琦还进而联系汉武帝时期的马邑之围作对比。汉廷埋伏三十万大军等候匈奴人上钩，而又坚壁清野，居然“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卤，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韩长孺列传》）。如此设伏，徒见愚蠢与胆怯。后来单于捉到了汉军的一名都尉，都尉怕死向匈奴供出了四周埋伏汉军的秘密，致使汉武帝埋伏三十万人的马邑之围徒劳无功。韩兆琦说：“对比之下，李牧这才是令人叹服、令人叫绝的真名将。”赞赏了李牧能打仗、打胜仗的大勇气与大智慧。

在整部《史记》中，如果要挑出两位司马迁最喜爱的历史人物，则非项羽、李广莫属。李长之说：“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还说《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最精彩、最炫耀人的文章了”﹗韩兆琦在分析这两篇传记时，揭示了司马迁的一大创造，即“通过写‘败仗’以表现英雄的不朽”。当李广所率领汉军四千人，被匈奴的四万人所包围而濒临败亡时，李广毫无畏惧，“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以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韩兆琦赞叹道：“这是何等忠勇豪迈、何等有我无敌的英雄父子！”项羽在垓下失败后的东城之战中，以他的二十八骑对付灌婴统率的五千追兵，杀了汉军的一个将领、一个都尉、士兵数百人。他的一声大喝，能使“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项羽仍能斗志不衰、豪气不减。韩兆琦指出：“也正是由于司马迁写项羽、写李广用的手法巧妙，故而这两个失败英雄都被表现得虽败犹胜、虽死犹生。”

学习历史，就要学习和吸取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韩兆琦书中对《史记》战争人物的爱国主义、以身殉道、忍辱奋斗、能打胜仗、不惧失败等精神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发，对于当下的读者尤其是年轻官兵们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