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著名文化学者

一部即将出版的书稿，摆在我的书桌上，散发着淡淡的书香，这是郭云策先生集纂、著述的《东平百年历史图志》。这部六卷本的著作，采选了东平县境域内数千张摄影照片，同时对这些照片做了精当的说明。可以说，这是一部彰显东平百年发展光辉历程的著作，是展示东平百年以来社会面貌巨变的形象化的史册。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直有着书写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先秦时期孔子编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和左丘明为解析《春秋》而创作的《左传》、西汉前期司马迁撰著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启了我国写史的两种体系，在社会历史演进中，这两种体系又分别衍生出分门别类、不同性质的史书。前者如朝代帝王的实录及朝代的通鉴、通考、通典、会要、纪事本末等；后者包括《史记》在内，自晋代而下直至清代共二十五史被称为正史，并衍生出了断代史、域内国别史、全国性通志、地域郡县志及各类单一性的专志等，门类科别繁多，不胜缕述。

延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照相摄影异军突起，介入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以文图并茂的形式记述社会历史，成为最快速、最感性、最直观的手段。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老报人曹聚仁等编辑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和《中国抗战画史》。此两书特别是后者，一经问世，引起了国人的热烈反响，纷纷购置，以先睹为快。

现今，郭云策先生的《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即将问世。两相比较，《中国抗战画史》以文为主、以图为辅，所收照片系全国性的内容，但属于单一性的战争专志；《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则是图文并茂，互为表里。所涉及的内容虽仅一县之微，但却是该县百年综合性通志的一个概貌。这一属性，在新中国新编的县境史志类书籍中，也属稀见之作。

东平古称东原。先秦典籍《尚书·禹贡》有“大野既潴，东原厎平”之句，意为水患过后，显露出平坦的地貌。有鉴于此，《禹贡》又称赞道“厥田唯上中”，即它是上中等的肥沃田地。正是这片沃土，在古代滋润哺育出了前后竞辉的大批英俊贤达之士。尤其是金末元初时期，得益于时任东平行军万户严实、严忠济父子在战乱中反杀俘、反屠民的政策和大力延揽儒士、兴学育才的举措，四方儒者、名士、学子，闻风而至，或登坛讲学、或客居交游、或负笈东平府学就读，一时间文化兴旺，人才荟萃，名家辈出。在当时，东平是仅次于元大都的文化中心、杂剧艺术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其中尤以水浒戏的创作和演出名扬各地。当时的社会名流如元好问、杜仁杰、王磐、王恽、张养浩、王祯等都是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水浒戏创作的杰出作家高文秀、有志对《水浒传》早期本（即“施耐庵本”《水浒传》）进行加工再创作的罗贯中最负盛名。

近当代以来，在帝制灭亡，反抗外来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统治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东平史无前例地涌现出了国家级的领导人、大批各级优秀领导干部和社会各个领域英雄模范代表人物。证明这个地方的确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是他们领导全县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卓绝地奋斗，使东平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将东平建设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美好家园。

悠久、丰富、优秀的古代文化给人以精神营养，历代官私修史的优良传统是激发学者使命感的动力。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新时代的召唤。郭云策先生出生于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图远略，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和辛勤劳动，创造出祖国各条战线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使他备受鼓舞，充满对国家和自己家乡美好未来的自豪与自信。

但是，回顾近当代清朝灭亡、民国肇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三个社会制度大变动时期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郭云策先生却为自己家乡东平县历史记载的某些缺失深感遗憾。近百年来的三个历史时期，东平县在党、政、军、工、农、商、教育、文艺、体育等各个方面都涌现出大批英才俊彦和模范先锋人物。但是，正如金元至民国以来历代所编县志对县内事项和重要人物的记述存在缺失或简化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编县志，对入选人物的介绍，大多也只写明历任职务，对人物事迹的陈述则比较简略，或有所缺失。

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郭云策说：“我爱自己的家乡。”历史文化传统的浸润，新时代的感召，在他身心中熔铸出了一种使命感，他决心要发掘、搜集、保护、研究和撰述这些缺失的历史资料，编撰成书，以彰显于当代，垂传于后人。他大半生的岁月在本县度过，一边工作，一边治学，使他极为稔熟当地的历史、文化、民间传说及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在县党政文化宣传部门任职时，曾亲自筹办过多次国际性和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学术研讨会，广泛接触和结识了许多学有专长的国内外历史、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和治学经验，这些都成为他著述区域文化，弥补历史缺失，编撰《图志》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要编著这么一部大书绝非易事。作者自述，由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长期处于动荡战乱状态，以及后来政治运动迭起等因素的影响和时光流转、人亡物失等复杂的原因，致使大量照片散失或被弃置、毁灭。又由于岁月久远，照片留影者、拍摄者多已故去，其亲属后人或照片持有者大多不了解照片中的先人或他人，也很难说清楚拍摄的时间、地点、背景等事项。这对搜集、注释乃至如何突出全书的主题等，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面对大量照片的沉潜和散失，作者产生了抢救史料的紧迫感，一个个如山的困难反而激发了作者迎难而上的坚定决心。他抱定发掘资料、彰显历史、传承后人的初心，不畏艰苦，不辞辛劳，近询县内、远访外省市的照片拍摄者或收藏者数百个家庭、上千位个人；同时还到本县及邻近县市的人事、档案、革命纪念馆及烈士陵园等有关部门，在海量的档案集存中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他的一片苦心和不懈努力，得到了相关人士的热情支持。在公私各处，既有收获快意，也有查找未果的无奈，但他越挫越勇，仍迎难而进，绝不退缩。由于长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般的劳苦，虽然成果累累，但身心健康也遭受到严重损伤。他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因为过度劳累，脱发、掉牙、晕眩昏倒等一连串的病象接踵而至。从最初起意，到几经编撰、修改，至最终完成这部书稿，前后竟花费了十五年的时光，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这部倾注了作者心血的《图志》，有着鲜明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文化价值。

首先，是纵横结合突出历史主线的体制结构。作者在本书《后记》明言，自己采取的是“编年的方式”。即将搜集到的反映社会重大事件的照片按年代排序，这是展示当地历史发展主线的最主要的方法。但社会事物并非单一发展，而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因此，作者又将历史的纵线与横断面相结合，以收纳和展示社会多领域发展更为广阔的内容。

所以，作者又说：在几个历史时期中，以“每十年为一个单元，原则上，把所有产生于这一年代的照片编辑在一起，让那些随时光老去看似无序，实则有着内在联系的人和物，串联在一起，以代表那一个时段和在那个时段上演的故事。”这也就是说，作者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兼顾，将一维的纵线和交集着的横断面结合起来叙述，从而有效地图证每一阶段社会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应当说，这样的结构是有它优长之处的。

翻开本书各卷的书页，那不同时期的各类照片景物即纷至沓来，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举其大者，如：清末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东平进步知识分子；本县最早成为共产党员的时代先锋人物；中共党组织在东平的发展；东平人民参加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在解放战争中踊跃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平人民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开展农业互助合作；20世纪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东平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成为全国学大寨先进县的壮举，令人想起伟大的红旗渠精神；还有东平人民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热烈场面；1982年东平湖水库为黄河蓄洪；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东平湖水库枢纽工程的建设；改革开放后以水浒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业的崛起；东平城区建设一排排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壮观景象等，都有可信的照片作证。

在东平近代的发展中，群众性地方戏曲的兴起，是值得提到的一笔。民国时期东平的草台戏班、专业剧团很多，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平剧团在豫鲁冀津一带，都有很高的声誉。迄今，各类文化协会、戏曲下乡活动愈加丰富，书中也有这方面的不少照片。

新旧对比，最能显示出社会或隐或显的进步。历尽沧桑、古老残缺的县城城墙和门楼；身着长袍马褂的商会人员；戴着瓜皮帽晒太阳的农村老者；聚会的众人多着中式衣衫，却有一人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棍；老年妇女身穿的棉衣棉裙肥大臃肿，似不讲究，唯独对那穿着棉鞋的三寸金莲整办得小巧精致……这些早已绝迹的景象，会使读者看到缓慢转型中的清末民初特有风貌。

《图志》中还有许多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建设可相对比的照片。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兴修水利工程，大兵团作战，黑压压无数人群挥铲推车，全靠拼体力的劳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工地上只见大型机械联合作业、满载沙石的载重汽车穿梭往来，拼体力的劳动已经消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校舍，多是“黑屋子、土台子，里边坐着泥孩子”，现今则是宽敞明亮高耸的教学大楼、图书馆、实验室、田径场等现代化的设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只有手工业小作坊，现今最先进的电子科技企业出现在县域城乡……历史的巨变，物质文明翻天覆地的飞跃，在东平的这部《图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精神文明的发展和提高，人们通常可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听到、看到。这部《图志》收入的照片，却非常便于人们对日常不曾留意和难以觉察的变化做出阶段性对比。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乡社和县级一般干部，他们身上还带着战争的硝烟味，在工作调动或分离时，大都合影留念。那时他们的衣着男为中式土布对襟，女为土布偏襟，人人都穿圆口手工布鞋。人们只求遮体保暖，对衣服的肥瘦长短、是否合体，并不在意。他们的表情神态，显露着农民质朴、忠厚、勤劳、踏实的本色。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男多着细布干部服（即中山装），女则对襟大开领。此时，穿手工布鞋仍较普遍，偶有男穿皮鞋、女穿脚面带绊带之商品鞋者。自20世纪70年代后，服装的商品化，使上述少数人的穿着，渐成多数人的常态。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县乡干部们的合影照或日常工作照，已是衣冠楚楚，表情神态展露出一股从容、坚定、干练、自信和机敏的气质。几十年的岁月，呈现出这样明显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是在国家富起来、强起来的大背景下，整个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物质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工作经验的充分积累与传承，造就出了他们新的面貌和新的态势。总之，东平一县之《图志》以直观影像反映的社会大变化，不仅是当地百年历史发展的形象记录，同时也可以视为全国千百个县的真实缩影，因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其次，是图文真实可靠。摄影照片，有拍摄者自己的立意和取景角度，但所拍摄的事物是真实的存在，这是众所公认的，也是它的价值的主要属性。作者所搜集的每一幅照片，几乎都注明出处。有的来自摄影者本人，有的来自照片中人物，有的来自与照片人物有关联的收藏者，也有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档案、图书、报刊等，其收集面相当广博。照片来源的渠道虽然多种多样，但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

作者对采集到的照片，并没有轻率使用，而是根据掌握的档案资料、口头采访、照片本身凝结的信息等，进行比对、分析、辨认，特别是对一些年代久远的照片，不惜拿出专门时间，登门拜访，请业内专家帮助辨析、解惑，力求对照片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这种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原真性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因此，这些建立在广泛调查研究、追本溯源、认真分析基础上的照片，便具有了高度的真实性、可信性，获得了作为信史资料的价值。但是，要真正成为信史，还要对照片内涵应有的要素作出精当、准确的文字说明。

这部《图志》，图文并茂，既有照片的感性形象，又有文字加以说明。作者在照片的文字说明上颇下了一番功夫。一是注释文字大量引用百余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本地各类方志、地方党史、报刊报道等资料，以提高注释的权威性、真实性、科学性；二是以理性的态度，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三是详略有别，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重要人物，在文字说明中既交代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情势由来，又略述人物的主要经历和在相关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等。这种既以照片记人，亦就照片述事的方法，能更好地起到强化和突显照片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的作用；四是以“编者记”的方式，直言作者对某些照片所具价值的看法。这些“编者记”，文字篇幅短小，语言精当，或是对照片人物内涵的发掘，或是对照片所记事件的阐述，或是对善恶是非的褒贬，都具有作者观点的明显指向性。对照片所起的画龙点睛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产生年代较远、人物姓名、身份、经历难以查知者，作者也以“编者记”的方式做出了合乎情理的、有分寸的推断，以供读者参考。前贤有云：信以存信，疑以存疑。这种依据事实直书其事和所知不详下笔审慎的做法，用当今的理念来表述，就是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本书或图或文，都是真实可靠的信史，经得起历史检验。对本书上述这两大文化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应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本书的编辑模式和选取的内容别具一格，目前在我国的出版界，老照片一类图书已经相当丰富，各有千秋，各具价值。但多以记录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或某一行业的历史而呈现，带有较强的专志类别色彩。这部《图志》，选取一个区域的社会发展进程，全方位、广角度、多侧面地记述历史，不仅图片量大，而且有精当的文字说明相匹配，它比较清晰地显示出了东平百年以来历史发展的主线和社会面貌迭次巨变的景象。图文互为表里，相互生发，交相映辉，既能以直观形象给人以视觉和感情上的冲击，又易于使人在阅读中接受文字说明的理性认知。掩卷回想，一个地方百年历史的画面，会在脑海中连贯和清晰起来，使人感到久远而亲近，丰富而多彩。或许，这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特点。

这部《图志》，原本编为十卷，另有四卷（“东平儿女在祖国四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东平”“国内外各界著名人物在东平”“纪念万里同志专集”），因内容涉及出版方面的限制等原因，未能全部出版，诚为憾事。

一个地方能产生一部真实可信而又趣味盎然的百年乡土史册，这是一件幸事。乡土的也是民族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郭云策先生为发掘、保护和传承乡邦文化做出了几乎毕生的努力，不仅精神可嘉，其编著的这一丰硕成果，也将会受到社会的欢迎。

我与郭云策先生相识、相熟于十余年前东平县人民政府举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其后也有交往。他承办会务踏实、认真、勤苦，为人朴实、正直、热情，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次从他这十余年撰写和编辑的大批著作和选集中，又发现他有丰厚的学识、执着的事业心和坚强的毅力，令我十分感动和钦佩。日前他相邀为此《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写一序言，并亲自登门面陈。此书属于史学、档案学和新闻学门类，与我从事的专业并非一行。虽说文史不分，但毕竟有别。要我絮语置喙，我自感颇有生疏之处，且年老精力不济，近日又为诸多杂务缠身，唯恐误事。但情谊所系，诚意可感，难言辞谢，故勉为其难，尽力为之，谨作此弁言，以助本书问世之盛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