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日报

四川省正式公布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其中，文翁、司马相如、常璩、薛涛四位是来自成都的历史名人。

千百年来，成都既传承着灿烂辉煌、弦歌不辍的巴蜀文脉，又书写出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在蜀地兴教育，首创官办学校；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开创蜀学，奠基汉赋；东晋史学家常璩纂写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华阳国志》；唐代女诗人薛涛创制了风行一时、流传千载的薛涛笺。他们不仅留下了引领各自领域、影响至今的历史成就，还有创新创造、不断开拓的精神力量。

文翁

治水又办学

建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

文翁(约公元前187年—前110年)姓文，名党，字仲翁，西汉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文翁自幼好学，饱习儒家经典，尤以治《春秋》见长。初任郡县小吏，汉景帝末(公元前145年左右)，任蜀郡太守。文翁治水与办学，两千年来对蜀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称“文翁化蜀”。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教师”，那么，文翁的贡献就在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自己就是“第一任校长”。

初来蜀郡，文翁看到的，是一个儒学空气非常稀薄之地，“蜀地僻陋，有蛮夷风”。“好仁爱教化”的文翁决心从教育入手，改变这里的民风，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教学试点项目。他首先通过考察，从属吏中选定十余人来当学员，由他授课。经过短期的培训后，文翁又将他们送到京城长安，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数年之后，这些学员学成归来，他又根据各人的学习成绩安排相应的官职，其中有精英官至郡守、刺史者。

接下来，文翁把这套经验全面实施——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办学校首先要有校舍。文翁因陋就简，用成都最常见的石头垒起了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故又称“石室”，史称“文翁石室”。文翁兼任了学校的首任校长，还为学生授课。

政府办学，向平民招生，“文翁石室”的创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文翁首创的第一所公立学校，从古代的“文学精舍”(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今天的石室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达2161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文翁继李冰之后，在蜀中大兴水利，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任职期间，带领民众“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将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拓展至湔江(沱江)流域，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官员。

司马相如

汉赋奠基者

一曲“凤求凰”流传千古

在成都市中心，有一条古色古香的道路叫“琴台路”，这条道路是为了纪念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而命名的；将近2000年过去了，司马相如以一曲古琴“凤求凰”博得了巴蜀才女卓文君的青睐，并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故事，在成都仍是家喻户晓。

据《史记》记载，西汉景帝时期，四川成都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来到了长安，成为景帝的侍从，这位年轻人，就是以辞赋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如。临邛令和司马相如是好朋友，对司马相如推崇备至。富豪卓王孙慕名宴请相如，席上，相如弹了一曲《凤求凰》，没想到，躲在一边偷看的卓文君立刻就爱上了他。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两人一起逃到了成都。此后，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刷碗洗杯，成就一段佳话。

据《华阳国志》记载，司马相如北上长安时，在城门上题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表示此去一定要功成名就，后来，这个地方就叫作驷马桥。

司马相如到长安见到汉武帝，听说汉武帝喜欢《子虚赋》，立即说：“那是我为梁王所做的，算不得好，我要为您写一篇更好的赋。”于是写下了著名的《上林赋》。

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全文照录了司马相如的这篇名赋，可见司马相如才气之高，名气之大。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身边担任郎官几年之后，被派往抚慰巴蜀百姓。

南夷道修通之后，汉武帝又派遣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司马相如经过成都的时候，蜀太守让手下人迎接到了城外，北宋苏轼有诗云：“使君负弩为前驱，蜀人不复谈相如”，说的就是司马相如衣锦还乡，县令身背弓矢，在前面为他开路的盛况。

这就是《史记》中所记载的司马相如的故事。司马相如是西汉最杰出的文学家，被称为“辞宗”“赋圣”，与扬雄并称为“扬马”。他是汉赋的奠基者，蜀学的开创者，也是通《尔雅》著《凡将篇》的训诂学家，还是著首部书法著作《季候四时书》的书法家和蜀派古琴的开创者。

班固在《汉书》中记述，司马相如在京城和诸侯国做官，以辞赋名扬天下，让蜀人“慕循其迹”，后来，巴蜀之地涌现了王褒、严遵、扬雄这样的文化名人，“文章冠天下”，都是因为司马相如的模范作用。所以他提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大力宣扬文翁、司马相如两位历史名人对于巴蜀地区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何一民认为，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这样的大家，在蜀地接受教育，他们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为巴蜀博得了“自古文宗出巴蜀”的美名。

常璩

地方志始祖

所著《华阳国志》是了解古蜀的门槛石

位于天府广场的四川省图书馆汗牛充栋，在560万册的巨量储存中，堪称镇馆之宝之一的，就有《华阳国志》。这部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的史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堪称地方志“鼻祖”。《华阳国志》被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为“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它的作者，就是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的常璩，被誉为“中国地方志始祖。”

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今崇州市)人，约生于公元291年、卒于公元361年。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巨著《华阳国志》作者。

常璩出生于一个好学不倦的家族，受到家族的影响，他自小勤奋好学，少年时即以广博才学名闻蜀中。长大之后，常璩顺利进入成汉政权，先被拜为史官，后升为散骑常侍，参与决策，掌理文书，传达诏令。也是在这个时期，常璩利用工作之便，阅读了大量政权史馆书籍，并储备下大量的史料信息，为著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成汉末期，东晋大将桓温率兵伐蜀，常璩从国家统一、百姓安康角度出发，力劝成汉政权投降。东晋统一巴蜀后，常璩随桓温到达建康(今南京)，入秘阁，掌著作。在建康，常璩积平生所学，花了六年时间，在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期间，撰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

在常璩的书中，“华阳”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地理概念。

《华阳国志》记载的是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因其地处华山之阳而取命《华阳国志》。其记述的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347年)，可以说是一部通志。

自成书以来，《华阳国志》一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中国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乃强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

同时，《华阳国志》还是古蜀历史信息的宝贵钥匙。四川大学考古系林向教授认为，《华阳国志》与《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历史信息的宝贵钥匙，是后世了解古蜀文明的门槛石。”《华阳国志》书中很多内容给予今天成都考古工作以重要启示。如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商业街船棺葬、秦人墓、老官山汉墓、成汉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均可与《华阳国志》中的历史材料相互印证。

薛涛

唐代女校书

“薛涛笺”历代文人钟爱

在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中，唐代才女薛涛名列其中。薛涛,字洪度(一作弘度),原籍长安,长于成都,是地地道道的成都才女，唐代著名女诗人，被后世誉为“女校书”“薛校书”。存诗90余首，收于《锦江集》，代表作有《十离诗》《池上双鸟》《筹边楼》等。

赋诗40余年间,她诗名极盛,“诗达四方”;诗风“调婉神秀”“细腻多巧”。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都是她的“粉丝”,互有诗文唱酬。薛涛一生大约作诗500首,可惜大多散失,流传至今的仅91首。即使如此,仅存的诗里也体现出了这位女诗人的杰出才华。

薛涛与鱼玄机、李冶、刘采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与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其诗歌数量乃唐代女诗人之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薛涛的诗,不仅如世所传诵的《送友人》《题竹郎庙》等篇，以清词丽句见长，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薛涛曾到过接近吐蕃的松州,有《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诗,其第一首说：“闻说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对防守边疆士兵的艰苦生活寄以深切同情。

“薛涛笺”是薛涛的一大创意产品。据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为之”。薛涛又发明了涂刷染色技法,能染出深红、粉红、明黃等十种颜色,做出的小彩笺很快风行全国，流传后世，受历代文人墨客钟爱。而薛涛自己则偏爱深红一色。据史载,薛涛本用浣花溪水造笺,但到了明代,唐时的百花潭逐渐淤积,水质欠佳。于是明代蜀献王朱樁,就用位于今天望江楼公园中的薛涛井取水建作坊,仿制薛涛笺。由于井水经砂质地层过滤,甘甜清冽,所制出的纸号为上品。此井周围石栏环绕,“有堂室数楹,令卒守之”。

清嘉庆年间,此处逐步有了一些纪念薛涛的亭台。1814年,四川布政使方积与成都府知府李尧栋等还在培修薛涛井外,在井的对面修建了濯锦楼、吟诗楼、浣笺亭,皆因薛涛故事取名,兼作官民游宴之所。但清咸丰初年,俱毁于兵燹。到了清光绪年间,望江楼迎来了一次盛大的重建。这次重建奠定了今天望江楼公园的基础。(成都日报记者 陈蕙茹 汪兰 李雪艳 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