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三日甲子

耶稣2019年5月27日

编者的话：中华传统文化中，历来讲究家国一体。家是国的基本元素，国则是大家，好的家庭家教家风支撑和彰显着国的风范、气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重视家庭家教家风问题做出重要指示。他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日前，全国政协社法委组织召开了“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座谈会，旨在深入研讨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意义，弘扬良好的社会风气。本期讲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梓讲述中国古代的家庭家教家风。

【主讲人简介】

徐梓，本名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元代书院研究》《中华蒙学读物通论》《中华文化通志·家范志》《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传统蒙学与蒙书研究》等多部，主编《历史》《国学》《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等中小学教材多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等课题多项。所讲授的“中国传统启蒙教育”，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课程。2017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什么是家训

家训是父祖长辈对子孙后代的训教，是前者为后者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的又一重针对性强、目的明确的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也有学者称之为“宗族法”。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家训以众多不同的名称存在过，如家教、家诫、家规、家范、家仪、家法、家书、家约、家言、家矩、家则、家政、家制、家典以及教家、治家、传家、齐家等。因为家训约束的对象，通常不是传统的5口之家，而是人口众多的大家族，所以也有宗范、族范、世范、宗训、宗约、族约、宗式、宗仪、宗誓、宗教、宗典、宗型、宗政等称谓。有一部分家训，是父祖长辈在特定的时节即临终之际作出的，这类训教，就带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遗”字，如遗令、遗戒、遗敕、遗命、遗言、遗训、遗言、遗嘱、遗书、遗疏等。

传统家训大都出自严父之手，也有的出自慈母之口，这种情况下，往往以慈训、母训、慈教、母教等命名。很多的家训，往往是一代又一代、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这样的家训，通常名之为祖训、垂训、训言等。还有一些家训，则以儒家经典中的语句命名。如明许相卿的《许氏贻谋》、方宏静的《燕贻法录》、清李淦的《燕翼篇》、但明伦的《诒谋随笔》等，就出自《诗·大雅·文王有声》中的“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清靳辅的《庭训》、宗心澄的《鄂靴堂庭训》、黄辉的《庭训纪闻》、左世嘉的《庭训录》等，源于《论语·季氏》中孔子教趋庭而过的孔鲤学诗学礼。清人冯班的《将死之鸣》，则来自《论语·泰伯》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通过以下对家训内容、形式和性质的辨析，我们会对家训的意蕴有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内容上，家训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着重道德修养，教授为人处世之法，可以说这是家训的核心内容。我在《中国文化通志·家范志》中，曾对明清家谱中的142种家训做过统计，归纳出1896个条目，其中敬祖孝亲、睦亲和宗、居乡睦邻、忠君急公、子弟教育、诫女训媳、婚嫁延嗣以及各种劝诫、禁戒事项就有1677条，占整个条目数的近90%。

二是集中于居家治生，也就是如何居家过日子。如叶梦得既有《石林家训》阐释修身、处事、读书之道，又有《石林治生家训要略》阐述治生的意义、原则和方法。著名的陆九韶的《居家制用》，专论居家日用的原则和方法，其量入为出、用度有准、丰俭适中的基本原则，为历代所宗奉。有关祠堂、义庄、学塾、祭祀等的管理规定，这时的命名往往使用祠规、祭仪、庄规、塾训、塾铎等，可以看作是家训中的专项规条。

形式上，家训可以分为训诫活动的家训和文献形式的家训。所谓训诫活动的家训就是停留在口头，没有落实在文字上。我国最早的家训，就是训诫活动的家训，而且在整个先秦时期，所有的家训，无一例外地都具有训诫活动的特点。比如，周公在派他的儿子伯禽前往鲁地建国时，以自己“一浴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事例，告诫其子要礼贤下士，“慎无以国骄人”。

春秋时期鲁国人敬姜针对其子公父文伯坐享其成、好逸恶劳，教以“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春秋时期的楚国令尹子发的母亲，以越王勾践伐吴的事例，教诫其子要与士兵同甘共苦，从而激发士气、克敌制胜。孔子教导孔鲤要学诗学礼，孟母断机教子等。所有先秦时期的家训，无一例外地都是一时的口头说教，而且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它们之所以能传流到现在，能为我们所了解，不过是后人追记的结果。

与训诫活动的家训相对，文献形式的家训则是以书信、规条等形式呈现的。前者是动态的活动，后者是静态的文献。或许是因为教诫者和教诫对象分处两地，无法耳提面命，当面训教，也或许是因为教诫者希望教诫对象郑重对待，永远记取，便采用了书信这种形式。两汉时期，以书信教子十分普遍。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就有《手敕太子》。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陈咸的《戒子孙》、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张奂的《诫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司马徽的《诫子书》等，都是两汉家训的代表。

性质上，家训可以分为非规范性家训和规范性家训两种。所谓非规范性家训，是针对一人、一时、一事的训教。为什么要训诫，有具体的原因；怎样训诫，有具体的内容；甚至训诫的效力如何，也有具体的结果。无论是先秦时期训诫活动的家训，还是两汉时期以书信为主体的文献形式的家训，都有这样的特点，即针对性强，目的明确，性质单一。规范性家训则不同，它不再是针对一人一事教诫，而是着眼于一个人的一生，为了一个家族的世世代代。六朝时期，我国的家训，逐渐由非规范性家训发展到了规范性家训。这种变化的表面特征，是由前一个时期篇幅相对较短的“诫子书”，发展到了篇幅稍长的“家诫”，如王肃、王昶、嵇康、李秉都分别有《家诫》；甚至是以专书的形式呈现的“家训”，如被尊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明清时期家谱中的家训，大都是规范性家训。规范性家训往往很少列举具有鉴戒性的事例，而通常以原则性的条文出现。

什么是家风

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性格，一个国家有它特有的气质。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习。这样一种风尚习性和精神风貌，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与潘岳有“双璧”之称的夏侯湛，自恃文才超群，将《诗经》中有目无文的六篇“笙诗”，补缀成篇，以成《周诗》。潘岳为与友人唱和，写作了《家风诗》。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自述家庭风尚、歌颂祖宗功德、称美自己的家族传统以自我勉励。

“家风”又称“门风”，这个词语在西晋出现并在随后流行，显然和“士族”“世族”“势族”“大族”“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上的统治力量有关。无论是以宗族为根基、以武力为特质的地方豪族，还是以官宦为标识、以文化为表征的名家大姓，他们政治上累世显贵，经济上广占田地，文化上世传家学，垄断了全社会的主要资源。除了通过九品中正制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之外，他们还自矜门户，标树家风，用以抵御皇权和寒人的侵渔。正因为如此，两晋以后，这个词汇渐次流行。从发轫之初，“家风”就往往和“门风”互用。

我们可以将家风、门风理解为一个家庭的风尚习气，将它看作是一个家庭的文化，一个家庭的传统。

文化是人类特定的群体(诸如国家、民族、地区)在应对自然、社会环境挑战时，其独特性、创造性智慧的体现，它是使各个群体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表现的是特定群体的自我和特色。作为一个家庭的文化，家风只是表现出一个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不同之处，完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如同一所学校、班级的风气，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有好坏之分，班风有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一样，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并不都是传家宝。

所以，历史文献中说及“家风”时，并不都是肯定和夸赞。如《魏书》卷三十八说：“刁氏世有荣禄，而门风不甚修洁，为时所鄙。”《魏书》卷四十七也说：“及道将卒后，家风衰损，子孙多非法，帷薄混秽，为论者所鄙。”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风必须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家风。实际上，这只是说者的一种期许，一种渴盼，家风本身并不蕴含有这样的意味。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也有的家风可能是狡诈刻薄、游荡为非、忿戾凶横。

说到传统，很多人会把它和过去甚至古代等同。实际上，传统作为人类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指的是从过去一直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它强调的是传承，是延续。如果一定要为“传统”找到一个对立物的话，那不是古代，也不是过去，而是“时尚”，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东西。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和沉淀，就形成不了传统。在《论传统》的作者希尔斯看来，至少要持续三代人以上的时间，才能成为传统。尽管世代本身的长短不一，但“信仰或行动范型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家风作为特定家庭的传统，是该家庭长时期行为习惯沉淀的结果，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

在历史文献中，“家风”或与“世德”共举，或与“世业”并称，可见家风有别于时尚，而与“世”即很多年代、好几辈子相关联。在时间上持续的短暂是时尚的特征，而家风则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者在子孙后代身上一再出现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文献中提及“家风”一词，往往蕴藏有对传统的继承意义。如比比皆是的“不坠家风”“世守家风”“克绍家风”“世其家风”以及“家风克嗣”等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

的确，家风在前现代、在乡村社会、在大家庭中表现得十分典型和生动，而在现代城市小家庭中却不那么明显。但是，只要一个组织存在，就会有这个组织的文化，特别是这个组织如果有历史的厚重，有传统的积淀，就更是如此。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并持续一段必要的时间，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或者说，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情势的变化，家风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变化，但家风仍然会存在。

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社会，人们感叹“家风”的荡然无存，其实是指传统家庭所秉持的“只耕田，只读书，自然富贵；不欠债，不键讼，何等安宁”这样一些古典原则的式微，是指“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字，勤能创业俭能盈”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是“志欲光前，惟是诗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传家”这样一些旧时理念的散淡，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家训与家风的关系

在辨析了家训和家风的内涵之后，我们可以说，家训和家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意蕴不同，所指有别。很多人之所以将这两个概念等同和混用，在于没有搞清楚二者的内涵，尤其是二者的关系。我们认为，家训与家风的关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家风的形成，有赖于家训。家风可以说是父祖长辈对子孙后代长时间言传身教的结果，是前者对后者一再引导、约束、督责、乃至惩戒的结果。父祖长辈基于保家亢宗的目的，通过一次又一次针对具体事例、以长善救失为目的的训教，通过朔望和特定的时节在家庙祠堂反复诵读、讲解祖训家规，通过年复一年的以身作则、以己示范，以求在日就月将、日积月累之中，把子弟纳入自己所希望的行事规范。

家庭成员言行举止指向的一致，则彰显出该家庭有别于其他家庭的独特习性。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家仪、家法、家书、家矩、家则等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书，看作是文献形式的家训，而把家训、家教、家戒等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学活动，看作是训诫活动的家训，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训诫、教化后的结果。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风的形成也是这样，要依靠家规来规范，来养成，要依靠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尽管从现实情形来看，家训和家风的关系，如同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难以辨析，但从逻辑上说，家训为因、家风为果的关系还是颇为清晰。

其次，家风一旦形成，就能转化为教化的资源。家庭成员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会对其他成员产生有形无形的影响，而其他人的行为方式也会影响这个人。家庭成员这样相互影响，就会由家庭这么一个看得见的共同体，进一步形成传承同样传统、认同相同价值、表现相同习性的看不见的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认同同一个祖先，居住在同一个村落，活动在同一个家庙祠堂，拥有同样的家谱，遵循同样的家训。

中国传统的家族和家庭就是这样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在尊长敬老的传统社会，家族子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中，也就会受到来自父兄长辈的约束和鞭策。或者说，家风对于家中子弟具有熏染、沾溉、浸濡的意义。宋代谏议大夫陈省华，家法甚严，家风优良。他的三个儿子都中了进士，其中两个是状元，后来为官，两个做了宰相，一个做了节度使。他的一个儿子，娶了马亮尚书的女儿为妻。马尚书的女儿出嫁后，要随婆婆下厨。

有一次，马尚书在上朝时遇到陈省华，“以女素不习，乞免其责。谏议答云：‘未尝使之执庖，自是随山妻下厨耳。’马遂语塞。”(《能改斋漫录》卷十二)陈家的家风显然与马家不同，勤俭持家、亲身习劳的家风体现在所有家庭成员身上，不仅让新来的儿媳融入其中，而且让亲家也愕然折服。

最后，家训和家风虽然都具有教化的意义，但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无论是家训还是家风，对于家中子弟都具有切近的教育意义，但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训诫活动的家训听得到，文献形式的家训看得见；但家风无声无息，不能刻意教习或传授，只有通过耳濡目染才能接受教育和影响，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意义。

《魏书》卷九十一中的“渐渍家风”4字，就极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一过程。换言之，家训表现为显性的耳提面命，而家风表现为隐性的耳濡目染。另一方面，子弟言论有偏，行为有失，父兄可以即刻训教，也就是说，家训可以立即实现。即便是写一封教诫的家书，制定一篇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家训，也用不了多少时日。但家风的形成，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培植和熏陶。

归根到底，家训和家风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这就是：好家训形成好家风，好家风成就好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