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第四集 市井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
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3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
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
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
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
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
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久,并没有人知道。
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
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忠孝仁义,他的恨,他的爱,都投射进了每一个即将登场的粉末人生里。
肆 市井
据说,关汉卿出生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那里曾经属于金朝。
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他开始了四处漂泊。
关汉卿很有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儿的人,但好玩儿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
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作的姿态,保持洁身自好。
相比千年前的魏晋风度,关汉卿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无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
虽然生于金朝,但因为金朝崇儒,关汉卿在父亲教育下,系统学习了儒学,这是他身为汉人的精神基础。
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儒生们的人生道路。如孟子所说,这好比农夫耕田一般的天经地义。
如今,蒙古人灭了金朝。这个崇尚长生天的民族,此时还没有建立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儒学形成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们无限期地关闭了科举考试的大门。
科举作为儒家社会人才晋升渠道的功能不复存在,儒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让只会读书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是绝望感。
突然之间无路可循,浓重的失落、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
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
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
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
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既是如此不同。
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
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
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
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
南宋被后人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学者带着各自的思想沉淀,走上历史舞台。
他们在各地讲学,互争雄长,一方面开发民智、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社会。
不同的是,先秦的百家争鸣基本都在上层社会进行,多为国君或贵族服务。而南宋时期,学者们的思考和宣讲,则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的自由交流。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会讲,发生在公元1167年。那一年,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拜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思想的创始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朱熹和张栻都是恰当的。
朱熹19岁中进士,37岁来到岳麓山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朱熹认为,“理”先于自然和万物,是形而上者。每样事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该事物的本质、形式和规律,“理”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
基于此,他将儒学通俗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出发,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如果都能依“理”行事,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张栻把公开辩论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辩论无关输赢,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思想可以针锋相对,也可以和而不同。论道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慷慨激昂。
岳麓山上的“朱张会讲”,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那个开明的时代,逐渐都随着湘江水而去。
关汉卿无缘那样的盛事,但他向往那样坦荡而纯粹的思想碰撞。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相信,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精神世界。
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创作者面对世界的告白,关汉卿选择了戏剧作为他的告白方式。
是什么机缘让关汉卿走上了戏剧道路,后人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的故国金国,那个存在了119年的女真族王朝,在音乐、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他们的“诸宫调”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说唱伎艺,他们的“院本”是专门用来在剧场演出的歌舞短剧,而在这些方面颇有建树的,往往都是汉人。
系统的儒学教养,带给他们更多的文化积淀;洒脱奔放的少数民族氛围,滋养着他们的激情和灵感。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有一个创作主题,关汉卿很喜欢。在《拜月亭》《金线池》《绯衣梦》《谢天香》等作品中,他反复用金榜题名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来作为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
金榜题名,正是儒生的梦。而《陈母教子》,几乎就是讲述了一个极端的科举故事。
后世学者对于这部戏究竟是不是关汉卿所作,有很多讨论。浪漫不羁的关汉卿,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说教感极强的戏?
或许,看上去不屑于上进的关汉卿,一直无法释怀与科举无缘的至深遗憾。让剧中人实现自己的梦,这是一个剧作家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梦也是他最深切、最无解的痛苦。
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很难隐藏的,特别是当他遇到了最合适的舞台。
关汉卿的名气在同行间很快传开,身边渐渐多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现实社会的精神逃离者。
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关汉卿喜欢这些伙伴,他和他们能相互理解,相互取暖,能彼此给予前进的力量。
如同五百年前那个叫杜甫的诗人一样,关汉卿观察和体味身边人的情感,把他们的悲欢离合写进了作品。
他们出现时,或许是农民,或许是工匠,或许是商人,也或许是奴婢、士兵、孤儿,甚至也有市井无赖。
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经历着和所有普通人同样艰难的人生。
不同的是,杜甫诗中的平民面对苦难时,尽管内心痛苦哀怨,但都选择了忍耐和接受。而关汉卿剧作中的平民不愿任人宰割,他们努力抗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
戏中那些清正廉明的,秉公执法的,神机妙算的,为民请命、替民做主的清官们,则是关汉卿梦想中的英雄。
乱世中的个人渺小无力,只有在戏剧世界里,他尽可以肆意想象英雄,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英雄。那个拯救者救自己,也救世人。
关汉卿写的第一部戏,名字叫做《关大王单刀会》。
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三国时,东吴鲁肃设宴,约关羽过江,企图强迫他交出荆州。关羽明知其意,却不肯示弱。他单刀赴会,怒斥鲁肃,而后智退伏兵,安然归去。
关汉卿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蜻蜓点水般对故事情节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大量的篇幅都用于赞美英勇无畏的关羽。
善与恶的斗争,是他创作中不变的命题。正义必胜,是他坚定不移的世界观。惩恶扬善需要英雄,在他心目中,最具英雄气的、最能代表忠义二字的历史人物,就是关羽。
因为同是山西关姓,据说关羽正是关汉卿的先祖。虽然仰慕先祖,但关汉卿深知,自己并没有“匹马单刀镇九州”之勇,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救世者。
他只能在一方小小的戏台上,抒发一下压抑许久的情绪,圆一个无法实现的英雄梦。
关汉卿写过两部以关羽为主角的历史剧,在戏中,历史事实都只是他表达梦想的载体。他呼唤的,是一个有理有序、无冤不平的理想社会。
但是,梦越美好,与现实的距离就越遥远。关汉卿又何尝不知?
在《关大王单刀会》的结尾,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不是江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戏剧与小说,同时在金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或许不是偶然。戏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先期泛指一切伎艺娱乐,有“百戏”一说。
但相比公元前六世纪到二世纪就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喜剧,以及公元一到二世纪前后达到成熟的印度梵剧,中国的戏剧艺术姗姗来迟。
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礼乐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乐要服务于礼的需求。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舞蹈和表演都能被纳入其中。
当蒙古人带着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中原后,戏剧有了生长的机会。
关汉卿极大地发展了戏剧的娱乐功能,同时又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儒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融入其中。由此,戏剧承担起了文以载道、助成教化的使命。
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无法通过读书明理,但是可以通过戏台上善恶忠奸的故事,对忠孝仁义建立起朴素的认知。
自宋以来高扬的理学,就此多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传播渠道。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更进一步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
公元1271年,“大元”国号正式确立。几个月后,元朝发起了对南宋的进攻。5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攻破。此后南宋部队边打边退,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崖山。
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陆续抵达崖山。两个月后,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名将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一历史剧变,给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战争几乎无法避免,但身在其中的人懂得,那是无法愈合的伤痛。
关汉卿的18部存世杂剧中,有6部借用了战争。《武侯宴》《单鞭夺槊》《西蜀梦》《哭存孝》《单刀会》,5部都是历史剧。遥远的时间感,弱化了战争的悲怆。
但是《拜月亭》不同,这部以蒙、金更替时期为背景的爱情喜剧,因为战争埋下了无尽的悲伤。
剧中不再有对战争正义性的渲染,也没有对战争胜利者的崇拜,只有弱小个体的悲鸣和绝望。
他们无力抵抗,只能“行一步,一叹息”。面对“白骨中原如卧麻”“马到处成平地”的景象,他们如同狂风扫荡下的蚂蚁,“万姓仓皇”。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可以选择的,只有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洪流中,剑胆雄心已无用武之地,关汉卿选择化剑为笔。
关汉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元大都度过的,这里曾经是金国首都,后来成为元帝国的都城。
虽然元帝国努力推行“汉法”,启用汉臣,甚至国号“大元”都是从儒家“五经”的《易经》中取得,但是不同于隋唐之前几百年的文化融合期,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各个民族的人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精神上依然是陌生的。
只有沉到市井中,或许还能有呼吸的空间。书会是一个特别的行业组织,是关汉卿和朋友们交流的平台。他们在这里把酒言欢,讨论现实,抒发情怀,也一起完成创作。
元大都里有一个名叫“玉京”的书会,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们时常在这里倾听彼此的声音。
白朴,金朝遗民,幼时饱尝国破家亡之痛,终生不在元朝为官。他的《梧桐雨》,被认为以独特的悲剧审美精神,开启了之后《桃花扇》和《红楼梦》的美学境界。
杨显之,关汉卿的莫逆之交,因善于对他人作品提出中肯意见,被誉为“杨补丁”。他们被统称为“书会才人”。
元大都的戏剧圈里,还有比关汉卿略晚一些,同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马致远等人发起的元贞书会。这是他们自我放逐的地方,也是他们为自己搭建的一片精神避难地。
越来越多的文人汇入了戏曲创作,他们在灯窗下,开始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
融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后,中国文化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保留下来,流传开去。
瓦舍勾栏里,与剧作家们相伴的,还有歌伎艺人。这些女子有着同样杰出的才情,她们能歌善舞,大多还能赋诗作曲。同时,她们也是那个时代戏剧舞台上的主要演员。
在元朝后期,一本名为《青楼集》的元代杂剧演员传记里,记录下了121位杰出女艺人的名字与事迹,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男性艺人。
没有她们的表演,就不会有戏剧的完成。那些精彩故事的主角,就无法从剧本里走出来,变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但因为是女性,几乎没有人注意她们的付出,更没有人欣赏她们的才华。
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弱者中的弱者。她们无法为自己做主,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痛苦发出一点声音。
关汉卿是关爱她们的。现实中的他,没有能力改变她们的命运。在戏剧中,他做到了。
他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这些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妓女、婢女、乳娘、农妇、寡妇、寄人篱下的弱女。
现实中,她们毫无例外,都是被渔色猎艳或残酷奴役的对象。但是,在戏里,关汉卿赋予了她们力量。她们聪明、勇敢,并坚持不渝地追寻自己的幸福。
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几乎是一部父系文化和男权话语独尊的历史。女性的自由、独立与权利,是被遮蔽和压抑的。
关汉卿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不仅仅因为他与女性的交往,更来于他对女性深刻的认同。在他笔下,女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拯救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关汉卿对身份平等与权利平等的呼唤,并不仅仅是为女性,也是为自己,为那些“低人一等”的人。
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人,还没有做好治理天下的全面准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一直并不排斥汉人,立国的大量制度设计很多都是汉臣的功劳。
虽然科举直到帝国中期才恢复,但是此时,朝廷已经开始招募一些汉族文人进入。
只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认知都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特别是蒙古贵族,拥有最多的特权,这让他们与普通贫民之间产生了仿佛天壤之别的社会差距。
沿袭了在战争时期买卖奴隶的习惯,元帝国建立后,非法买卖人口的现象依然严重。而这些被买卖的人,又因为社会阶层低下、法度和管理的缺失而无处伸冤。
就如关汉卿戏文所写:“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蹅踏。”
难道真的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如果天地也如此不公,那天地间还有“理”吗?
关汉卿坚信,“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他要为那些冤死的人寻一个天理,求一个说法。
关汉卿写过很多个历史剧,那些久远的故事,带着如梦似幻的背影,任由他寄托和表达。但那些隔着时空的呐喊,如同隔靴搔痒,无法触达他深入骨髓的痛楚。
终于,他不想再躲进历史里,他要把那些近在眼前的、真实的痛,直截了当地喊出来。
除了元大都,关汉卿还在苏州、杭州生活了很多年。在江南期间,他决定写一部跟以往不同的戏。
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在他内心郁结成无法抑制的悲情。所以,他决定不再迎合世俗的欢乐,也不再假装嬉笑怒骂,他要写一部真正的悲剧。
而元朝社会独有的文化宽松环境,也给了他创作的自由空间。
他从汉代的民间传说“东海孝妇”取材,但不再借古讽今,而是直接选用元代的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窦娥的故事。
窦娥3岁便死了母亲,7岁时,因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少盘缠,被卖给蔡婆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病死,窦娥成了寡妇。
蔡婆讨债遇险,被张驴儿父子救下,谁知却引狼入室。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心生歹意,要挟窦娥委身于他。窦娥不惧张驴儿的胁迫,遭其歹毒嫁祸。
她耐住了严刑拷打,却因不忍让婆婆受刑而含冤认罪。临死前窦娥发出誓愿,要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她的冤屈感天动地,誓愿竟然实现。
被枉杀后的窦娥化作鬼魂,向已经及第为官的父亲痛诉冤情。窦天章悲愤交加,派人彻查此案,终将恶人正法,令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
《窦娥冤》上演后引起了轰动,那个遭遇不幸但始终坚忍善良的女子,那个弱小身躯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控诉,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极度绝望的窦娥向天地抗议,她已经不再幻想得到公正,她只想要让六月的江南大雪纷飞,让洁白的雪覆盖她的尸体,为她的冤魂作证。
在各种力量的共谋和欺压下,一个女性遭遇了源源不断的苦难。
先是父亲。40两银子卖身为童养媳,为了父亲的前程,窦娥只能接受。
接着是婆婆。虽是童养媳,窦娥依然对丈夫充满感情,但逼迫她改嫁的就是婆婆。婆婆的话,她不得不听。
接着是男性。张驴儿想霸占窦娥未果,便诬告窦娥毒死他父亲。张驴儿只是一个无赖泼皮,却依然是可以压迫窦娥的男性。
接着是官员。太守桃杌既贪且昏,窦娥在公堂上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一个普通女性,怎么可能是权力的对手?
最后,当窦娥的鬼魂向做了官的父亲诉冤时,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地斥骂,说她“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
父亲并不相信女儿,为女儿洗刷冤情也不是为了公正,只是为自己清官的名声。又即便最终翻案,但窦娥却并不能死而复生。
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连沉冤得雪、善恶有报的结局都无法挽回的悲剧。关汉卿要借窦娥,说出世间每一个小人物的冤屈,这其中就有他的冤屈。
他就是窦娥,知道自己的冤和悲永远无法得到申诉和化解。对颠倒黑白的天地鬼神,他只剩了一声惊雷般的喝问,那是他全部的反抗。
他的最后一个梦已经破碎了,那是他念念不忘的苍生之苦,救世之梦。
关汉卿渐渐地老了。当年的朋友们纷纷作古,他们的玉京书会也早已人去楼空、尘埃遍地,关汉卿感到落寞而悲凉。
人是会老的,他一生创作了无数鲜活的人物,最终,他以自己为主角,写下一部《不伏老》。在这部自传体意味的散曲中,关汉卿以第一人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
“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我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
在对自己的调侃里,他又变回了那个任性、狂放、玩世不恭的关汉卿。
据说,关汉卿活到高龄才离世。他就像个斗士一样,屏着一口气,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走到了尽头。
生活在这样一个短暂但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时代塑造了他,他创作了戏。
他在茫然四顾中,忍着疼痛站起来,看见了熙熙攘攘的人世间。他写了许多人的故事,但或许,他只是写了自己的故事。
在“十里扬州风物妍”的清灵委婉之地,有一位“出落着神仙”般的戏曲演员——珠帘秀。她不仅容貌极美,杂剧表演能力更是独步当时,无人可敌。
除了出演女性角色,她还能出神入化地反串男角。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天然老成,惟妙惟肖。
后世梨园界对她推崇备至,她也以才艺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尊重与爱慕。据说,她最终选择将终身托付给一个背景模糊的钱塘道士。
关汉卿曾是与她词曲赠答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望江亭》《救风尘》都是关汉卿专为珠帘秀写的戏。
他们的故事引发过后世很多浪漫的猜想,但其实,后人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
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何时出生,何时逝去,到底经历过什么。和关汉卿一样,她留下的痕迹只和戏剧有关。
传说中,珠帘秀嫁于道士后,就作别了留下过她夺目光彩的舞台,洗净铅华,远离风尘。
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在她离世后,钱塘道士写下了四句话:“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
痴迷于戏的人,经常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对于关汉卿来说,人生是一出戏,更是大梦一场,笑过、哭过、闹过、悲过、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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