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是人们对黄海之滨、崂山脚下的美丽城市青岛的经典性描述。追根溯源,这句话最早出自康有为笔下,“青山绿树,碧海蓝天,不寒不暑,可舟可车,中国第一”。后来,几经演绎,就变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八字定论了。
绿,近乎成了青岛这座城市的底色。在这一底色的绘就历程之中,20世纪20年代主持青岛林业工作的我国著名林学家凌道扬功不可没。机缘巧合,将青岛郑重其事地与绿挂起钩来的康有为,与凌道扬是老乡、邻居与挚友。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对青岛的那一著名论断,其中隐隐约约就有凌道扬的影子,只是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罢了。
凌道扬
今天的青岛,面朝大海、绿树环绕的前海一带,众多饱经沧桑、覆盖红瓦的别墅式建筑,星散点缀,托起了这座城市美丽的轮廓。海浪拍岸、潮汐可闻的一条曲里拐弯的小路,延展在起伏的小山坡上,这就是福山支路。曲径通幽,胜景犹在,遐迩闻名的康有为别墅“天游园”,就坐落在这条著名的小路上,门牌号为“福山支路5号”。在“天游园”附近的“福山支路8号”,也坐落着一座未加修饰、不为人知、素颜示人的名人故居,那就是凌道扬故居。与康有为故居每天游人如织、络绎不绝的热闹场面相比,凌道扬故居则显得落寞冷寂,这一冷一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往往就这样无情,冰火两重天的境遇,诠释的是两人完全迥异却又交叉重叠的人生经历,这个交叉重叠点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青岛。
“中国植树节”的发起人
凌道扬(1888—1993年),广东省宝安县布吉村丰和墟(今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老墟村)人。这位中国近代林业的拓荒者,出身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家虽不富裕,却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培养,因此,凌道扬及其弟凌达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与西式教育。
1909年,凌道扬毕业于有着美国圣公会背景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即后来名满天下的圣约翰大学的前身),被位于北京的一所专门培养清朝贵胄子弟的学校聘任,担任英文教员,他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机。
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降落到了凌道扬的头上。为了培养堪当大任的八旗子弟,以便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凌道扬任教的学校决定选派两名贵族子弟去美国学习,需要有一名精通英语的教师陪同照顾,这个“美差”落到了凌道扬的头上。作为“陪读”,凌道扬陪同两位公子哥儿,乘坐轮船,漂洋过海,奔向那遥远的大洋彼岸。他们三人就读的是美国麻省农学院,学的是农科。两个八旗子弟,从此湮没无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痕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而他们的“陪读”凌道扬却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照耀中国的林业史。
在麻省农学院结业以后,凌道扬意犹未尽,选择了在美国继续深造,考入了耶鲁大学林学院,学的就是他后来为之奉献一生心血的林学。美国的高等院校敞开了大门,有志青年凌道扬走进了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领域——林业。这预示着未来的中国从此可以有一位真正懂得林业真谛科班出身的专家,立志为中国林业带来崭新的气象。1914年,凌道扬终于完成了学业,获林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获得该学位的第一人。
学成之后,凌道扬又去德国、瑞典等地实地考察林业发展状况,进一步坚定了投身祖国林业的决心。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他先后担任农商部技正、金陵大学林科主任、交通部及山东省公署顾问,成为北洋政府官员中有眼光亦有魄力的新派人物之一。
在北洋政府任职期间,凌道扬作为“中国植树节”的倡议者之重要一员,被永远载入了史册。相比于欧美各国对林业的重视,中国向来疏于国家层面的林业建设自觉,直接导致荒山秃岭、植被破坏、绿色缺失、水土流失的恶果。1915年,面对“重山复岭,濯濯不毛”的萧条局面,凌道扬挺身而出,联络金陵大学美籍学者裴义理,向当局提出,“欧美各邦,植树有节,推行全国,成效维昭”,建议以每年的4月5日清明节作为“中国植树节”。7月31日,该建议被接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签署法令,确定从1916年起正式推行“中国植树节”。这标志着中国的植树造林开始进入法制化和正规化的轨道。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南京国民政府专门开展了植树活动。从此,中国的植树节就与纪念孙中山的精神——万古长青这一价值内涵挂起了钩,正式改定为每年的3月12日。
见证青岛回归的林学家
1922年12月10日,被德日殖民者霸占长达25年的青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青岛接收仪式上,人们惊奇地看到了一位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接收大员的身影,他就是凌道扬。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作为青岛接收林务主任委员,被任命为接收后的胶澳商埠林务局局长。从此,他就住进了位于今福山支路8号的那栋十分低调、不引人注意的二层小楼之中,开启了他与青岛这座城市长达7年的亲密接触。在这座沐浴着欧风美雨成长起来的年轻城市,这位年轻有为的林学家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
一个林学家缘何会到青岛就职?盖缘于这座城市是中国近代林业发展的一个样板。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之后,殖民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率先在其所标榜的这块“模范殖民地”设立专门的林务署,引进德国本土著名的林业专家郝司,引进大批树种,建立植物试验场,在精准性调查与科学性研究的基础上,确定适宜于此地种植的树苗,大张旗鼓地进行林业建设,终于初见成效了。孙中山1912年9月28日至10月1日对青岛进行考察时,着实为这里到处可见的浓浓绿色所折服,惊叹不已,以至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德国人非常重视林业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建议要组织中国内地“五百个县长”轮流来此考察学习,推广其经验。从此,青岛绿化的名声就传开了。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期间,继续沿用德国重视林业的传统做法,没做大起大落的调整,青岛绿化得以持续。
考虑到青岛乃中国林业的一个招牌,回归之际,林业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纳入了北洋政府决策层的考量视野。于是,就有了委任中国第一流的林业专家来此任职之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向昏聩的北洋政府对凌道扬任命的成效。纵观整个北洋时代,在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主官的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中,青岛亦呈现出“百务皆觉大凋零”的不堪局面,不过,有一个领域例外,那就是凌道扬所主持的林业。在巨大的惯性推动之下,作为专业且敬业的林业主管,凌道扬继续书写着这座城市独有的绿色传奇。
农林事务所的诞生
刚刚回归那阵子,承袭旧制,青岛的林业与农业是分开的、并不搭界的两个领域,林业归林务局管理,农业则归农事试验场统筹,互不往来。当时,青岛财政收入捉襟见肘,公务人员的薪水经常发不出来,更何况林业与农业两大事业部门的开支了。农林事业经费一减再减,最后干脆合并了事。1923年3月1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发布“第十五号任命状”,正式宣布“任命凌道扬为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所长”。这张由时任山东省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亲笔签署的委任状,不仅预示着这位有着美国农学和林学双重学历背景的专业人才正式履新,而且标志着青岛农林二业在特殊时期的整合与重构。到1925年4月,在两年的时间内,凌道扬以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所长的身份,主持这座城市的生态绿化工作,为这座城市最终形成绿的底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来的农事试验场位于李村,其前身是德据时代青岛特别高等学堂的农科实习基地,而原来的林务局则位于会前村的遗址之上,其前身是德占时代的林务署与植物试验场所在地。两大部门合并之后,以林为主,所以农林事务所机关就设置在已经开辟为第一公园的林务局办公楼内。
新组建的农林事务所在刚开始时,内设造林、农事、树艺、管理四科;后来,又缩编为技术和管理二组,前者负责业务,后者负责总务。在凌道扬的主持之下,体制机制日趋完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造林奖励规则》《水源涵养林规则》《森林警察规则》《森林保护规则》等相继出台,逐渐形成了奖惩分明、有序推进的农林发展局面。一方面,派出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指导农民植树种地,推广农林生产经验;另一方面,对具有发展农林意向的组织及个人,免费提供树苗和种子。正是在凌道扬的大力推动下,青岛农林事业的正常发展节奏没有因为政局的混乱而中断,并成为一大亮点。
处境尴尬的森林警察
值得一提的是,凌道扬为了维护青岛农林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尤其是保护森林植被不被盗伐与破坏,克服重重困难,争取到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积极支持,建立起一支森林警察队伍,大约由40人组成,配备步枪、手枪等轻型武器及马匹和汽车等交通工具,成为制止盗伐林木的执法力量,有力地震慑了不法分子的盗伐破坏活动。
1923年4月13日,熊炳琦签署命令,批准凌道扬的请求,授予林警持枪权。命令状写道:“呈悉,允准。由署筹办步枪,酌量拨给,以资防护,仰候饬领可也。此令。山东省省长兼胶澳商埠督办熊炳琦。”这道命令至今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青岛市档案馆中,言简意赅,寥寥数语,意义却非同小可,因为关系到青岛林警的执法权威,也关系到当时青岛林业持续健康发展。
为什么要为青岛林警配备武器呢?这与青岛当时的林业执法环境不无关系。青岛林警,其实并非凌道扬所首创。早在德日时代,就曾为森林屡屡遭到不法分子盗伐而大伤脑筋,只好设立武装林警,持枪巡逻,严加整治和惩办,盗伐林木之歪风才有所收敛。青岛回归之际,政局不稳,不法分子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尤其是侨居青岛为数众多的日本侨民仗着有日本领事馆和警察署撑腰,有恃无恐,肆意盗伐林木,青岛的林业保护面临空前的挑战。
早在农林二业合并之前,凌道扬还是林务局局长之时,面对青岛林业管理十分困难的状况,向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提出效法德日时代的做法,建立专门的森林警察队伍。督办公署体谅其苦衷,很快就批准了组建林警队伍的请求,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赋予这支队伍持枪权。后来,森林治安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才批准林警配备武器。
青岛公园的科学规划
凌道扬对青岛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为这座城市延续和强化了一抹永不消失的绿色。他不仅着力于森林保护,而且推广和扩大行道树的种植范围,仅1923年,就增加了62条马路行道树种植,栽种了包括刺槐、法国梧桐在内6958株新树,让青岛之“青”更加名副其实、更加富有内涵。
凌道扬是一个做事低调、不事张扬的专家型官员,他在青岛人的记忆中最为闪光之处,就是为这座城市规划了序列性、近代化、规范化的公园。
青岛的公园,滥觞于德据时代。德国人强迁了太平山脚下的会前村,将这座山改名为伊尓蒂斯山,山下的兵营也就叫做伊尓蒂斯兵营。在一片绿色的植物试验场中,建起了林务署,这里就成为青岛公园的源头。1908年,植物试验场局部开放,人们称其为“森林公园”。1914年,经过一场血战之后,日军占领了青岛。原本于德据时代就已经在“森林公园”引种成功的日本樱花,这个时候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扩种,“森林公园”遂改名为“旭公园”,更加具有了日本殖民化的风格。
就在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以来的这八年时间里,青岛一下子冒出来了很多公园,全部清一色的日本化名字,折射出日本对这块沃土永久霸占的狂妄野心。
据《青岛市志·园林绿化志》记载:“1914年,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将‘森林公园’定名为‘旭公园’,将贮水山东南侧德军操练场坡地称‘若鹤公园’,继而又建起了‘新町公园’‘深山公园’‘千叶公园’,将前时期建的‘梯利华兹街心公园’改称‘大村公园’,将天后宫前绿地称为‘舞鹤公园’。”
凌道扬主政青岛林业期间,重点对办公地点所在的“旭公园”进行了重新规划与设计,分门别类,条块分割,形成了六大大功能区,并正式命名了位于南门入口处的湖泊为“小西湖”。
如果说凌道扬在这座城市中留下了深深足迹的话,那足迹一定会集中展现在青岛从一到六依次排列的公园之中。第一公园为“旭公园”,第二公园为“若鹤公园”,第三公园为“新町公园”,第四公园为“深山公园”,第五公园为“千叶公园”,第六公园为“大村公园”。这六大公园,就是凌道扬留在这座城市中清晰的足迹。
作为一名林学家,凌道扬为青岛抹上了一层浓墨重彩的绿色,让这座城市配得上“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美誉。
与康有为比邻而居
凌道扬的夫人陈英梅,是一位出生于香港、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知识女性。举家迁来青岛后,陈英梅在青岛文德女子中学当体育教师,一家人住在今福山支路8号的二层小楼之中。1923年7月和1924年12月,凌道扬的次女凌佩馨、次子凌宏琛先后出生。
凌家迁居青岛不久,同为广东老乡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来到了青岛,就住在凌家对面的今福山支路5号,与凌道扬成了邻居。两家都说广东话,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两家很快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凌道扬有一技之长,帮着康有为种植和布置庭院花木,而康有为则在凌佩馨周岁生日时送来了一枚精致的戒指。这枚戒指,虽然失落于抗日战争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但却一直是凌康两家后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1925年4月,凌道扬不再担任胶澳商埠农林事务所所长一职,由夏继禹继任。查阅档案,不难发现,凌道扬是在1925年春天、也就是混世魔王张宗昌在山东全面掌握政权之前离任的。
张宗昌上台之后,山东及青岛的局面日益糜烂,凌道扬遂带着家人悄然离开了他所挚爱并为之倾情付出的美丽城市青岛。
1948年,凌道扬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退休,定居香港。后来,他出任香港教育委员会委员,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缔造者之一,担任过崇基学院的院长。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大门两侧,依然镌刻着他当年题写的对联:“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问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抱兴,陶铸人群。”
1993年8月2日,凌道扬在美国溘然长逝,享年104岁。凌道扬去世后,其子女捐款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建造了一座“凌道扬园”。2000年10月27日,该园建成揭幕。从此,在与深圳宝安一箭之遥的香港,“凌道扬园”中那尊雕像矗立起来了。2018年12月8日,凌道扬130周年诞辰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深圳市举行,新的凌道扬雕像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建成。凌道扬,林业大家,海外赤子,他那深邃而深情的目光,穿越悠悠时空,凝视着自己的家乡深圳宝安,还有那更为遥远的第二故乡青岛。
【青岛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教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