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人物志》前言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各类人物的活动所构成。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全集》第1卷第139页)当然，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本志所收录人物所处的地域环境——四川，位于祖国的腹地，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富有悠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在四川古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仅就文化科教类人物而言，在四川古代历史上可谓群英荟萃，代不乏人，其最著名的有司马相如、严遵(君平)、王褒、扬雄、陈寿、常璩、陈子昂、李白、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秦九韶、魏了翁、杨慎、张问陶、李调元等人。至于客寓四川的杜甫、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尚未包括在内。晋代左思在《蜀都赋》中写道：“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韡韡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搞藻掞天庭。考四海而为俊，当中叶而擅名。”正如左思对汉代四川脱颖而出的司马相如、严遵、王褒、扬雄等人的赞扬那样，上述人物不但在全国范围衡量俱为杰出之士，而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更是独占美名。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大一统”的、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社会急剧动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稳等因素的影响，四川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较之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要迟缓一些，但随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四川同全国一样，于1840年后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从而跨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

从1840年至1985年的145年间，四川社会的变化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急速、复杂和深刻，四川与全国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也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加密切、直接和明显。近现代中国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变化，或与四川密切相关，或在四川有所反响和呼应(参见《四川通史》第六册“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四川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有叱咤风云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爱国将领；有造诣深湛、享誉中外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有成就卓著的实业家和能工巧匠。同时，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拥兵自重、逞霸一方的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人物，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起负面作用的人物。他们或为全国与四川的近现代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留下了辉煌的业绩，或给四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推动或阻碍了四川历史发展的进程。

由于四川地广人多，资源丰富，鸦片战争后，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竞争之大战场”，使四川本来就激化的社会矛盾更加空前剧烈。辛亥革命后，四川又陷入军阀的黑暗统治，其军阀数量之多，相互间混战残杀之频繁，为全国之冠。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为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大后方。解放战争时期，四川是国民党政权盘踞大陆的最后反共基地，又是理葬其最后统治的坟场。在这一百多年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川各族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反动腐朽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同全国范围的革命斗争相配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川众多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抛头颅、洒热血，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爆发于1859年(清咸丰九年)，而主要活动在四川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是中国当时仅次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义军发展至30余万人，先后占领60余州县，震动全国，起义历时6年之久，给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其后的30余年中，四川发生的中小规模的反帝反清事件有上百次之多，最终集聚为规模浩大、气势雄壮的反帝反封建的余栋臣武装起义和四川义和拳运动。

随全国“救亡图存”运动高涨而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为变法献身的“戊戌六君子”中，就有川人刘光第、杨锐，成为千古传颂的俊杰。此后，四川大批先进分子和热血青年，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撰写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朽杰作——《革命军》的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炸毙满州贵族、宗社党首领良弼的彭家珍；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后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的喻培伦；以鼓吹反清革命闻名于世的宣传家雷铁崖；同盟会在四川发动的武装起义中舍生取义的谢奉琦、佘英等。孙中山曾说：“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邹迄彭，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允多”，对在辛亥革命中前仆后继、勇于献身的四川革命党人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1911年5月兴起的遍及全川的四川保路运动，其声势之浩大，斗争之悲壮激烈，更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斗争的历程，经历了由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独立的转化，产生了震荡全国的巨大影响，加速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参见《四川通史》第六册，第267～268页)。矗立在今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是四川人民为纪念保路死难烈士而建立的一座不朽的丰碑。领导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立宪派的蒲殿俊、罗伦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杨庶堪、张培爵、王天杰、龙鸣剑等以及保路同志军和会党首领侯宝斋、秦载赓等人，他们在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同样是值得后人评说的。

辛亥革命后，四川是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二次革命”的省区之一和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五四”运动前后所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是开展得最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一时期在北京成立的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极大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列名发起人的7人中，除李大钊外，其余6人均是四川人。从1919年的“四五”运动开始，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也进入了新阶段。四川是全国较早建立中共党团组织的地区。早在1922年，王右木和来川任教的恽代英、萧楚女等分别在成都、泸州、重庆和万县等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王右木秘密组成了四川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早年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的吴玉章，与杨闇公等人，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也于1924年1月在成都高师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到1925年，成都、重庆、泸州、宜宾、内江、彭县、綦江、南充、营山等地都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在此基础上，1926年春，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了以杨闇公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领导机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到同年10月，党员人数已增至168人，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全川革命形势如火如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在川东北和陕南一带，建立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四川人民还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红军长征，先后参加红军的四川儿女就达14．5万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有的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赵世炎、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吴玉章等。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四川还产生了如张澜等民主革命家和著名爱国人士。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和惨重牺牲。在国民党统治区，四川提供了抗战的主要人力资源，同时又是抗战财力的主要来源和物资的主要供应地。仅应征入伍的青壮年即达300多万人，出川抗敌的川军部队总计兵力达40多万人，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广德泗安战役、台儿庄战役、常德战役、长沙会战、豫中战役等大、小战役20多次。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和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先后为国捐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四川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大批优秀分子奔赴延安和敌后，参加了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和平民主，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浴血奋战。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后，在四川各族人民和各地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国民党军队在四川的顽抗，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于同年12月9日在彭县宣布起义，蒋介石于次日仓惶从成都逃往台湾。到1950年4月，盘踞西昌的胡宗南残部也被解放军歼灭，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统治被彻底摧毁。在此期间，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四川奉献出了宝贵的热血和生命。先后牺牲的著名革命烈士就有罗世文、车耀先、江竹筠、许建业、陈然、周均时、杨伯恺、王干青、于渊等人，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的功绩永垂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战斗历程，谱写了“天府之国”历史的新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涌现出如丁佑君、黄继光、邱少云等闻名全国的英雄和众多在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的代表人物，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在四川近现代政治舞台上，还出现过熊克武、戴季陶、张群、谢持等著名国民党人；在军阀混战中崛起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人物；曾琦等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以及在四川担任重要军政职务，对四川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客籍人物，如骆秉章、丁宝桢、锡良、周善培、赵尔丰等人。

从文化科教类人物来看，在四川近现代历史上也是才俊林立。被称为新学巨子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近代经学家廖平，鼓吹思想解放的反孔非儒斗士吴虞，继鲁迅之后的文化巨匠郭沫若，扬名海内外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善子、蒋兆和，中国近代科学的拓荒者任鸿隽，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著名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王光祈，有一代通材之称的生物学家周太玄，《资本论》第一卷中文本的最早翻译者、经济学家陈豹隐，数学大师何鲁，植物分类学泰斗方文培，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震撼全国的名记者范长江等，均为领一代风骚的人物。我们仅以传统中医学和川剧为例，四川亦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在中医方面，有近代“中西汇通医学派”的先驱者唐宗海，有被称为西南地区“火神派”医学首领的伤寒学家郑寿全，有“北京四大名医之冠”的萧龙友，“成都四大名医之冠”的沈绍九，“南冉北张”的冉雪峰，有驰名全国的中医大师蒲辅周、任应秋以及内科专家和中医教育家李斯炽、儿科专家王朴诚、骨伤科专家杜自明、眼科专家陈达夫、妇科专家卓雨农、经方和针灸学专家吴棹仙等人。在川剧方面，康子林、贾培之、萧楷成、张德成、刘成基、阳友鹤、陈书舫等，都是出类拔萃、遐迩闻名的一代戏剧大师。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还世居着彝、藏、土家、苗、羌、回、满等14个民族。各兄弟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保存着具有特色的民俗风情，他们同四川境内的汉族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对祖国的统一、繁荣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近现代历史上，四川各兄弟民族也产生了众多著名人物，其中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物；也有在民族地区产生一定影响的各族首领和上层人物以及在科教文化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其中全力支援红军，并当选为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建国后为和平解放西藏而献身的藏族高僧格达活佛，是其突出代表。

四川是道教的发祥地。而佛教在东汉时即已传入四川，峨眉山是全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同时流行在藏族地区的藏语系佛教(即喇嘛教)在四川有宁玛、格鲁等6个主要教派。伊斯兰教于唐末五代时期传入四川，全省回族大多信仰该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别于明末清初和清同治年间传入四川，鸦片战争后，由于大批传教士深入四川各地传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徒不断增加，教堂遍布全川。至1949年全省信教群众约100余万人，宗教职业人员近15万人。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近百余年来，四川也出现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宗教界人士。

近代以来，四川在经济发展上与东南沿海诸省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由于长期的闭塞状态，商品生产发展不足，资本集聚不易，近代商品市场形成甚晚、规模狭小，加以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排斥打击，因而四川近代工商业的形成在时间和发展规模上，都落后于沿海诸省。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抗战前，以轻工业为主的四川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商业贸易均有一定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东部大批工厂迁入四川，大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入川兴办工业，四川的工商业曾一度繁荣。抗战胜利后，工商资本迅即东移，四川工商业开始萎缩。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连年通货膨涨，大批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至解放前夕，四川的工商业已陷入衰败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四川的经济才得以恢复和迅猛发展。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四川一批著名的工商企业家也应运而生。其中有从事商业贸易兼营票号钱庄发财致富的巨商如李耀庭、刘继陶、杨文光、汤子敬等；有具一定经济实力的金融和工商业资本家如杨粲三、康心如、吴晋航、潘昌猷、刘象曦、黄锡滋、黄明安、温友松、苏汰馀、胡仲实、萧则可以及亦官亦商的刘航琛等；有清末民初西南地区最大的民间运输和民间通信商陈洪义；有四川近代蚕丝业的奠基人之一的陈开沚。由于四川是中国著名的井盐产区，其年产盐量居全国前列，因此在四川近现代井盐业方面，出现了王三畏堂、李四友堂、吴景让堂这类拥资数十万至百万的盐业资本集团以及众多新兴的盐业资本家。当然，在四川实业界中，最有影响和贡献的人物则是创办中国近现代最大的一家民营航业公司——“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卢作孚，毛泽东曾称赞他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不能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

综上所述，四川近现代人物，灿若群星。为使本志所收录的人物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代表性，我们在编纂工作中，采用传、录两种体裁，以卒年为序，尽可能把在1840年至1985年间去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收录进来。立传人物是在某一领域影响很大的突出代表人物，入录人物亦是影响较大，并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某些地位较高，声名颇著，但资料缺乏，或虽影响很大，但其主要活动在省外的客籍人物也多列入录中。经反复筛选，由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审定，本志共有人物传373篇，人物录654条。

本志采用记述文体，力求如实、客观记述人物生平、重要活动和事迹，客籍人物则着重记述在四川的活动和事迹。文字力求简明，文风力求严谨、朴实无华，不虚美，不隐恶，寓是非功过于史实中，寓褒贬于记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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