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笔架山下诗魂永驻
贺宝石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杜甫是这个诗国中最耀眼、璀璨的明星之一,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被誉为“诗圣”。
天才诗人的少年时期
从今日河南省巩义市老城区东行约8公里,便是站街镇南窑湾村,村前有条清澈的泗河,潺潺向北流入洛水。村中部有座三峰并峙、状似笔架的小山,山后有个圆形的低洼地,传说是砚台池。在笔架山前有一所古朴幽静的院落,在1000多年前的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正月初一,杜甫就出生在笔架山前的这所院落里。
成都杜甫草堂内的花径
杜甫的曾祖父叫杜依艺,唐朝初年任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县)县令时落籍于此;祖父杜审言,在武则天当政时曾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是当时一位著名诗人。其父杜闲,是一位名为兖州司马的六品小官。杜甫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欢乐,杜闲给孩子取名讳甫,表字“子美”,对孩子的未来寄托了十分美好的期望。
杜甫从小就颖慧聪明,故乡流传着许多他的神奇传说。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杜甫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他降生的那天夜里,笔架山上一道金光直冲云霄,把瑶池湾映照得五光十色,天空落花如雨。因此,杜甫的诞生之地一直被当地人视为神圣之地,乡人习惯称为“工部窑”。
据说杜甫3岁能认字,5岁能背诗。7岁时的一天,他与同村的孩子们在村前河滩玩要,突然看到从南天飞来一只凤凰翩翩落在河滩。杜甫跑上前看时,并不见凤凰,只见凤凰落处有一块五彩斑斓的鹅卵石,便弯腰拾在手中。同玩的孩子都吵着要看,小杜甫怕被抢去,就把鹅卵石放入口中,谁知那卵石异常光滑,竟“咕咚”一声被杜甫咽进肚里。孩子们慌了,急忙告诉杜甫的家里人,家里人赶紧请医、买药,想让杜甫把卵石吐出来。终于,小杜甫吐了,但不是卵石,而是五光十色的美丽诗句。据说,这就是他的咏凤凰诗。
在杜甫晚年回忆青少年时代的《壮游》诗中,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杜甫10余岁时,曾发生过一个神奇的“康水采文”故事,这个故事更有唐末冯贽撰写的《云仙杂记》为之呼应: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
国之梦:杜甫的青年时期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在大唐盛世的开元、天宝年间度过,这时的大唐社会稳定、物资丰富。加之,杜甫又成长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中,不仅学到扎实的传统文化,还游历名山大川、考察社会民生,并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岂不知到了天宝年间的大唐社会,艳俗浮华的表层下,已经酝酿着种种尖锐的社会危机。一是封建统治者野心扩张,穷兵黩武,连年发动开边战争;二是官僚贵族阶层穷奢极欲,享乐腐化;三是藩镇割据拥兵自重,勾心斗角;四是下层百姓苛税重赋,度日艰难。尽管杜甫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些危机的风险,并以诗歌作为武器去揭露和鞭挞这些弊端,无奈势单力薄,他的呼声并没引起大多数人的警觉。终于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1个月便攻陷洛阳,次年称帝,进入长安,使大唐帝国陷入一片战乱之中。
其时,杜甫在长安求官已近10年,穷困潦倒的生活几乎使他到了衣食难以为继的程度。刚刚得到一个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使一切失去次序,他甚至在安禄山攻下长安后落入叛军包围之中。后来,他听说新君唐肃宗又在武灵即位,就冒着生命危险连夜逃出叛军包围,到武灵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在这样困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杜甫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朝廷的忠诚,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他也决心忠于职守、匡扶君王,完成中兴大业。但诗人还是过于书生意气,后来为“疏救房琯”,他无意中被卷进朝中政治斗争漩涡,险些被送御史台推问,最终还是遭遇贬官。从此,杜甫彻底失望,把目光放到下层人民身上。
幽静的成都杜甫草堂
“安史之乱”让大唐社会满目疮痍,百姓更是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杜甫在贬官后加入流浪的人群,他亲眼目睹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腐败无能,也与普通百姓一起经历了血火蒸腾的苦难和颠沛流离的饥饿辛酸。他从陕西到河南,又从甘肃到四川,用一支饱蘸家国情怀的如椽之笔,以诗歌的形式感时伤世,记录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纷乱世相和严酷人生。杜甫一生留下的诗歌有1400余首:像《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均是他在“安史之乱”前,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写出的带有警示性、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更以忧国忧民的深思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哀江头》《悲陈陶》《洗兵马》《留花门》以及“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千古传唱的时代强音。在创作方法上,他继承发展了《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优秀传统,学习先贤,“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成为中国古典诗坛的集大成者,是他把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推向了前无古人的顶峰,被后人尊为“诗圣”,应是实至名归。千余年来,千家注杜,万人仰宗,评杜治杜研究杜诗之风未尝稍衰,其著作之浩潮、成果之丰硕,为任何一古诗人所不及。
家之思:杜甫晚年
在诗人旅居川蜀的最后几年,思念家乡、准备北归故里是他梦回萦绕的最大牵挂,但家乡并不平静,他眼前的现实仍然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他只能把无尽的思念,写在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秋风楚竹冷,夜雪巩梅春”这样的诗句里。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一代诗圣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由潭州发往岳州的湘江途中,伏枕疾书最后一首诗歌后,病死在舟中。43年后,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将其骨骸运回家乡巩义葬于北比岭巅。
巩义人以杜甫为豪,早在清乾隆年间,诗圣旧居就得以重修,并修建了诗圣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杜甫故居和“诗圣窑”得到及时的修葺和保护,并辟为文物旅游胜地,建成了“杜甫故里”纪念馆。巩义人爱唱的一首歌叫“我是杜甫故乡人”,巩义人唱着这首歌,开展“背杜诗,颂杜诗”活动;唱着这首歌,建设文明、富裕的新巩义。今日的巩义,因有杜甫故居而生光彩,因有诗圣故里而更加文明亮丽。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0年第5期“四川历史名人”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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