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唐朝时，古波罗国有来华朝贡使，回程时经过广州到南海神庙，登庙谒南海神，并将从古波罗国带来的两颗波罗树种子种在庙中，他因迷恋庙中秀丽的景致，流连忘返，因而误了返程的海船。其人于是望江悲泣，并举左手于额前作望海状，希望海船回来载他，后来立化在海边。人们认为朝贡使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即将其厚葬，并按他生前左手举额前望海舶归状，塑像祀于南海神庙中，并给他穿上中国的衣冠，封为达奚司空，宋高宗绍兴年间，还封达奚为助利候。由于他是波罗国来的人，又在庙中植下波罗树，还天天盼波罗国船回来载他返国，所以村民俗称此像为“番鬼望波罗”，神庙也因此被称为“波罗庙”了。明代憨山禅师有一首咏达奚司空诗，写得十分生动和贴切。

诗云：临流斫额思何穷，西去孤帆望眼空。屹立有心归故国，奋飞无翼御长风。忧悲钟鼓愁王膳，束缚衣冠苦汉容。慰尔不须怀旧上，皇天雨露自来同。

关于达奚司空的身份，历来亦有不少人考证。唐朝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已非常繁盛，不少外国人亦来华经商。以上关于波罗树、波罗庙以及达奚司空的传说，充分反映了唐宋以来的广州对外贸易繁荣、中外友好往来频繁的史实 。

怀圣寺光塔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伊斯兰教古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光塔路怀圣寺院西南隅，与寺并立。 怀圣寺光塔原名呼礼塔，波斯语音读作“邦克塔”，据说因“邦”与“光”在粤语中音近，遂误称为“光塔”。一说因塔呈圆筒形，耸立珠江边，古时每晚塔顶高竖导航明灯而得名。一说塔表圆形灰饰，望之如光洁银笔，故名。

寺内的礼拜殿前有龙眼树和凤眼果树各一，故又有“龙凤寺”之称。寺院坐北朝南，占地约3800平方米，主轴线上依次为：三道门、看月楼、礼拜殿和藏经阁。光塔则在寺的西南角。进头门后，过一天井，就到二门，二门是用汉文书的“怀圣寺”，三门上有匾“教崇西域”。

该塔建筑年代说法不一南宋岳珂在《木呈史》中记载有此塔。至于唐贞观时建塔的说法似不可信，因为那时伊斯兰教未传入中国。所以始建时间约为唐末或南宋初年。塔高36.6米，用砖石砌成，建筑平面为圆形，中为实柱体。有梯两条各自连通前后塔门，沿螺旋形梯及而上可登塔顶露天平台。在平台正中又有一段圆形小塔，塔顶原有金鸡一具，可随风旋转以测风向，明洪武和1669年（清康熙八年）两次为飓风所坠，后遂改为今状的葫芦形宝顶。

据《羊城古钞》载，古代“每岁五、六月，番人望海舶至，以鼓登顶呼号，以祈风信”。当时建塔的目的大约有四：（1）作为船舶的指示探照灯用。（2）指示风向用。（3）登塔顶召唤穆斯林做礼拜用。（4）显示伊斯兰教的威力，使人起敬。该塔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大的邦克楼之一，与新疆吐鲁番的苏公塔大小相仿佛。光塔形体独特，为我国塔林所罕见。虽屡经修建，但仍具阿拉伯伊斯兰的建筑风格。

华林寺位于广州市，始建于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年）。华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始祖菩提达摩中印文化交流地，广州佛教四大丛林之首。[1]

华林寺前身是“西来庵”，达摩遵从师父自训谕，西来弘化禅宗妙旨，并于梁武帝普通年间从海上到达广州城外的珠江北岸（今下九路），“结草为庵”，潜心苦修。顺治十二年（1655年）首建大雄宝殿，次建楼阁堂庞察室，改“西来庵”为“华林寺”。华林寺的面积有3万平方米，由五百罗汉堂、舍利塔、达摩堂等建筑群组成。五百罗汉堂内，除供奉三宝佛外，还陈列着神态各异的泥塑五百罗汉像，其中有一尊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木雕像。

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印度僧人达摩遵从师父自训谕，西来弘化禅宗妙旨，从海上到达广州城外的珠江北岸（今下九路），建西来庵潜心苦修并广传佛教。

西来庵建成后，历隋、唐、宋、元、明、清诸代多次修葺，并经多次改建为砖木结构，“传灯不绝”，长盛不衰。该庵始建1100多年后，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庵的住持宗符禅师募资扩建，增设了禅房、僧房、大雄宝殿，又开拓庭院，广植树木、引入流水，营造起一座颇具规模的佛教丛林，面积达3万平方米，并将西来庵改名为华林寺。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清真先贤古墓位于桂花岗，又称"回回坟"。相传唐代阿拉伯著名伊斯兰教传教士塞义德·艾比·宛葛斯广州归真后，安葬于此。

2013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真先贤古墓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兰圃西侧。元代以来，中国境内的穆斯林被称为“回回”，因而这里亦叫回回坟。明清中国学者称伊斯兰教义为“至清至真”，因而伊斯兰教又被称为“清真教”，其墓地理所当然地称之为清真先贤古墓了。清真先贤古墓是以赛义德·艾比·宛葛素为首的40多位阿拉伯著名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墓地。相传宛葛素于唐贞观初年到广州传教并建清真寺供侨民礼拜。他归真后，教徒为其营葬于此。墓建于贞观三年(629年)，至今已逾1300多年，是一座名正言顺的古墓。

广州市中心秦汉造船厂遗址

秦代“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中国丝绸的输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见证。[2] 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南越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

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75年秦代造船遗址开始发掘，清理出一段29米长的船台，1997年发现3600平方米的造船木料加工厂。那时发现南越国宫署直接压在工场之上，因保护宫署不再往下发掘。经过多次的勘查研究，结论为工厂是由3个长度超过一百米、走向东西、平行排列的木质造船台以及南侧的木料加工厂组成，可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两汉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经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还记载了与罗马帝国第一次的来往：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2]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

三国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在三国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也促使了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2]

据对文献考证，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

魏晋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隋唐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2]

航路：由广州或泉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韩国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寻根谒祖更传为佳话，唐林氏始祖渡海韩国繁衍至今120万人。

宋代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公元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祭海的场所，坐落在广州黄埔区庙头村，是中国古代东南西北四大海神庙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遗物，是古代皇帝祭祀海神的场所，也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的一处重要史迹。它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建筑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装饰精微，构思巧妙，散发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神韵。

南海神庙是中国古代对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遗址，建于隋开[1] 皇十四年（594年），至今已有1415年历史。它是我国古代海神庙中唯一遗存下来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建筑群，也是西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发源于广州的重要见证。

南海神庙由庙前码头、海不扬波牌坊、头门、仪门及东西复廊、中庭天阶、东西廊庑、拜亭、大殿、后宫及关帝庙组成。庙的西南侧有章丘冈，冈顶有浴日亭。南海神庙留下皇帝祭祀御碑很多，文化名人在庙活动也多，留下的诗碑、赋碣不少，被称为南方碑林。据史料记载，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和世界海上贸易往来中，中外海舶出入广州，第一站都要到南海神庙拜祭以祈求海神保佑出入平安，一帆风顺。可以说，南海神庙承载着世界海上丝路的千年繁盛。隋唐时期，由南海神庙起航的“广州通海夷道”长达1.4万公里，当年满载中国丝绸、陶瓷、茶叶和香料的浩浩船队从这里驶向西亚、东非，最远抵达欧洲，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至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驶达广州黄埔，从此开通中国至北美洲的航线。

头门

过了“海不扬波”巨大石牌坊，是头门的庭院，庭院东、西侧各有一对青石华表，一对石狮子，这显示出古庙的威严与不凡气度。

头门两边分立着千里眼和顺风耳，黑漆大门两边分画有唐初猛将秦琼与尉迟恭的门神彩绘像。这四位神日夜守护着神庙，其忠心耿耿可谓是千百年如一日。门上方是“南海神庙”的横匾。左右对联写道：“白浪起时浪花拍天山骨折呼吸雷风；黑云去后云芽拂渚海怀开吞吐星月。”原联由清代林子觉撰写，现联由广东省著名书法家卢有光于1991年重书。这副对联生动地绘述了南海神呼风唤雨、法力无边的神力。

头门东侧有韩愈碑亭，这是南海神庙保存最早的碑刻。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和元和十四年（819年），孔子的第38代世孙孔?来到广州祭扫南海神，并拨款修葺，扩建了庙宇，适逢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因《谏迎佛骨表》一事在元和十四年被贬往潮州时途经广州，孔、韩二人素来好友，且孔仰慕韩的文学才能，便请韩愈著文纪念修葺神庙之事。韩愈欣然写下了1000多字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韩愈碑高2.47米，宽为1.13米，韩愈撰文，陈谏书。韩愈碑刻对研究南海神庙的起源、发展、唐代祭海习俗及当时海上贸易往来，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头门西侧是北宋开宝碑亭。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潘仁美率军南下，灭了南汉国，平定了岭南地区。开宝六年（973年），北宋在广州设立南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并拨款修葺南海神庙，希望能保佑海上交通、交易顺利。开宝碑亭主要记述了这段时期的祭祖及史事。

仪门

南海神庙第二进叫仪门，即礼仪之门。中间的门只供高官贵族进出，其他官阶低或普通人只能走侧门。仪门门口还有一对石鼓，鼓脚用石头雕刻了鸟雀、梅花鹿、蜜蜂和猴子四种动物，其谐言是“爵禄封侯”之意，祈望来此拜祭南海神的人都能够升官发财。仪门上方是一刻有“圣德咸沾”的横匾。对联是“镇海神休永，司南庙貌崇”。从仪门庭院到第四进大殿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复廊，廊中陈列了自唐、宋、元、明、清各代碑刻共45块，除了头门韩愈碑、宋开宝碑外，庙内著名的碑还有明洪武碑，清康熙碑，等等。南海神庙的这些历代诗碑、石刻，对研究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神庙的历史渊源都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因此南海神庙又被誉称为“南方碑林”。

北宋绍圣初年（1094年），大文豪苏东坡被贬至岭南途中，在广州停留，慕名拜祭南海神。他登上浴日亭，惊叹这大海的壮阔，太阳的辉煌，天地的浩茫，庙宇的古朴，便感怀身世地写下了“南海浴日亭”一诗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题外话：其实我还查询了基督新教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的资料（至今还有马礼逊堂存在），不过提问者把时间设定在明清以前 ，那我只好把资料从明清以前查，的确因为战乱以及城市发展，广州留存的国外影响的遗迹不是很多，但是不多不等于没有，作为西风东渐的主要承接城市之一，粤人那种天生的开拓精神和商业基因早已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