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守大漠半个多世纪，把大半生心血都奉献给了敦煌石窟。她用单薄的肩膀，扛起保护人类文化瑰宝的重担。她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却被称作“敦煌的女儿”。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8月27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她是整个文物行业唯一代表。她就是樊锦诗。

樊锦诗，1963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半个多世纪，她致力于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调研的首站便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总书记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樊锦诗在现场向总书记介绍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发言。总书记考察结束时，已经临近晚上7点，55岁的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赵声良扶着81岁的樊锦诗送总书记上车，总书记看着他们说：“你们真是一代一代相传啊！”

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方面作出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16字“莫高精神”，已成为敦煌研究院七十五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成绩，要抓住机遇往前走。”谈起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感受时，樊锦诗这样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无怨无悔。”8月27日下午，在敦煌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樊锦诗接受《中国文物报》报道组采访时，并没有多谈自己的成就与荣誉，她谈的是总书记的嘱托，谈的是传承“敦煌精神”的使命担当。

坚守大漠无怨无悔

采访过程中，樊锦诗多次强调“敦煌研究院靠的就是这种精神，一定要把老一辈莫高人的精神传承下去。”

樊锦诗回忆说，2014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那一年，我也快退休了，想着要把前辈们怎么开创事业的精神总结一下”。那年9月，时任院长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首次凝练表述了“莫高精神”，其核心内涵就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

“谁都可以坚守，可我们是在茫茫大漠中，那种艰苦条件是你不能想象的；甘于奉献，我们这些人可都是‘自投罗网’，没人逼着你，都是自愿来到这里。”

在樊锦诗心目中，“莫高精神”就是以前两任敦煌“掌门人”常书鸿、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二代莫高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敦煌文化遗产终身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人生历程中孕育形成的。

1962年，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毕业实习去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的典型敦煌莫高窟看看是她的心愿。这年，也是经周恩来总理批示，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开始启动的年份。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向正在敦煌考察的北大教授宿白先生求援，樊锦诗就这样来到莫高窟实习。

“洞窟呢，进一个，又进一个，确实很震撼，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莫高窟的艺术让樊锦诗流连忘返，沉浸在古代艺术的海洋。然而，和令人震撼的艺术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恶劣的生活环境。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苦咸水、煤油灯、蜈蚣梯、土屋土炕，漫天风沙……这是敦煌送给樊锦诗的“见面礼”。

“我刚来时，就是急切地想看洞。洞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樊锦诗说，因为害怕，她每天都会在身上揣几个馒头，尽量不喝水，避免上厕所攀上爬下。

实习期间，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待到三个月，她就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再也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没想到，时间不到一年，她就回来了。

1963年毕业分配前夕，敦煌方面希望曾经去实习的同学能过去工作。“我们那时接受的教育，是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大学毕业生是青年中的极少数，是青年中最幸运的部分，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樊锦诗说。就这样，樊锦诗回到了莫高窟，这一待便再也没离开过。

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樊锦诗的满头青丝已成华发，她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守护着莫高窟，眼看着她一点一点获得重生新生。当年无人问津的大漠荒滩，如今成为了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最负盛名的历史见证地。

樊锦诗很喜欢讲常书鸿、段文杰那些老一辈人的故事。“我来的时候，研究所已经扩大到40 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第一任院长（所长）常书鸿先生，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仍然义无反顾；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因为看到张大千先生临摹的莫高窟壁画作品后，着了魔，来到了敦煌，一干就是六十多年。“他们就是敦煌的保护神。”樊锦诗说。

2004年8月16日，樊锦诗在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有一处矮矮的沙丘。沙丘之上，有22座墓碑，坐东朝西，与莫高窟九层楼相对。墓碑上镌刻着敦煌研究院已逝者的名字与生卒年，常书鸿、段文杰也长眠在这里。他们生前守护莫高窟，去世长眠地下，也永远地坚守在大漠，守护着莫高窟。

甘于奉献不忘初心

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的断崖上，莫高窟静静伫立了1650余年。16世纪中叶因嘉峪关封关，敦煌百姓东迁关内，莫高窟遂被遗弃，此后400年间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况。

为保护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的人类文化的瑰宝，樊锦诗始终坚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抛家离子，扎根大漠，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樊锦诗说，做出坚守敦煌这个选择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敦煌越久，越深入地接触它之后，就越发地感叹敦煌艺术真的博大无边、深不及底，仿佛有一种很强的磁力，牢牢地把人吸引住。

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对自己的家庭实在亏欠太多，她也感到无比庆幸，因为遇到了一个好丈夫。

樊锦诗与爱人彭金章是北大同班同学。毕业分配时，一个去了敦煌，一个去了武汉大学。毕业时，樊锦诗和彭金章约定，三年后，等她看完了莫高窟的雕像和壁画，就去武汉和他团聚。“我在敦煌越呆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而且我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1967年元月，樊锦诗借假期来到武汉，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宿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1968年11月，他们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樊锦诗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等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品，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然而，没等到孩子满月，彭金章就不得不返回武汉。三个月后，实在无计可施的樊锦诗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1973年，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只好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樊锦诗决定把孩子领回敦煌。可是，莫高窟离敦煌县城还有25公里，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无奈之下，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上海上学，但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一次。于是彭金章又把小儿子接到身边，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

1986年，彭金章“中年变法”，做出了人生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他已年近半百，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彭金章到敦煌研究院后，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有了突破性的发现，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樊锦诗不止一次表示，彭金章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不会坚持到现在。”

两人一起在敦煌工作了三十多年，彭金章总说，将来工作任务完成了，就跟着樊锦诗去上海休养。但他却食言了。2017年7月29日，81岁的彭金章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深爱的妻子。樊锦诗说，她现在觉得彭金章没有走，依然在自己身边。“他还在我身边，还在支持着我，看着我。”

彭金章在世时，樊锦诗和他经常互相开玩笑，一个说：谁像你这么“傻”？另一个说：那谁让你娶了一个“傻子”老婆？回忆至此，樊锦诗眼里会笑出泪光。这么多年，她奉献敦煌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她和爱人，一个是敦煌的女儿，一个是敦煌的女婿，这样的身份也永远不会变。

勇于担当肩挑重任

“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1977年樊锦诗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后来又成为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主管保护工作。1998年，将满60岁的樊锦诗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当时她还有半年就要退休了，没想到在院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

2004年10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85窟向《敦煌再发现》剧组人员讲解洞窟内容。

“保护是第一要义，作为保管机构的敦煌研究院，任何时候都把保护放在首位。”樊锦诗强调。

1986年，国家文物局决定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樊锦诗负责撰写莫高窟的申遗材料。“这给了我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初步懂得了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及意义、其保护管理的重要性及如何保护管理。更重要的是，这督促我开始经常对国内和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关注，也促使我开始对莫高窟的保护管理的钻研、思考和探索”。

担任院长伊始，樊锦诗就安排起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把世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等重要理念放进去。2002年12月甘肃省人大通过《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规定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应当纳入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敦煌市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将敦煌莫高窟保护范围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内必须保持石窟及其原有的环境风貌，不得新建永久性的建筑物、构筑物；对开放洞窟采取分区轮休制度或者限制游客数量等等。

1999年到2002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这涉及全面评估，洞窟有多少数量，还有环境，通通评估一遍，人文研究工作也要评估一遍，开放程度也要评估一遍，管理也评估一遍，然后定出总的目标和分项目标，定出措施。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世界级的遗产保护中心、世界级的开放接待中心”。

2005年10月，樊锦诗向美国盖蒂保护所专家介绍敦煌研究院的学术成果。

《保护条例》和《保护总体规划》为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科学规划和指南、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莫高窟时，认为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旅游管理方法，为有效地保护莫高窟树立了典范，希望各国都了解这个案例。

在文物科技保护方面，樊锦诗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敦煌研究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通过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使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开拓进取创新保护

“我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目的是什么？就是‘开拓进取’，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樊锦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世人都希望莫高窟能够永存，但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怎样让脆弱的壁画得到永生，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敦煌绝美的艺术？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实践中，樊锦诗认识到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樊锦诗喜欢关注科技。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出差看见电脑，了解到只要把图像变成数字存在计算机里，就可以永远保存。这给她带来启示，“我想到做数字档案。把数字档案复制到电脑里，可以带到北京看，可以带到纽约看，哪儿都行。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做出来？”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

在樊锦诗带领下，经过近30年的不断实践，敦煌研究院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目前已完成了敦煌石窟211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3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43身彩塑和2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先后上线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截至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万人次。

2009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指导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经过5年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2014年9月，在樊锦诗推动下，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

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可以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恍若置身于一个个异彩纷呈的洞窟之中，精美的塑像似乎触手可及，绚丽的壁画近在咫尺。再到莫高窟实体适度观赏洞窟，既减轻了洞窟的参观压力，也增强了观众的参观体验。

今天，“数字敦煌”已经走向现实，可谓成果斐然。这一切离不开樊锦诗的远见卓识和不懈探索。

同样具有远见的是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从上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一些文物保护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多年的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国际上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仪器设备，建成了一流的保护实验室，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业务骨干，学到了国外先进的保护科学技术和工艺。国际合作保护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达到新的高度，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成功典型。

考古学家本色不改

1963年樊锦诗毕业离校前，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专门把她叫到北大朗润园的住处，亲自为她冲了一杯咖啡，慈祥地说：“你去敦煌，要编写考古报告，编写考古报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必须得好好搞。”苏先生和蔼可亲而语重心长的教诲，樊锦诗至今言犹在耳。

2015年３月，樊锦诗正式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担任名誉院长。该歇歇了吧，“不行，是因为还有欠下的事要做。”这“欠下的事”，就是指《莫高窟考古报告》。当年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苏秉琦先生和宿白先生寄予厚望的就是樊锦诗能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可“文革”一来，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树都没有。“文革”之后，樊锦诗担任行政职务，日常事务占据了她大量时间。考古工作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团队，而当时研究所人员匮乏，根本不具备做石窟考古报告的条件。着手做这件事，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真正展开，已迟至21世纪了。2006年，樊锦诗带着第一份“报告”，到北京向恩师宿白先生汇报，宿先生摇头说：“这个活儿不行。”于是，推倒重来。

经过充分的磨合，樊锦诗与考古测绘专业人员、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反复试验，改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结合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和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方法进行测绘，终于使考古报告的所有测绘图和数据达到了准确要求。樊锦诗将此次测绘方法的改变，专门向宿白先生做了说明，得到了他的认可。2011年正式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

《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报告综合考古、美术、宗教、测绘、计算机、摄影、化学等人文和自然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编纂而成，为国内首次。在洞窟形制、内容和艺术特点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和计算机绘图等方法，解决了石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彩塑造型复杂的问题，得到了准确的测量数据，实现了石窟考古测绘的新突破，在我国考古学界处于领先地位；通过图像采集、处理、色彩还原等技术，表现了洞窟结构、彩塑和壁画原件、原塑和原绘及重修、重塑和重绘的细节、遗迹空间和时代关系及制作工艺等，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也为其他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该书也获得甘肃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中国社科研究最高奖吴玉章奖。

敦煌考古报告要编多少卷？樊锦诗答：100卷。她说，虽然不可能率队完成所有的工作了，但是希望再编几卷作为范例，后人接手，将会顺利得多。

作为考古学家，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她主编的26卷本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总结并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第一次以大型专题丛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敦煌石窟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

“‘莫高精神’在一代代放弃内地优越条件奔赴西北大漠的有志青年身上得以延续发展。”这让樊锦诗感到欣慰。现在，敦煌研究院在编职工中有博士28人、硕士75人、大学本科学历234人，在全国文物系统中名列前茅。这群年轻人像当年的樊锦诗一样，也许开始只是想看看，但慢慢爱上了，不走了。樊锦诗说：“好好培养，叫人家感觉有希望，‘莫高精神’才能传承下去”。

执笔：王歧丰 刘远富 王 征 李 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