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郡(280年-758年)，即徽州与严州大部，古称新安，后成为徽州、严州地区的代称。本郡位于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流域，所辖地域为今安徽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浙江建德市(寿昌)、淳安县(含原淳安县、遂安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改新安郡为歙州，徽州人也以新安自称，新安文化是钱江上游文化的代称。这个区域社会以宗族制度为社会基础，自觉地以朱子之学为指导思想，高度重视教育，极力培养族人读书，儒、贾、仕三结合，以科举仕途谋求高官为最高价值追求目标，用以扩大宗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这是徽州区域社会的精神理念，那些“父子尚书”、“一门八进士”、“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世代相传的佳话，就是对这一精神理念的诠释和宣扬。在这一精神理念支配下，徽商虽然执商界牛耳，称雄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创造了灿烂的徽商文化，并改变了商人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传统，形成了一些诸如“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的先进的商业文化观念，但始终未能形成一种最主流的思想，这和当时徽州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述徽州社会形态：“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名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聚，祭用公文《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言：‘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塚，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祁门康氏作为新安名门望族，植根于这种乡土文化氛围之中，当然会被打上深深的烙印。

《新安名族志》为明代嘉靖年间戴廷明、程尚宽所著，是研究新安六邑名门望族家族史的重要著作，它记载了这些家族的迁徙、繁衍发展情况。《新安名族志》是在元代陈栎《新安大族志》和明代郑佐《实录新安世家》基础上编纂的，它所使用的材料有的来自相关家族的家谱，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时至当代，由于家谱大量流失，很多家族已无法还原古代繁衍发展的原貌，因此，《新安名族志》对有幸被记入的家族来说，就弥足珍视。

《新安名族志》载：“康之先世居京兆，再迁会稽，唐有讳先者避乱居歙之篁墩，未几复迁浮梁化鹏乡，发京都之曲溪，其子曰新，始迁祁门武山乡尤昌里之康村。四世曰守荣，兄弟迁板石之笙竹屋。至五世曰坦，迁孝上乡儒教里之双溪，今又迁本里之白桃。宋有曰泽民，大观三年武举进士，历官京城守御统制；曰霆，靖康元年武举进士，为东流县尉，死于平贼，得礼葬，官其侄；曰卓，为楚州监税；曰人傑，乾道恩科，官至钧州知録；曰人鉴，淳熙甲辰特奏名，仕至修职郎；曰侔，绍兴丁巳请文解，仕至庆远军节度推官；曰俟，癸酉请文解，官至弋阳县丞，迁婺州比较；曰景傑，绍兴庚辰进士，官至荆南府察推；曰铨，嘉定丁丑进士；曰润，任主簿，饶州指使；曰师尹，为澧阳县簿；曰必厚，饶州请文解，授茶陵县簿；曰英，登进士第；曰应雷，为海门县簿。元有曰桂，太学贡士；曰南龙，任饶州府教授；曰宁，至元间任祁门县令；曰海，由贡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以直谏谪死；曰诚，为灌阳县丞；曰友兰，以子贵，赠承德郎、户部主事；曰廷森，由明经授吉水县簿。曰华，永乐辛卯乡荐，任洛阳、兴济、大宁三县教谕；曰汝芳，正统丙辰进士，官至辰州知府，有政声，今岁祭于辰州名宦祠及乡贤祠；曰怀，永乐甲午乡荐，任铅山、宜阳二县教谕；曰永韶，景泰庚午乡荐，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礼部右侍郎；曰宁，景泰癸酉顺天乡荐，任顺天府知事；曰大韶，贡授曹州判官；曰闻韶，成化丙午乡荐，官至国子监学録；曰泰宁，贡授思明府知事；曰墀，天顺壬午乡荐；曰弼，贡授河间县训导；曰衢，贡入太学；曰佑，弘治乙卯乡荐，任光化县令；曰载，嘉靖戊子乡荐文魁，任黄岩县令，有政绩，见《东洋新路》及《修浮桥碑记》，再任竹山县令，有《去思碑记》；曰章，为浙江监运司大使。”

对祁门康氏的迁徙情况，清咸丰同治年间祁门康氏族人康长桂手录《京兆郡康氏谱》记载更加详尽，其谱曰：“先公由会稽于篁墩，由篁墩于浮北，浮北连递祁界，所以尽知祁之风化仁淳古朴，男女勤事，未远三代民情。先公虽迁徙禄之浮，其志已存祁昌，故道嘱于其子新公。惟我新公，允诚父志，循因徙居于祁，以全子道，可谓孝思不匮者矣。盖我祁邑当奉先公为始祖。虽新公始居于祁，其志已矢自先公。故如是也，则今称始祖先公，二世祖新公，自此以下世系序次始是由来者矣。”徙居地的选择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古朴淳厚的民风。

一个家族的成长，不是勃发的，要经历一个长期积累的的过程。人口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发展理念的明确和定位，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康长桂手抄《京兆郡康氏谱》看，祁门康氏自始迁祖至清中后期，共繁衍33代，人丁兴旺，人口繁多。一个强大的家族，必须有足够人口基数做基础。人口增加的过程，就是祁门康氏由外来小姓到名门望族的转变过程。康氏大家庭中的一些名门望族，如江西泰和康氏家族、湖南南八公家族、山东费县临沂为代北的以东平为郡望的康氏、陕西武功康海家族、河南巩县康百万家族、山西兴县康基渊康基田家族，都经历了长期积累的过程。如陕西武功康氏，本祖居河南固始，武功康氏开基祖讳政，祖籍河南固始，亦农亦商。康政为固始康氏七世祖，生逢宋末，世道乱离，乃携家徙居陕西乾州府武功县，落籍长宁镇浒西村，是为武功康氏。康政善货殖，累资钜万，富冠关中，且慷慨仗义，时称长者。家称富有后，乃聚书延儒，教授子孙，俾家族走向亦商亦读之路，这就是家族发展的一种新的定位。迁居武功后，直到明初，发展到第五代时，家族中才有人开始步入官场。从《新安名族志》的记载看，祁门康氏第一个进入官场的是康泽民，时间是大观三年。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大观三年是1109年，不计居京兆，居会稽，只从祁门康氏开基祖康先唐代避乱迁歙起，到宋徽宗大观年间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时间更加漫长。

对祁门康氏由一个外来小姓质变为徽州名族，族人康长桂在《京兆郡康氏谱》序中所说：“赖祖宗功德之荫庇，启佑后人昌蕃瓜瓞，人文蔚华，盖彬彬乎一大望族也。”这种说法太笼统了，对祁门康氏的崛起之路，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笔者认为，祁门康氏的崛起，首先是家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严格周密的管理机制。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们也是慢慢掌握的。前些年，研究会曾多次试图寻找祁门康氏家谱，通过很多途径都没有找到，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小困难，但像祁门康氏这样有辉煌历史的家族，又是研究会有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的。所幸的是上世纪徽州文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观照祁门康氏家族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流的窗口，因为祁门康氏文书是徽州文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徽州社会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徽州的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个大家族的管理，因为大家族往往掌握当地的话语权，其家族行为有很大的师范效应，社会是否有序，是否稳定，与大家族治理的好坏有直接关系。祁门康氏文书是来自家族内部的的原始资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祁门康氏的家族经营状况。从内容上看，祁门康氏文书存量最大的是买卖、典当、租赁文书，另外还有地契、山契、房契，各种收据、合同、官府批文，各种登记簿册、经营执照、账簿，安葬先祖合同、祭祀祠会簿册、婚丧礼账、分家文书、奖学合同，伏罪甘罚文约和甘结等，若对其进行大的分类，祁门康氏文书主要有议约合同文书和禁约合同文书，包含有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文书、官府文书、教育与科举文书、会社文书、社会关系文书。这些文书显示了祁门康氏严格、严密的家族管理，一个成功的家族，必须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家族。从祁门康氏文书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观照祁门康氏家族内部的调控和约束机制，与家族外部的交往规则，这些东西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它对我们现在如何管理好家庭，如何约束好家人，如何处理外部关系，遵守社会公德，遵守乡规乡约，遵守国家法制，促进社会和谐，应该都有启示。

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对祁门康氏的发展定位不是很清楚，但研究发现，也有一些线索可寻。从《新安名族志》的记载可以看出，祁门康氏由于亲经乱离，出于自保，一开始走的是亦文亦武之路。祁门康氏最早两个取得功名、进入官场的康泽民、康霆，都是武举进士。此后在官场中也有不少人担任武职，但级别都较低。从康人傑、康人鉴以后，祁门康氏逐渐以儒术起家，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出现这种选择，既有家族的原因，也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因为宋太祖是因陈桥驿兵变取得天下的，宋朝朝廷认为骄兵悍将对国家政权有巨大的威胁，因此对武官一直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各级政府都是文官政府，由儒术起家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才能更好掌握权柄，才有更广阔的前途。但这种转变只是相对的。如宋代，除康霆、康泽民外，康舜民由武功任承节郎，康继英官职最显，任右卫大将军、彰信军节度使。自北宋、南宋之交以后，战火蔓延，经久不息，国家、家族都需要有武力自保的能力。至元代，朝廷是从马上得天下，科举中断，祁门康氏这种入仕定位就逐渐模糊了。我们先看看祁门康氏的十三位进士（其中含明经、特奏名进士）：

从北宋太宗始，到南宋宁宗时，共出现八位进士，他们分别是：康霆、康戬、康英、康景桀、康人鉴、康泽民、康人傑、康铨。他们都是在各种史籍中有确凿记载的。

康 霆见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祁门知县周溶主修《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

康霆，安徽祁门人，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武进士。《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谓其有忠义传。

康景傑见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祁门知县周溶主修《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

康景桀，安徽祁门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丁丑王十朋榜进士，官承事郎。

康 英见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

康英，宋代安徽祁门人，《新安名族志·康》只记载“曰英，登进士第”，余事不详。

康人鉴见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祁门知县周溶主修《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

康人鉴 ，安徽祁门人，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5年）甲辰卫泾榜进士，特奏名。

康泽民 见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安徽祁门知县周溶主编《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

大观三年武举进士，历官京城守御统制。

康人傑 见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

康人傑，宋代安徽祁门人，宋孝宗乾道（1165年—1173年）年间恩科，官至钧州知录。

康 铨 见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祁门知县周溶主修《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

康铨，安徽祁门人，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丁丑吴潜榜进士，特奏名，曾任县主簿。

上面提到的康戬不见于《新安名族志·康》，但祁门知县周容主修《同治祁门县志·选举志》记载，康戬，宋代安徽祁门人，宋太宗雍熙年间进士，历任光州知州、转运使、广东布政使。其事迹片段亦见《宋史·寇准传》，传中记载康戬曾官广东布政使时，是一个敢仗义执言、不畏权贵之人。《寇准传》载：“广东转运使康戬亦言：‘吕端、张洎、李昌龄皆准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准，而昌龄畏忄耎，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太宗怒，准适祀太庙摄事，召责端等。端曰：‘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及准入对，帝语及冯拯事，自辩。帝曰：‘若廷辩，失执政体。’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帝益不悦，因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罢准知邓州。”这段话意思是：广东转运使康戬也上奏说：“吕端、张洎、张昌龄都是寇准所引荐的，吕端对寇准有恩，张洎能曲意奉承他，而张昌龄敬畏他又软弱，不敢与他抗争，所以寇准能任凭自己的意志，扰乱法纪。”宋太宗发怒，寇准正好主持太庙祭祀事宜去了，便召见吕端等人责问。吕端说：“寇准性刚自任，我们这些人不想多争，担心有伤国体。”于是再拜请罪。到寇准入见回答皇帝，皇帝说起冯拯的事，寇准为自己申辩。皇帝说：“如果在殿廷辩论，有失执政大臣的体面。”寇准还是争辩不止，又拿中书省的官员名册在皇帝面前论是非对错，皇帝更不高兴，因而叹息说：“鼠雀尚且懂人意，何况人呢？”于是罢其宰相职，任命寇准为邓州知州。一个布政使敢弹奏宰相，其胆识和见解确实是非常人所及。

宋代还有一位名康戬的，是高丽信州永宁人，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其事迹见《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传》二百四十六《外国》三《高丽传》，历官大理评事、湘乡知县、著作左郎、知江阴军、太常博士、广南西路转运使、工部郎中，登科时和经历与祁门康戬完全不同，显然不是不是同一个人。

元代，祁门康氏有两位进士，其中康廷森是由明经登第。

康南龙见黄山书社2007年版明戴廷相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安徽祁门知县周溶主修《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进士补遗》

康南龙，字尧章，元代安徽祁门人，居大北港口，元世祖至元壬辰（1292年）陈亮榜进士，任饶州府教授。在《新安名族志·康》一书中，只有“任饶州府教授”记载。

康廷森 见黄山书社2007年版明戴廷相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

康廷森，元代安徽祁门人，由明经授吉水县主簿。

明代祁门康氏有三位进士。

康汝芳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朱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周溶《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

康汝芳，字仲实，习《春秋》，居十五都曲坞，宣德十年（1435年）中举，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丙辰科周旋科三甲35名进士。授兵部武选司主事，寻改工部，治水河南，事竣，改户部。出为辰州知府，巡抚刘广衡特荐之，有政声。后告归家居，足迹不如官府者二十余年。卒，岁祀于辰州名宦祠及乡贤祠。初，同舍生诈取汝芳钞八百缗，后生坐事被逮至京，时汝芳已贵，遇之如故，人以是称长者。

康 墀 见安徽祁门知县周溶主编《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黄山书社2007年12月版明戴廷明程尚宽撰《新安名族志·康》

康墀，安徽祁门人，居十五都礼屋，习《春秋》，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彭教榜进士，官礼部郎中。《新安名族志·康》中只有“天顺壬午乡荐的记载。”

康森见祁门知县周溶主编《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十二《选举志》

康森，安徽祁门人，字茂林，明成化年间以明经任吉水县主簿。

这十三位进士中，除北宋末的康霆、康泽民外，其它十人都是以经学登第的。

从上引资料中还可以看出，《新安名族志·康》在记载康氏进士时，确实存在错收、漏收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可以理解。《新安名族志》共收77姓，这样多的姓氏，资料的收集是个庞大工程，出现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但从以上能收集到的的各种记载可以看出，宋、元、明三代，祁门康氏共出现了13位进士。有这么多进士支撑门户，家族足可以媲美出过状元的武功康海家族、泰和左辅右弼家族、东平康晔家族、兴县康基田、康基渊家族这些故家钜族。众多的进士和其他名人，在家族中都是效法的楷模，它激励更多的家族子弟激流勇进，通过自己的成功，既荣耀父母，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祁门康氏家族内部，崇拜族中名人、先贤，发挥他们的师范引领作用，一直是家族最重视的，子孙后代也对他们崇拜不已，这对优秀人才培养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祁门康氏内部，各房系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某一房系只要出现一位先贤名人，家族就会以他为中心聚集起来，他逝世以后，也会被立祠纪念，岁时祭祀，不断发挥他的引领作用，如明代康衢、康汝芳。康衢，号静斋，明代天顺年间太学贡士，成化年间任顺天府通判。康衢生活在明代中后期，其秩（秩：《韵会》：“从禾，失声，再生稻。”引申出后人、后代）下四门把他视为他们这一脉的支祖，对其坟山、祠宇严密保护，不容任何人侵犯。祁门康氏文书中有嘉靖二十八年“立清白合同文约康静斋祠同宗祠”合同文约一份，因康静斋祠与同宗祠之间因“墓山相连不辨，不知字号各别，以致争论”，四房将“静斋祠及祖簿呈验央中”，最后“凭中劝谕”，将纠纷解决，订立合同，各收一纸，约定“各宜永远遵守，毋得生端异议。”祁门康氏文书中还有一份文书与康衢有关，即同治十三年“立束心合同文约”，由四大房经手。“缘先祖静斋公坟墓自故明扦葬于七保土名程端坞，历世以来秩下子孙清明标挂祭祀不替。今有强仆陈文青佛子咸青等克狠无知，以先年役仆横塚一穴横占主山，妄在程端坞开拕锄种，觅究不倸，反为上邑控案。秩下子孙义与不共戴天，势不两立。无如长于官府讼才者亦少，合祠商议，重讬下三门宗族康水心宗长老先生出身办事，敷治讼费事用备银二百余两，今立束心合同，上保祖静斋公坟墓，不肯破坏祠产祖业，公议斗出费用，每丁出洋三元。”合同规定，“执匿钱文不出者，亦非静斋公子孙，立即逐出祠外，永远不得入祠。出身之人亦不得徇私肥己。”从静斋公在世的明中后期到同治年间，历时三百余年，静斋公还被族人如此推重，足见先贤明宦对族人的引领作用有多么重要。康汝芳对族人子弟影响同样很大，他本人高中进士，又志行高洁，入名宦祠与乡贤祠。子永韶、闻韶，孙康载，皆成功名。永韶，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礼部右侍郎，入《宦绩传》。闻韶历官国子监学政，兴顺天乡试。康载，嘉靖乡荐文魁，任黄岩县令，有政绩；再任竹山县令，有《去思碑》。祁门康氏这种传统，对康氏大家庭中的其他家族，足有可效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