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历史名人馆内的张森楷雕像

张森楷（1858-1928年），字元翰，号式卿，晚年号端叟，清末民初合州（今重庆合川）人。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后转入锦江书院就读，弃经攻史，撰成《通史人表》269卷。另撰《读史质疑》300多卷，后几经修订，成为当时史学巨著《二十四史校勘记》。1913年，合州改为合川后，张森楷主持编修《合川县志》。1924年撰写成《四川通志》中的《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职官沿革表》。1925年，成都大学成立，受聘任国史教授。1928年5月重订《史记新校注》133卷。同年6月病逝。

改革教育 潜心治史

张森楷出身于普通农家，5岁入私塾学习。他才思敏捷，在乡里有“神童”之称。同治九年（1870年），12岁的张森楷到重庆应童子试，在街市上偶然购得《史记菁华录》及《日知录》残本，他对史学的兴趣由此萌发，继而走上了治史之路。张之洞任四川提学使时，对张森楷青睐有加，录取他为州学生。光绪三年（1877年），张森楷考中秀才，进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光绪五年（1879年）转至锦江书院深造，并担任院都讲，同时开始著述《通史人表》《历代舆地沿革表》《二十四史校勘记》。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森楷结束求学生涯，回到故里，出任振东乡校（今合川双凤镇云峰小学）主讲。张森楷遍访合川农村家庭，深切了解农村教育情况，制定了“因需设教，因材施教”的办学原则，为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童编写《同声字谱》10卷、《选韵无双谱》16卷、《声律典丽》4卷，使学童从识字启蒙到写文章作诗词都有教材。多年的乡村教育经历，丰富了张森楷的教育经验。他还提出改革国内教育的一些初步设想，如兴办学堂应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变单一的文科为文理兼容的综合学校等，可见其教育理念先进开明。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森楷受黎庶昌之邀，入幕川东道署。黎庶昌非常欣赏张森楷的治史才能，赞赏其著作《二十四史校勘记》：“经阮氏校勘，备列众证，经文益明。乾隆敕刻全史，卷各附考证，若为阮氏先生，夷考其实，不无逊色。子之质疑，实较过之。”黎庶昌之言，令张森楷信心倍增，此后他便潜心于治史。

实业救国 经世济民

张森楷身处国家的多事之秋，十分关注国计民生，认为学者不仅要追求自身进步，更要兼济天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现实，让张森楷益发坚定了走实业救国道路的决心。

经过多方研究和实地考察，张森楷认为以合州而言，发展蚕桑业最为合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森楷与同乡曾雨珊等人一同筹建了“四川蚕桑公社”，随即到江南的蚕桑产地考察，购回优质桑苗、蚕种，在川内推广种桑养蚕的方法，倡导乡里利用四川特有的自然环境试办蚕桑产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森楷开办“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以培养下一代更精进的养蚕制丝人才。学校除专业课程外，还开设文史类课程，由张森楷亲自授课。经过不懈努力，四川蚕桑和制丝产业发展如火如荼，时称“桑社如笋，桑株如荠，丝厂如林，岁进千余万”。

宣统元年（1909年），张森楷因受诬告，被收监审查。虽然后来无罪释放，但蚕社所有财产和治理权全部归入合川公家。之后，张森楷放弃经营实业，埋头于浩瀚史书中，以著书终老。

一生耕耘 硕果累累

张森楷校勘古史所撰书籍甚多，其中《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新校注》和《通史人表》堪称国史研究与校勘学之典范。张森楷“校勘记以文字音读训诂为要点，虽片言只字，小有异同，无论有无关系，均必切实审订，一不疏略。其事实典制等，则非有乖舛应加辩证，不辄妄为敷陈”，并参阅国内外大量存世版本，引用古今史料典籍达两百多种，以确凿、翔实的论证，对《二十四史》一一加以校勘和点评。在编订《二十四史校勘记》的同时，张森楷又将其中的《史记》部分加入训释，编成《史记新校注》 133卷。两部著作“既荟萃众本，又详加校勘，订正讹误，爬梳甚精，比较异同，折衷至当”，考证缜密，编排有序，具有极强的可信度和实用性。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对此评价：“《校勘记》则全史功臣，一经播布，即为史学家所不能废。”

《合川县志》是张森楷又一部得意之作。民国六年（1917年），张森楷应合川县知事郑贤书之请，主修《合川县志》。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张森楷毅然辞去一切职务，仅靠薄田数亩养家糊口，历时5年，完成了一部上起伏羲、下至民国，共83卷约233万字的新修《合川县志》，这是全国历史上体例最完备、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县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举了康熙以来新修地方志中的佳作，而成于民国者仅两部，其中之一就是《合川县志》。

张森楷青年时就立志以治史为业，一生孜孜不辍，爬梳剔抉，不论担任官职还是在校任教，总是书稿随身，每日伏案著述，从未间断。他曾亲笔题写一副对联“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廿四史内当比何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鞭策自己。其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治史作风和治学精神，堪为后世学者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