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答，聊备哀思。

魏晋领域，有“四大名旦”一说。此说中的具体人物，见仁见智，但不出唐、周、王、何、韩、田几位。这几位学者，亦可以说是所在院校的旗帜。提起北大的魏晋研究，周、田并列，提起北师的魏晋研究，何则独擅。而祝之于北大，同黎之于北师，处于副手的角色（如果研究有正负手之分的话）。这是祝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

同田余庆私淑翦伯赞一样，祝先生亦可以说是私淑周一良。其实不仅这两位，整个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这批学者的师承整体上都很模糊，清晰的反而是例外。造成这一模糊现象的原因则与建国之后破除师徒制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其影响不仅在史学界，相声界、戏曲界等等都如此。

田与祝的魏晋研究，用祝先生自己的话说是“纯属偶然”。其实并非偶然，因为很多人选择研究领域和职位调动都与当时的革命建设和组织需要相关。这一相关并非仅仅是硬性的安排，同时也包含着个人的主动。具体到祝先生，则是1954年调入北大，1972年从北大法律系调入历史系。

如果要追问祝先生学术研究的自主性，用他自己的话，则是“直到50岁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的角色”。祝先生生于1930年，50岁时是1980年。那年他在北大学报上发表《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然而，这也仅仅是进入角色的开始，在我看来，他的学术倾向还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史到制度史的转变。而制度史研究才是其学问成熟的体现。《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在1990年出版时，他已经60岁了。

据周一良先生的回忆，改开以后他曾与田、祝商议，三人建立一个松散的魏晋史研究联盟。这一联盟的特色是什么？或者说其奠定北大魏晋史研究的风格是什么？亦可说其与其他院校魏晋史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可以从时段上概括为由魏晋经秦汉上溯到先秦，可以从领域上概括为政治史与制度史结合把握时代，可以从史料上概括为对基本史籍的精读，可以从风格上概括为追求宏观与微观合一。这些都很好的被继承。但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一点，即论著的精简倾向。这一点在田先生的身上有可以看到。在祝先生的身上也可以看到。祝先生的著作，满打满算，一本专著，一本论文集。

这固然与祝先生或者与那一代人的特殊际遇相关，但作为向传统史学尚简特色回归的努力，更值得敬佩。至于祝先生在制度史领域研究的得失，我已在如何评价阎步克的学术水平？的答案中略作分析，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