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霸王别姬》是一部时间跨度非常大的电影，从1924年说到1977年，而且里面的细节和隐喻特别多，属于中国电影的珠穆朗玛峰。

我前几天又看了一遍，还是觉得意犹未尽，那么就借《霸王别姬》这部电影，聊聊横跨53年的中国革命史。

首先要声明一下，文章只是借《霸王别姬》的人物和时间线，不是要解读电影，更不存在解构和臆想。

文章写的是电影，其实说的是历史。

电影开场是1924年。

那年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幽禁总统曹锟并且把溥仪赶出故宫，导致吴佩孚在前线作战不利，直系成功下线。

北洋政府内战多年，不仅没有让中国富强起来，还再次刷新了落后贫困的底线，关键是北洋政府根本没有纲领，不管袁世凯、段祺瑞或者冯国璋，都不知道中国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后的中国该向何处去。

大家就产生一个共识：“北洋政府没有希望。”

既然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小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勉强活一天算一天就行了。

所以当时中国就是一片混沌状态，所有人都是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玩就玩，至于国家未来和个人命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时候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中国该向何处去。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国家就没有未来，不过北洋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南方的孙中山有办法。

那时的孙中山已经牵手苏联，制定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黄埔军校也开办起来，雄心勃勃的准备改变中国。

这也是孙中山历史地位的来源。

毕竟当所有人看不清前路的时候，但凡有人能指出一条方向，就比其他人强一大截，其他人也没得选，只能走出去试试。

所以冯玉祥、张作霖和段祺瑞得到北京政权以后，不得不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只是不久后孙中山便病逝北京。

随后就是国共联手北伐，蒋介石在1927年政变清党，把孙中山留下的三大政策抛之脑后，和地主、买办、列强站在一起。

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北洋政府的替代品，根本没有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一切照旧的结果就是社会剧烈分层——下层苟活求生，上层坐地分赃。

电影开场，妓女艳红抱着小豆子穿街过巷，遭到地痞闲汉的咸猪手，基本就是底层人民的处境——男的不知廉耻，女的只想活着。

为了活下去，艳红把小豆子送到喜福成，想让小豆子学一门手艺，将来能养活自己，艳红甚至对关班主说：“只要收下他，您想怎么着都成。”

其实就是做妓女也好、唱戏也罢，只要能活下去怎么着都成。

而上层和下层是脱节的。

代表清朝旧贵族的张公公，有一把特别珍贵的宝剑，让少年时的小豆子和小石头艳羡不已。

等到小豆子化名程蝶衣成名以后，却意外发现，宝剑在国府新贵袁四爷的府邸，张公公的府邸已经成棺材铺了。

宝剑的意义就是——财富流转和新旧交替。

既然袁四爷能得到张公公的宝剑，那么房产、土地、存款、权力和社会地位，是不是都能顺手夺过来？

还有其他站队国民党的人物，上到蒋介石和四大家族，下到有枪杆和职位的兵痞土匪，是不是都能抢一波？

但这种打砸抢只是新旧贵族交替，肥了个人，对国家没有任何意义。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平，依然是不懂规矩的兵痞，用手电筒在程蝶衣脸上乱晃。

这时候你就知道，国民党没有任何进步。

他们连军队都管不住，怎么可能把国家管理的井井有条。

他们连自己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又何谈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国民党和北洋政府，基本上是一对孪生兄弟，要不是旗帜和称呼不一样，你都傻傻分不清楚谁是谁。

二、

电影里有一段很魔幻的剧情。

小豆子和小石头到张公公府邸唱堂会，张公公看上了扮演虞姬的小豆子，让仆人把他背到卧室，准备童。

张公公问他：“现在是哪年哪月？”

小豆子说：“民国21年。”

张公公勃然大怒，劈头盖脸的骂小豆子：“今年是大清宣统24年。”

民国21年和宣统24年，其实都是1932年。

张公公伺候过慈禧太后，属于根正苗红的大清遗老，他有十足的理由怀念大清。

但问题是大清已经灭亡21年了，张公公依然活在大清的世界里，让人总感觉哪里不对。

你要是觉得，张公公是既得利益者，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来看另一个人物。

小豆子和小石头学艺的时候，喜福成有一个老师傅，戴着眼镜到处打人，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老师傅的脑后拖着一根辫子。

有辫子说明是遗老。

可老师傅并不是大清的既得利益者，他能怀念清朝什么呢？归根到底，要么是剪辫子，要么是不认可民国。

一个上层的老太监，一个下层的老师傅，在大清灭亡后依然拖着辫子，只能再次说明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

辛亥革命只是把爱新觉罗氏拉下皇位，袁世凯和蒋介石轮流坐了上去，其他的都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改朝换代又留下另一个问题：

人民该向何处去？

既然皇帝是不对的，那么把皇帝拉下马之后，以前效忠皇帝的人民，顿时失去效忠的对象，而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又找不到让人民效忠的理由。

于是，人民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做什么。有的沿着大清继续往下走，有的浑浑噩噩混吃等死，有的浑水摸鱼大发横财。

一切都是人民没有组织和引导的混乱无序。

七七事变前的学生游行，把这种混乱无序描绘的极为深刻，简直是电影照进现实。

段小楼和程蝶衣在照相馆拍照，下楼后遇到示威游行的学生，学生领袖怒斥：“都什么时候，俩人还在唱戏，典型的商女不知亡国恨。”

看上去凶猛霸气，战斗力爆表。

戏院老板那坤出来引导情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老祖宗说的没错，对吧。”

结果学生们马上转变方向，也跟着那坤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说明什么问题？

学生们只知道要爱国要抗日，但根本没有明确的方法，更不知道自己该向哪个方向努力。

这就是典型的人民不知该向何处去。

我们都说人民力量是伟大的，但其实人民只有模糊的是非概念，却没有鲜明的观点，更没有详细的解决问题方案。

人民需要一股力量组织起来，明确告诉他们做什么，才能做出翻天覆地的事业。

当这股力量缺失的时候，人民就是乱窜的无头苍蝇，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民国历代政府，恰恰没有这样的力量。

三、

国家不知向何处去，人民不知向何处去，其实是硬币的正反两面，缺了一面就不会有另一面，当其中一面有明确答案以后，另一面也会随之跟上。

而国家和人民都处于失序状态的时候，便会忘记另一项革命的重要任务：

清算旧势力。

比如那坤到喜福成定戏的时候，跟关班主说：“砸了我的脸面没什么，但您这样的能给囚起来。”

那给张公公定戏，能囚禁关班主的也是张公公。

大清都灭亡多少年了，慈禧太后身边的张公公，照样能动用私刑，囚禁老百姓如家常便饭。

而且张公公看戏还摆排场，右边一个保镖左边一个奴仆，身后是捶肩的女婢，自己穿着明黄马褂坐在中间，不知道的还以为慈禧太后复生了。

你能想象5、6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大员还坐在主席台，他们的狗腿子还在欺负老百姓？

显然不可能，作为前朝旧势力，他们早就被清算的干干净净，能留一条命就不错了，还说什么欺负老百姓，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这种事就在民国发生了。

事实上，不管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大员，都是大清旧势力直接延续下来的，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一个阶层的人。

政权交替只是内部洗牌，袁四爷取代张公公只是财富流转，根本没有解决国家向何处去和人民向何处去的问题，所谓革命只是一场笑话。

那为什么一定要清算旧势力呢？

好好过日子不行嘛，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一点都没有文明国家的样子。

其实也很简单。

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久了，总会产生很多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占用很多资源，成为吸血的怪兽，最终导致国家资源不够分配，贫富日益分化。

直到有一天，国家养不起既得利益者，也养不起老百姓，便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

想让国家存在的久一点，肯定要定期清算既得利益者，只有如此才能重新分配蛋糕，让贫富差距不那么大。

再简单点说。

大家用电脑的时间长了，都会产生数量庞大的垃圾，它们会逐渐拖慢电脑的运行速度，直到连软件都打不开为止。

只有定时清理垃圾，才能保证电脑运行的速度和效率。

所以你会发现，凡是以战争得江山的国家，总是生存的久一点。凡是继承前朝的西晋、北宋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王朝。

因为旧势力都在战争中被清算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民国竟然没有做。

大清的旧势力完整过渡到北洋，大清和北洋的旧势力又活到国民党时代，三种势力像脂肪似的一层层叠加，让民国像一个走路喘气的老人。

民国就是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烂摊子，最后虎踞台湾没有任何意外。

四、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京，中国江山变了颜色。

那坤经营几十年的戏院交给国家管理，背景是没收资本家产业，以及公私合营。戏院里的员工，也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甭管段小楼和程蝶衣是多大的角，以后都不能摆名角的大场面，只能老老实实的给劳动人民表演。

历经38年，国家向何处去终于有了答案。

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坤的戏院、资本家的产业......该没收就没收，该合营就合营，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以后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和以前的中国彻底割裂了。

紧接着便是清算旧势力。

早年间程蝶衣犯了汉奸罪，袁四爷都能想办法出面营救，可见袁四爷不仅是梨园行的真霸王，还是北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这样的人物，都被新政权抓起来公审，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毙。

电影里只审判了袁四爷，但在真实的历史上清算了太多人，几乎所有旧势力都被一扫而空。

比如大清旧贵族、各级国民党大员要人、旧军队的兵痞、漫山遍野的土匪、还有广大农村的地主恶霸。

单单土匪就击毙几百万。

清算了旧势力以后，新中国便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作画，重新调整以后的路。

看到公审袁四爷的一幕，不禁让人想起《让子弹飞》里的黄四郎。

他们已经不是个人，而是代表一切旧的东西，只有斩掉袁四爷和黄四郎的肉身，才能告诉迷茫的人民：“枪在手，跟我走。”

这也是革命的最终目的：

清理掉一切旧的坛坛罐罐，让国家轻装上阵，然后给人民指出一条方向，奔向国家该去的方向。

记住这句话，我们还要用到。

就在公审袁四爷的时候，小四儿显得特别激动。

小四儿是程蝶衣捡回来的孩子，从时间来算，小四儿出生于1932年左右，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差不多20岁。

他一直生活在程蝶衣的阴影下，任打任罚任劳任怨，要说心里没有憋屈，肯定是骗人的。

小四儿其实也是底层人民的代表。他们之前被压迫被奴役，从来没有反抗的机会，和千百年来底层人民的命运一样。

但是在公审袁四爷的时候，小四儿发现了另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绝对超越曾经的旧束缚。

所以小四儿敢在戏院里和程蝶衣顶嘴。

程蝶衣说戏曲要古装才好看，小四儿马上站起来，说劳动人民的衣服就不能唱京戏了吗？

放在以前小四儿是绝对不敢的，可现在他有恃无恐。

回家以后，程蝶衣罚小四儿顶着水盆跪下，小四儿却甩掉水盆，说永远没那日子了。

而院子外飘来《歌唱祖国》的曲调。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人民已经被组织起来，知道以后向何处去了。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国家向何处去，人民向何处去，其实是硬币的两面，他们是共生共存的。

只有国家知道做什么，人民才知道要做什么，而人民做的事又会推着国家向前走。

民国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新中国短短几年就解决了。

但是真的解决了吗？

我们不妨点一下后退键，看看解放军进北京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解放军进北京以后到戏院，整整齐齐的坐在下面，军纪特别良好，比国军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台上唱的是段小楼和程蝶衣。

程蝶衣吸鸦片多年，已经伤了身体，导致唱戏的时候岔声了。这在过去可是大罪，观众退票是轻的，抄起板凳把戏院砸了都有可能。

那坤吓的说：“人家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动手。”意思就是，能躲过这一劫就谢天谢地了，保住命就行。

可是解放军的素质非常好，发现程蝶衣和段小楼唱不动了，那好，我们来唱军歌，向前向前向前的歌声唱起来了。

但是反过来看，程蝶衣的错误是众所周知的，很可能解放军却没有发现。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他们对生活常识和艺术理论是很欠缺的，由此进一步推论，他们知道国家向何处去，并且深信不疑，但是具体过程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毕竟中国从来没有社会主义政权，谁都没经验。

而在戏院外，还有另一场对话。

国军在败退南撤，那坤对段小楼和程蝶衣说：“共产党来了，也得听戏不是？咱们就等着点新票子吧。”

那坤显然不知道革命是什么，他把革命当成改朝换代了，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几千年来的王朝一样，只不过是换一个称呼罢了。

你能说，坤是个例？

恐怕全国遍地都是这样的人吧，谁赢了他们帮谁，嘴里喊着喜大普奔，心里却不以为然。

这样的人民是不懂社会主义的，更不懂革命是什么，虽然他们嘴上知道向何处去，但是稍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变了。

那坤和解放军是组织内外的典型。

一个遇到风吹草动容易变节，一个对具体过程不甚明了容易走弯路，那么就需要让他们亲身体会到，国家到底该向何处去，人民到底该向何处去。

于是就有了17年后的大革命。

五、

在《让子弹飞》里，张麻子斩掉黄四郎的替身以后，老三就带着兄弟们去浦东了，和过去的旧县长一样吃着火锅唱着歌。

张麻子骑着白马在后面追，除了吸进去一堆黄土，死活都追不上火车。

而在现实里，张麻子依然是大哥，却发现兄弟们偷偷摸摸的变质了，将来有变成黄四郎的危险。

张麻子愤怒的说：“他们有职位有工资有服务员，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厉害......有没有人想过，为革命牺牲的人有多少，我是想过的。”

他一遍一遍的啰嗦，你们不要忘记革命的初心啊，要永远保持朝气啊，我们可是要做大事业的革命者啊。

结果没人听。

慢慢的，张麻子已经70多岁了，他害怕死后黄四郎会卷土重来，人民吃两茬苦受两茬罪，决定上井冈山找红军，重新发动一场大革命。

他要亲手告诉革命者和人民，将来的方向在哪里。

很多人觉得，张麻子发动大革命是为了打破阶级固化，但是我觉得，张麻子是要对中国数十年革命做一个终极回答，以及给未来做铺垫。

归根结底，他要再造一个新的中国。

从这方面来看，打破阶层固化已经太浅了，完全不符合张麻子的人设，它只是大革命的附属品。

所以......国家向何处去，人民向何处去，这两个几十年来的老话题，在大革命中合二为一了。

张麻子给出的答案是——国家一定要姓社，人民一定要参与。

具体怎么做呢？

张麻子的方法是——继续革命，造反有理。

回到《霸王别姬》。

34岁的小四儿成了红卫兵，积极参与到大革命的浪潮中，和其他革命小将一起对旧事物展开严厉批判。

先是那坤，紧接着是段小楼，然后是程蝶衣和菊仙。不论是人或者物件，只要和旧社会有一丝牵连，都成为红卫兵批判的对象。

大革命仿佛燎原之火，把残存的旧社会烧的一干二净。

这些事情，张麻子知道吗？我估计他是知道的。那张麻子为什么还要继续呢？我猜他是有意的。

中国历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残渣太多了，除了财富权力和地位，还有社会关系和世俗观念。

革命战争只是斩了黄四郎的头，大革命才是彻底铲除碉楼的推土机，以及告诉人们站起来不准跪，也不能重新做黄四郎。最后的最后，还要教会人民如何战胜新的黄四郎。

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才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

至于大革命下的个人兴衰荣辱，放在“再造中国”这个宏大命题下，张麻子到底选哪个，恐怕不需要考虑。

鲲鹏展翅九万里，根本看不见地下的蝼蚁。

最后张麻子成功了一半。

我当然不是说“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的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张麻子的路走不下去。

先说继续革命。

小四儿做了红卫兵，冲劲特别足，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永远沉浸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

事实上，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新鲜感，只要持续做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会有疲惫感，甚至是厌恶感。

比如开车，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很新鲜，恨不得每天都开出去溜一圈，可一个月过后就无所谓了，感觉开车也不过如此。要是做了职业司机，恐怕摸到方向盘就要吐了。

仔细观察一下身边人，精力充沛的工作狂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一边工作一边享受生活。

所以继续革命是理论上正确的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反人性的，能坚持下去的几乎没有几个人。

这是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再说造反有理。

造反的本质是赋予人民权力，让人民参与到国家的运作中去，并且帮助革命者自我修正，起的是净化作用。

但在实际操作中，人民得到这项权力以后，便从组织他们的力量中挣脱出来，然后就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了，和1937年被那坤忽悠一样。

人民需要组织和引导才能做事业，一旦放弃组织和引导，人民就陷入茫然失措的无序状态。

这是第二个无法解决的事情。

而且造反是以下对上，那么当小四儿等红卫兵造反成功以后，便迅速成为另一批人造反的对象，然后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在造反有理的环境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正确的。在漫长的人生里，只要有一点小问题被人抓住，可能一辈子就完了。

比如小四儿前脚批斗段小楼，后脚就被另一批人给抓了，那么抓小四儿的一批人，恐怕也会是同样的命运。

造反来造反去，永远没有止境。

这是第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原本只准备进行3年的大革命，一直拖了10年都结束不了，直到张麻子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这个班能不能交好。

他曾忧心忡忡的对身边人说：“我死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由于革命和造反持续不断，革命者和人民都感觉不轻松，不想再跟着张麻子走下去了，所以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人都是欢天喜地的。

但是数十年来中国的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最终答案。

随着张麻子的大革命失败，彻底堵死后来者追寻答案的路子，眼看前方无路，只好退一步走回头路。

革命者跟着火车去了浦东，后面是浩浩荡荡的人民。

革命的时代，暂时结束了。

六、

说大革命成功了一半，其实是说革命烈火烧尽旧势力，随后又被扑灭，留下一片不受酱缸牵绊的中国。

比如小四儿在大革命中批斗那坤、段小楼、程蝶衣和菊仙，这些深受旧社会影响的人物，都被革命烈火烧没了。

后来小四儿被另一批红卫兵抓走，而另一批人当然也被处理了。

也就是说，新旧势力都随着大革命消失了。

留下来的是没有旧酱缸的中国，和没有历史包袱的人，他们一起轻装上阵，走出了另一条路。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坏的东西消失了，也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留下来，确实很可惜。

但这是数千年古国走向新生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