篓，一种容器，据传发明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用荆条编织而成，可装固体也可装液体，广泛应用于人们生产生活，因其能装液体而不漏，深受人们喜爱。

篓从清朝光绪年间经赵明靖夫妇由太行山泽州（今晋城市）一带传入汾州府并大量使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逐渐消失弃用，对推动当时汾州府“秦晋旱码头”发展，促进酒文化繁荣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赵明靖夫妇和“赵家篓子铺”以及“酒篓”也随之成为汾阳名人，老字号，畅销品，享誉一时。

赵明靖，妻赵氏，世居泽州一个赵姓集中的村落，村人农闲时以太行山一种叫“桃条”的灌木来编织一些“筐、筛、笼、篓”等物换取生计，其中篓的工艺更为复杂，工序最是繁多，编织成型后还要用麻纸，动物血发酵，白灰等和为粘状从篓的内部裱贴糊粘，并根据体积大小，掌握层数，晾干一层，再加一层，直到达到装入各种液体既无异味，又点滴不漏的效果。

光绪三年（1879年），天下大旱，民不聊生。河南大部，山西南部等地连续六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迫于无奈，赵明靖夫妇一根扁担两个筐，一头装着简单的行装，一头挑着三岁幼子，北上逃荒。行至洪洞，儿子不幸被冻、饿、疾病夺去生命。夫妇二人相依为命，一路艰辛，经“通介门”进入了时称“红火东关”美誉的汾州府东关。他们看到这里店铺林立，市井繁荣，民风淳朴，为人和蔼，看不到一丝灾荒迹象，像是进入沙漠中的绿洲。铁匠铺、木匠铺、钉掌铺、杂货铺、金银铺、古董铺、车铺、药铺、当铺、酒庄、饭庄、钱庄等等，应有尽有，十天一会，五天一集，城里乡村互通有无，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两人被东关孔姓大善人好心收留，孔大善人不仅施舍他们饭食，还把自家磨房让他们安身居住，于是孔家磨房成了二人的家，用汾阳话说“叫花回来也有立棍棍的地方啦”。没过几天，上过私塾，天资聪敏，耐心细致的赵明靖很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汾阳一些大字号如“德義园”“狄遗元”“義泉涌”“德生泉”等醋酱铺、酒坊等使用的容器多为陶类坛、罐、瓮等，在马车运往平遥的十几小时中，存在有易碎、包装重量大于货物本身、装卸不方便、液态货物（醋、酱、酒、油）无法远运等问题。他找了一些当地人编笼用的“条子”，原来，汾阳当地有编笼传统，大笼子也装二百多斤，供煤矿专用。另一种笼子有提梁，可农用或家用。身带家传“编篓”手艺的他拿回这上结条子编成了大约高15公分，长25公分，宽12公分的几个小篓，带着样品走进了汾阳最大的醋酱铺“德義园”。说来也巧，那天，“德義园”的掌柜正在和平遥来的客商为把黑酱大量运去而犯愁，当赵明靖叩门求见把手中的小篓样品呈给二位掌柜时，两人第一次见到如此轻便的包装，先是一愣，继而喜出望外，连忙询问此物何名？如何使用？效果如何？赵明靖详细介绍道：“此物名篓，有大有小，全凭手工，制成后无异味且点水不漏，篓口用圆木作盖，越盖越紧，可达到密封效果，此篓装满可垒三尺之高，无论道路多颠簸，篓不变形，里面货物也不会有点滴跑漏。”二位掌柜听了这番述说，十分高兴，又见来者三十来岁，正值壮年，身材魁梧，二目炯炯有神，衣服虽然破旧，但清洗干净整洁，说话句读有序，正气凛然，绝非草莽粗鲁泛泛之辈。言语间，又知其住在东关孔大善人处，既成邻里，洽谈气氛更是和谐，当场决定先订制三百个篓试用，并给付了预付款，约定了交货时间。从此，液态产品在汾阳大量使用，赵家也结束了逃荒要饭的悲惨历程。

经过“德義园”成功试用，各商家纷至沓来，争相订制，产量上升，赵家夫妇仗着年轻力壮，起早贪黑，埋头苦干，不仅结识了很多商贾大家，也使白虎岭区灌木桃条有了新的出路，不但增加了人编篓就业，而且带动了山区农民割桃条换钱的收入。不过半年，在众多朋友帮助下，赵家就在东关街买下一所大院，西房五间住人，东房五间编篓，从此，在东关众多铺坊中又新添了一个“篓子铺”。

赵明靖后来又生两子，长子永廉，次子永清，赵家篓子也与时俱进，从五斤，十斤到三十斤，五十斤，不断适应市场需求，赵家父子还共同制造了百斤大篓，吸引了来自陕西绥德和榆林的驼队，通过赵家篓把汾州的酒、醋、酱、香油、胡麻油等特产传向丝绸之路与内外蒙古和俄罗斯。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吕梁解放区及陕、甘、宁地区实施经济封锁，赵家篓在汾阳民主抗日政府的领导下，大胆创新，小心改进，在小篓里放一层活底，把大篓肩部编成双层，利用篓夹层往解放区运送火柴，西药，针剂等急需物资，使赵家篓子铺发展到了巅峰。赵家掌门人赵永廉也因广结人脉，救贫济困，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成为知名人士。

随着玻璃和塑料产品的发展，篓由于其手工制作，费工费时；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难度大；成本高，利润空间小等因素，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惋惜的是，笔者多次参观过山西省汾酒博物馆、山西省新晋商酒庄博物馆等地，一直很少见到“酒篓”这一曾经为酒行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艺术品陈列。笔者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引起各位喜欢汾州文化的学者对“酒篓文化”“编织文化”兴趣，让这个曾经使汾州经济繁荣的大功臣——酒篓不要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