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地区，是红二、六军团的发展、壮大之地，也是红二方面军的孕育之地。但是，红二、六军团挺近湘西，在当时却是一个艰难抉择。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屡战失利，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革军委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为中央红军向湘西转移进行“探路”。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县横石等地出发，连续苦战血战78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从9700余人锐减到会师时3300余人，历尽千辛万苦，付出惨重的代价，终于10月24日到达贵州省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木黄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

木黄会师油画

五次反围剿（五次反围剿的时间地点及兵力对比）

木黄会师时，当时的中革军委并不赞成两个军团统一行动，根据9月8日的军委训令，红六军团应在凤凰、乾城（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县）地区建立巩固根据地。

两个军团在四川省酉阳县（今属重庆市）南腰界商议部队的战略行动时，贺龙根据敌我实际情况，建议两军团统一集中行动，向湘西的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地区挺近。贺龙这次选择去家乡湘西，不仅仅是对湘西人熟地熟，更是了解到湘西地区国民党军力薄弱，群众基础好，是对革命斗争形势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贺龙说：“乾城、凤凰是陈渠珍的老窝子，他盘踞在那里几十年。这个人，颇有头脑，也会用兵，只是野心有限，就想当个湘西土皇帝。他很怕蒋介石、何建吞掉他。我们不主动打他，他不会拼出血本和我们打的。我们若到他的老窝里捅上一刀，他当然要拼老命喽。依我看，到那些地方活动很困难。六军团只有3000多人，是打不赢的。如果两个军团去湘西北的桑植、大庸、永顺、石门、慈利一带，情况就不一样了。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他不如我熟，群众也支持我们党和红军。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住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支援一方面军。我们把这批敌军背起来，也好让一方面军肩头上轻一些子嘛!”

“去打得赢吗?”听完贺龙的分析，任弼时问道。

“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贺龙非常坚定地说道。会议最后接受了贺龙的建议。

1934年10月25日，两军团给中革军委发去电报，报告了敌我力量及地方条件等情况，建议“以目前敌情及红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团集中行动”，“两军团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

10月28日，收到中革军委10月26日发来的复电，电报认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地依中央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自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对中革军委的指示，任弼时主持召开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决策会议，又认真研究分析了湘鄂川黔边的地势、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认为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在黔东虽得到了暂时的休整，但这里的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很不巩固，地瘠民穷，粮食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均有困难，加上黔东地区狭小，既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迂回作战，也不利于红军以后的发展。川黔边我们党力量比较薄弱，加上地势复杂，情况不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不利于我军向川黔方向发展。只有湖南的湘西一带，地处敌后翼侧，特别是澧水和沅水流域上游的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保靖一带，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最终确定：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向湘西进军，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以及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局面的目的。红二、六军团再次电告中革军委，着重指出：“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以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经四川省酉阳县（今属重庆市）向湖南省湘西北的永顺、龙山等县急速挺进，实施湘西攻势。不料，10月29日中革军委再次致电强调：“二、六军团绝对不应合并”，并规定了两个军团分开行动的具体地域。

后来湘西攻势的胜利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壮大，有力证明了南腰界会议决定红二、六军团坚持集中统一行动和挺近湘西的正确性，也反映了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坚持实事求是、团结协作、能征善战的精神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