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祯：讲戏曲“孽缘” 显学者本色

王颖卿

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研究》主编，听他讲戏曲是一种高雅的难得的享受。

“职业不同于事业，但事业往往以职业为始，由谋生而逐渐进入谋生与谋心并驾，最终走向不由自主，走向自觉，成为不舍不弃的事业。学业也是如此，明确自己的爱好并以一生践行者是幸福的，但恐怕不是人人可以做到，就像民谚说的：‘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但也许‘嫁错郎’后更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郎，‘入错行’后更清楚自己钟情哪一行。有这种拉开的张力，最终会形成一种更具力量的凝结。所以，学业与专业、职业与事业，其中的关系往往不是单一和线性的，一如起伏跌宕的人生。”

与戏曲的因缘际合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知识阶层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文学是很多青少年的梦想和希望，考大学时选择报考中文专业也成为一种时代热潮。“我上大学时古典文学在高校中是个很流行的专业，我的母校东北师范大学的这个专业实力很强。所以在我们中文系的专业课中，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非常大。”那时候，从内蒙古走出的刘祯受限于家乡中学的偏僻，觉得古典文学基础比较薄弱，所以虽然课业繁重，但他如饥似渴，用功极勤。

2010年斯坦福大学戏曲学术研讨会（从右至左：曾永义教授、伊维德教授、王靖宇教授、奚如谷教授、刘祯研究员）

有一天刘祯看到同宿舍的同学，书不离手，整日用功复习，觉得佩服，就问对方为什么这么努力，人家告诉他，因为正在备考研究生。“我第一次知道还有硕士研究生，以前还以为大学毕业就是最高的学历了。”

随后，他去高年级听一堂戏剧选修课，读到《西厢记》的剧本，被优美的文辞深深地吸引了。“对戏曲更为熟悉之后，再读这本书，让我觉得戏曲很有意思，它不仅有优美的诗词化的一面，还有俗语、俚语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它的层次很丰富，每次重读或许都能有新的发现，这让我有了学习的渴望。”刘祯本意借古典戏曲为弥补和提升自己古典文学的基础突破口，却没想到因此与戏曲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考研时他选择报考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扬州大学文学院），师从曲学和戏曲校勘专家、当年已73岁高龄的徐沁君先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名声赫赫，不仅有古典文学博士点，还有词曲学、敦煌学大师任中敏（二北、半塘）先生。学校的治学氛围很严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刘祯跟随沁君先生走进戏曲，秉持中敏先生、沁君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研究中国戏剧史，功课多围绕戏曲整理和校勘学习进行。经过三年如坐冷板凳般枯燥的学术研究历练，刘祯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他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选择了《琵琶记》的作者高明，“这是一个比较艰苦的选择。南戏作家生平资料很少，勾稽史料、爬梳剔抉有如大海捞针。而我一点一滴的汇集资料，概括地描述出高明的人生轨迹和主要事迹。可以说，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让我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学术道路上受益匪浅。”

1989年，刘祯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戏曲文物和南戏研究领域的大家——刘念兹先生。刘念兹先生不仅提出和创建了戏曲文物学学科，而且从1959年初开始南戏研究，著有被戏曲史家赵景深教授誉为南戏研究中“另辟一新径”的《南戏新证》。由此，刘祯的博士研究方向即为“南戏研究”。

2011年与莫言在美国柏克来大学

入学伊始，刘念兹先生从湘西参加目连戏学术研讨会归来，带回了一些目连戏、傩戏研究方面的资料，给刘祯阅读。虽然已颇有学习和研究戏曲史的理论基础，但这些资料展示给他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鲜活、狂欢、神秘。目连的故事和民间祭祀表演吸引了他，他随即开始大量搜集资料，并最终选择“目连戏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

目连戏研究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戏曲史研究的领域，它不仅需要搜集、掌握文献，更需要实地考察。“它是一种纯粹民间、活态的艺术，它的存在在于它表演的‘场’、空间和仪式，这是文献文字中没有的。”研究期间，刘祯除了案头研读史料，还亲赴重庆、大足、泸州、成都、福州、莆仙、泉州等地考察、观摩和参加研讨活动。

1991年，刘祯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时办公地址位于北京恭王府）进行，答辩委员为张庚、郭汉城、刘世德、余从和刘念兹。“当时有一件特别感人的事，就是张庚老师本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别人都劝他别来了，但他坚持到场，于是院里用车把他从医院直接接到了答辩现场。这对我们后辈是莫大的鼓励。”答辩成功后，刘祯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专业第二届第三位获博士学位的学生，虽然委员们对他的博士论文充满肯定和鼓励，但他自己却认为并不理想。毕业后，他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科研工作，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第一位博士。“1992年，我以‘目连戏研究’为题申报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得以批准立项。我有机会对博士论文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提升。”

当年，虽然《西厢记》吸引了大学时期的刘祯走进戏曲，但却是文本吸引，归根结底还是文学吸引。“就像王国维一样，他虽是现代中国戏剧史学的奠基人，研究戏曲历史和文献，为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并不涉足剧场。”大学时受环境所限，刘祯对舞台演出的接触很少，后来到北京，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现场观看演出的机会才开始增多。“那时我对于戏曲而言更像是一个好读者，而不是一个好观众，看演出时总是告诫自己，这是工作。”他这种并不享受演出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96年才发生了变化。

与日本田仲一成教授在研讨会上

那年刘祯受文化部邀请，作为专家参加文化部艺术局在郑州举办的晋、豫、陕三省“金三角”戏曲会演，做评审工作。这次集中审看十几台戏的经历，让刘祯的感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坐在剧场会这么惬意，沉浸于戏曲是如此一种享受。”他感觉自己与戏曲的关系发生了一种蜕变，“这也是数年累积而成的质变。过去，进剧场有种焦虑心态，如果戏精彩还好，如果遇到艺术性不高的作品，就如坐针毡。但那一次，即使戏不那么精彩，我也会咂摸唱腔、音律、韵味，我开始品味舞台上的一切。”“当你沉浸于剧场、留恋于舞台时，戏曲于你的意义就与过去不同了，包括你的研究、研究的视角和理念。”

无论是聊天还是撰文，刘祯常常把他和戏曲之间的缘分称为“孽缘”。“为什么我说是孽缘，因为古典文学和戏曲，我上大学前都没接触过，跟那些自小有家庭或环境熏陶、传统积淀深厚的人有很大差距，而且，我之前也没有演出观赏积淀。但即使如此‘先天不足’，我却一路从古典文学走到古典戏曲、走到舞台戏曲、走到民间演出，接受了一次次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获得了几度转变，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可能，这就是我的‘宿命’和‘业缘’。”

民间文化是学术发展的新增长点

1993年，刘祯赴四川绵阳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看了为期三天、每天三场的“原生态”目连戏演出，是完全按照当地习俗，不加一点现代改编的表演。比如上午演出的内容与目连的母亲相关，她是吃素的，那么所有与会人员的午餐也全部是素的；下午演到目连的母亲出嫁，舞台下设立了一个目连母亲的娘家，舞台上演到迎娶时，目连的父亲就走下台，抬着轿子、骑着马去目连母亲家迎娶，“在演出中可以包括一整套当地的嫁娶仪式。”

2007年“面对世界——昆曲与《牡丹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白先勇先生在一起

2015年，刘祯受邀去贵州道真县考察。“那里是仡佬族的一个自治县，在遵义地区。仡佬族傩戏是列入国家非遗项目名录的文化遗产。”当地为考察专家们安排了一整天的傩戏表演，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6点。演出地点是傩戏法师的家，一进门就是一个傩堂。“那次虽然也不是很完整，表演经过了压缩，我们和表演者的语言也不通，但即便在没有完全看懂的情况下，我也特别感动，甚至如醉如痴。”

这些亲身经历让他不断思索，民间文化是什么？“它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它有庞大的体系。这些携带着历史的民间表演，很多并没有完整的剧情，就是一种仪式结构，但能给人带来的震动，已远远超越一个故事，一个戏，而是涵盖了民间的思想、认识、信仰和情感。”

目连戏、祭祀戏剧的考察研究仿佛是一座连接刘祯与民间戏剧的桥梁，他跨过来，走进一个新天地。“所以我想，有时候，书斋的眼光可能是偏颇的。从古至今，我们太关注文人精英阶层，太重视形而上，随着现在文化和学术的繁荣，这些有文字记载的内容被一代代文人学者像耕地似的反复开垦，虽然它是常青的，但与之相比，民间文化更像一个还未被开发的宝库。我认为，在国家对传统文化和非遗项目如此重视的历史机遇下，如目连戏、傩戏这种具有体系的活态民间文化，它保存的历史长久、内容丰富，将来会有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我们的民间文化，将会是学术发展的新增长点。”

戏曲理论与批评

1951年，为顺应“戏改”需要，中国戏曲研究院应运而生，这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数十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秉承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关注戏曲发展现状的理念，学风严谨务实，这是“前海学派”的特征。

2009年中国·楚雄首届彝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台湾大学讲座教授曾永义愉快见面

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的刘祯，除了继承老一辈“前海”学人潜心治学的学术态度外，也身体力行地坚持这一学术传统。在他的理论著述与文章中，戏曲评论占有较大比重。其评论的对象既有舞台作品，也有文学剧本，既有演员的表演，也有导演的创作，显示出他的艺术评论对戏曲创作的多维观照与整体思考。

刘祯认为，当下亟待“建立人文情境中的戏剧批评”，批评是戏剧链条中重要的环节，不能仅仅作简单的好与坏、优与劣的价值判断，必须摒弃“功利性”与“功利心”，做到客观、独立、公正、且有的放矢的评价，从而保持戏曲评论的尊严与价值。从刘祯发表的近百篇戏曲评论中，不难看到他将自己的理论，灌注于具体的实践，正在做非功利的“美刺”，对当下戏曲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评论是戏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也是我已发表200多篇文章中占据比重最多的一块。”刘祯坦率地讲，“如今，戏曲评论尤其是对具体剧目的评论确实不容易，鲜少‘独立’评论家，评论和评论文章多为‘定制’产品，这样的评论、评论媒介、评论氛围，使得戏曲评论成为戏曲研究最为人诟病和‘不齿’的领域。戏曲评论要做到能够进入学理层面的分析、剖解，做到客观和实事求是，做到既为之着想又不护一剧、不护其短。”

他引深到整个学术范畴，话语中尽是铮铮铁骨。“现在，学界更似一个小社会，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但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却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少。科技的日新月异，信息的海量堆加，追求效益的短平快，改变和颠覆着学术传统、传统学术。年轻人容易接受新科技和信息带来的变化，却疏离传统和学术、规范，学术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将受到挑战和动摇。我认为，学术的发展绝不能以降低学术规范标准为代价，应该强化学术标准，始终恪守规则。学术规范、学术反腐，应该是学术建设最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也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2010年11月在美国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参加“中国戏曲研究之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rama）研讨会

谈起当今戏曲舞台上的创作，刘祯同样直言不讳。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戏曲的文章，里面涉及最多的关键词就是现代戏。他认为，现代戏的话题非常重要，戏曲的现代戏创作是戏曲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看来，戏曲发展在今天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完成戏曲的现代化，这也是戏曲改革的一项使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戏曲人曾在这项命题上做过一些尝试，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少成果。“样板戏的创作在艺术上取得的成果，可以讲是丰硕的。”因此，刘祯认为，国家级戏曲院团或国家级戏曲院校，应担负起戏曲现代化探索的使命，应有专人专项承担这项任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戏创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戏曲现代化的进程。“虽然这个过程注定会是艰难漫长的，而且也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探索完成，可能戏曲就完成了一个世纪性的变革，从古典艺术成功过渡到了当代艺术，新生或复兴。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构想，但戏曲的现代化，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目标。”

梅兰芳纪念馆未来可期

2016年底，刘祯开始全面主持梅兰芳纪念馆的工作。他继续发挥学者之长、管理组织策划之擅，因地制宜、因材施策对纪念馆的资源加以整合，拟定或完成了“梅兰芳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研究课题立项、梅兰芳研究中心的建立、《梅兰芳纪念馆藏珍本戏曲整理丛刊》《梅兰芳纪念馆藏文献文物总目》的整理和研究、馆藏文物的数字化、文化专题片《梅兰芳》的拍摄、古琴“琴芳梅兰”项目的创作。通过“梅兰芳纪念馆藏戏曲文献脸谱展”及学术研讨会、“梅兰芳绘画展”及学术研讨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赴港文化交流展览、“兰芳雅集”、“兰芳讲坛”等多项活动，令原本只侧重文物展示、名人故居建筑展示的梅兰芳纪念馆在学术界及社会人气大增，赞誉不断。

女儿本科毕业合影

他对纪念馆作为对外开放场所的认识也非常清晰，“就纪念馆而言，当然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故居的定格和‘静止化’，而应追寻这种定格与‘静止化’背后的历史记忆、真实生活和故事细节，这样与参观、拜谒者所形成的互动和交流应该是最为生动和有效的。”主持梅兰芳纪念馆工作后，他立即着手开通和完善了纪念馆的线上宣传渠道，建立了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改造了网站、完善了论坛，务求在每一次策展或活动的全过程中，向社会全面宣传，吸引大众的关注与互动。“我们今年还开始了文创产品的策划，争取早日‘上线’，让馆藏的很多珍贵文物，能以文创艺术产品的方式，进入大众的视野，为大众所认识、所喜爱。”

“在走向文化自信、重视传统文化的今天，‘梅学’热和升级是必然的，而作为梅兰芳纪念馆，应该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北京护国寺街9号，不仅是那片雅致幽静的四合院落，更有对梅兰芳艺术和思想的互动、对话、阐释和弘扬，从而能够营造出一个更有魅力、更加多维和更具思想文化的精神空间。”

说起未来的工作规划，刘祯逻辑清晰、主次详略介绍丰富，“我有很多想法，希望能陆陆续续地实现。现在，纪念馆人手较少确实很累，但我希望，将来能给纪念馆留下有价值的辛苦，给中国戏曲留下有价值的付出。”

人物简介

刘祯，1963年生于内蒙古，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梅兰芳纪念馆馆长。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研究》主编。现兼任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顾问，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师大等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戏剧史论及民间文化、宗教祭祀戏剧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该书系国家“八五”社会科学（艺术类）青年基金课题，后经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评审，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1999年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该书系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华夏审美风尚史”之第七卷（元代卷），独立承担。2001年“华夏审美风尚史”丛书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民间戏剧与戏曲史学论》（台湾国家出版社2005年）、《昆曲与文人文化》（与人合作，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戏曲学论》（学苑出版社2013年）、《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增订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戏曲历史与审美变迁》（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中华戏曲·昆曲》（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北京戏剧通史辽金元卷》（本卷主编主撰，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等。主编《东方戏剧论文集》《中国戏曲理论等本体与回归》《20世纪戏曲学研究论丛》（10册）《戏曲鉴赏》等20多部。

发表论文评论200余篇，论文曾于1997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重大课题《昆曲艺术大典》（149册）副总主编，《中国近代戏曲论著集成》副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课题《昆曲口述史》，主编《郑振铎藏戏曲珍本文献丛刊》（70册）。2009年6月被文化部授予“昆曲优秀理论研究人员”荣誉。曾应邀到韩国、俄罗斯、新加坡、美国、瑞士、越南、日本、肯尼亚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等。

《中华英才》半月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