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1906年5月24日—1948年3月25日），原名爱新觉罗显玙，字东珍，号诚之，又名金壁辉，本是清朝最后一代肃亲王之女，排行第14。三岁时由其父做主过继给私交甚厚的时任日本公使馆驻华外交官川岛浪速，此后易名川岛芳子。

六岁时便随养父去了日本，从此接受了纯粹的日本殖民主义教育，其养父川岛浪速本人早年就是驻华间谍，回日本后川岛家更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学者经常聚集的“沙龙”，芳子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在黑暗的氛围里耳闻目染，最终造就了她畸形的性格与人生信念。

十多年后，少年芳子成为一个浪荡、疯狂、粗野，但同时也是一个明眸玉肤，出水芙蓉般的美女，这都为她后来成间谍提供了条件。

70年前，松本高等女子学校的林荫大道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子扬鞭策马，绝尘而去。这位骑马上课，我行我素、放荡不羁且经常在上课时溜出去的女学生，就是日后作乱满蒙、声明狼藉的没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川岛芳子。

芳子17岁时，被59岁的养父川岛浪速叫到身边说：“你父亲是个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智勇仁兼备者。”其后，芳子在手记里写道：“于大正13年10月6日，我永远清算了女性。”次日一早，她头梳日本式的发髻，身穿底摆带花的和服，拍了一张少女诀别照，即剪了一个男式分头。

作为间谍，她的一生战功赫赫，将一个个高管政要玩弄于鼓掌之中：蒙王甘珠尔扎布、日本陆军军官山贺、孙中山之子孙科、作家村松、国民党中统高官陈国夫、伪满最高顾问多田骏、投机家和巨富逸动阪二……芳子利用这些人的弱点，或巧言欺骗、或百般利诱，从他们口中得到大量的战略情报，同时也利用他们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总体战服务。她成功了，在日本她能影响首相东条英机，在中国能在立法院院长孙科手里获取蒋介石下野的机密。她赢得了一大把乱哄哄的头衔，甚至戴起大将的肩牌。她过着挥金如土、荒淫无度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芳子回到中国，使用美人计从事间谍活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掀起了排日运动。与日本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东北保安部队总司令张学良也制定了旨在打击日本对华势力渗透的“盗卖国上惩罚令”，并支持青年学生营党结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接着又发生了中村震太郎和井大尉杉延太郎上士遇害案件。这个案件使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火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建立了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作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的机构，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企图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作为军部“骨干青年”的川岛芳子也被派往大连负责调度满洲青年的活动。在川岛芳子的影响下，这批人由原来的蛮干逐渐发展为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摩擦，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有关张学良所部的驻兵情况。武器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并为“9·18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谍报组织工作。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满洲事变”。就在事变发生后的10月上旬，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板垣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之下。芳子不仅能自由地使用中日两国语言，而且田中为了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间谍而倾注了全力”，还教会了她说上一些英语，加上她那副清室王女的堂皇招牌，使她更便于在这个混乱时期得以尽力施为，成为一名日军不可多得的战地谍报官和多面间谍，成天“忙得席不暇暖”，为日军迅速稳定人心、与各大城市的租借搞好关系出了大力。

此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密谋策划拥立清朝的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并设法把他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但由于风声太紧，走的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爱妻秋鸿皇后（婉容），携同吉田中心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来到满洲。秋鸿皇后起先对皇帝的出走一无所知，后来当她知道溥仪已经离开天津后，闹得天翻地覆，一定要追赶前去，终于患了歇斯底里症。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心内大忿，连夜派人恳求日方将秋鸿皇后接到满洲来。

为了完成建立“伪满洲国”。进而进一步侵吞全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军方也正设法把婉容接到满洲，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去接。而且，想到不是女的去接就很不方便，就更感到人选的重要性。正这个时候，爱新觉罗·显玗——川岛芳子的名字出现了。凭着她在“炸张事件”。“满洲青年联盟”以及“9·18事变”等一系列重大的活动中的“上乘”表现，加之考虑到她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员；从她平素的性格言行来看，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这样，一种特定的目的为川岛芳子提供了空前广泛的活动舞台。

1931年11月的一天，一位着装入时、窈窕妩媚的漂亮女人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溥仪的住宅。她身穿下摆开口高而大的胭脂色的旗袍，旗袍上有用金线以银线绣成的龙状花纹；脚穿一双用同样的布做成的鞋；脸搽脂粉、唇涂口红，那艳丽的丰姿真是倾国倾城。这就是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之委托秘密来津企图将婉容皇后接到“满洲”的川岛芳子。

芳子带来了一个病人似的身体虚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里面一间屋子住下。这个生病的友人，其实根本不是女子，而是一个男扮女装的美男子。于是，一出“棺材送活人”的好戏便上演了。

几天以后，静园放出风来，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芳子擦眼抹泪，作出一副悲切之态。婉容也跪在假的灵前叩头致哀，仆人们也跟在后头鞠躬长拜。依中国的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于是装着婉容皇后的棺材便堂而皇之地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到了目的地，然后成功地使皇后坐上了一艘经过伪装的开往大连的日本兵舰。皇后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没带任何东西。经过激烈的颠簸，终于平安地到达了大连。皇后“对这次可怕的成功的冒险”深感满意，于是便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

由于芳子巧施妙计，把皇后平安地护送到旅顺，让她跟皇帝团圆，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嘉奖芳子，授其陆军少佐军衔。这之后不久的川岛芳子，可谓春风得意，她不仅与日本军部取得了更为牢固的联系，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手里筹集了一批军饷。她的行李中有做得十分考究的军服、纯金三星肩章、华丽的军刀、装在牛皮套里的崭新毛瑟枪、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一切披挂应有尽有。她还八方伸手，在满洲旗人中物色男丁充当兵卒，为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捞足了资本。

东条英机上台后，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全面展开了。不久，太平洋的爆发，使日本在兵源、战争物资等问题上陷于捉襟见肘的困窘境地，因此迫切希望与国民党政府缔结和约。闲居在东京的川岛芳子一听这个消息，认为这对自己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便急忙打电话给东条夫人胜子。

“关于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于是，胜子便把川岛芳子的意思传达给了东条英机。东条一听，脸色马上就变了，他对妻子说道：“日本还没有落到非这种女人不可的地步……。”

实际上，东条为川岛芳子掌握的消息的准确性感到吃惊，同时又十分赞赏她的计划。只是觉得若由日本政府出面派遣她当和谈代表，太挫大和民族的志气而已。思忖再三，东条向北京宪兵司令田宫中佐发电，令他保护川岛芳子的安全，尽量为她提供方便。接着，一份日本军部的命令将川岛芳子派到北京，让她以女老板的东兴楼饭庄身份与国民党在京要员广泛接触，搜集有关和谈动向的情报。

北京宪兵司令田宫中佐早就听说过关于川岛芳子的许多传闻，加之川岛芳子与许多达官显贵联系甚密，于是田宫就更想设法接近她。经过一番调查，田宫中佐决定见一见川岛芳子。一见面，田宫就好像吃了回春药一样，仿佛芳子身上有一种奇怪的电波射到他的身上，马上感觉到自己被对方彻底俘虏了。川岛芳子冰肌玉肤，身材婀娜多姿，有时穿合体的西服，有时又穿华美的和服、旗袍，她身上那种男人气质反而更加散发出奇特的魅力。 虽说不是个绝代佳人，却也长得眉如新月、口似樱桃，着实教男人心醉。再加上芳子又娴于辞令，知识渊博，比一般人更了解社会，故她的话题丰富，尤其能投男人所好。因此田宫一见便暗中倾心，及至川岛芳子说了一句“我陪您去看一次京剧”，已受宠若惊，只觉得浑身热乎乎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 川岛芳子略施手腕把北京宪兵司令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便有条不紊地开始着手进行“和谈”之事宜。首先，川岛芳子利用自己过生日的机会大事铺张，遍请在京朝野名流。其中，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官翼贤、常来华北的邢士廉（据说此人与军统头子戴笠私交甚深）、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书绅等新闻杂志社知名人士、日满大使馆的参赞，以及不少梨园名人都成了座上宾。宴会刚开始，川岛芳子差人抬来一块刻着“祝川岛芳子生日快乐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多田勘”等字的银色大匾。在场的人看到这份礼物，顿时就被芳子的声势镇住了，乖乖地当了俘虏。这种“时代游泳术”使川岛芳子很快便打通了她与国民党政界要人接触的渠道。 紧接着，川岛芳子又通过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与蒋介石的红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搭上了线，希望戴笠能助她一臂之力。作为答谢，川岛芳子将负责把南京伪政府的特务分布网和北平谍报人员名单送给戴笠。戴笠早就十分仰慕川岛芳子的谍报才华，对她在“1·28”事变中左右逢源、暗布机关、胸怀大局的超级间谍风范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戴笠欣然同意双方进行初步的接触，并派亲信唐贤秋扮作北京大药商行的老板与川岛芳子直接磋商有关事宜。但由于日军进攻缅甸，陷中国远征军于绝境，这种接触暂时中断了。即使如此，为了维系与这个伸向国民党上层的“粗腿”的“合作”关系，川岛芳子在征得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同意后，将一些非战略性的消息有意透露给戴笠，使军统感到有必要把这位蜚声中日谍报界的“东方魔女”收到麾下效力。

正当川岛芳子和军统特务眉来眼去、关系暧昧之际，由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与日本军方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便不知不觉地被军部遗忘了。面对日益枯竭的活动费用，川岛芳子决定重新换上“金司令”的招牌，以便招摇过市，骗取别人的信任。她在田宫中佐的帮助下，网罗了二十几个杀人不眨眼的彪形大汉，穿着镶有大将军衔的服装，出入公共场合，专门看准那些有钱的绅士和梨园名旦下手，坑诈钱财。

川岛芳子不仅对一些有钱的乡绅大施淫威，就是对那些梨园名角也不放过。有一次京剧名旦马连良因参加川岛芳子举办的宴会，见时间太晚，怕耽误了晚间的演出，于是便借故离开席位，悄悄地对跑堂说：“请转告川岛芳子先生，很失礼，因演出时间就要到了，我只好先告退了。”当跑堂把话传到芳子耳边时，芳子立即高声叫道：“马，马连良！”这声音如半天里打了个霹雳，在场的每个人都不禁打了个。 寒噤“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你要侮辱我吗？你能在北京演戏，究竟是谁的恩典，你知道吗？” “站起来！就在这儿唱一晚上，唱个通宵！唱，为我唱！” 一代名旦马连良只得对四座说道：“诸位，失礼了。喂，请，重新开始吧……边听马连良为您演唱……”事后，为了赔偿“川岛劳子小姐的损失”，马连良不得不交出2万元以泄金司令心头之愤。 具有蛇蝎般歹毒心肠的川岛芳子，就是利用自己过人的社交手腕、厚颜无耻的“美女政策”以及心狠手辣的作风，在北京城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将川岛芳子逮捕。但是由于其背景复杂，究竟算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当局一时无法定夺。

川岛芳子生性机敏，善于言词，常让法官哑口无言。事实上，以川岛芳子这等层级，既不可能直接指挥屠杀平民的行动，也不可能贡正参与制订日军的军机大事，所以法庭要找到具体的物证和人证十分困难。法庭所知之事多半是根据她的自白，惟一可以定她于罪的似乎只有国籍问题：如果她被当成中国人，那么叛国死罪将不可免；如果当成日本人，以日本战犯审判的案例来看、除少数一级的司令官以及在交战中直接杀害平民的下级军官被判刑之外，其它的日本军人和侨民基本上都放回去了、即使那些作恶多端的宪兵队后来受到惩罚的也很有限。

1947年10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法官在拥挤人潮的围观之下做出正式判决，判定川岛芳子是叛国者，并处以死刑。判决文称：一、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生身父亲为肃亲王，无疑是中国人，应以汉奸罪论处；二、被告同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扮男装进行间谍活动，引发了“上海事变”；三、被告参与将溥仪及其家属接出天津，为筹建伪满进行准备工作；四、被告长期和关东军往来，并被任命为“安国军司令”。

判决书首先确定了川岛芳子的中国人身份，这是她罪行的起点。然而这个起点确涉及到一段复杂的历史，一段坎坷不幸的人生。清室遗族与民国政府始终关系不睦，民国初立，北洋军阀混战，黎民流离，而皇族仍坐享厚禄，自然招怨，最后冯玉祥撕毁民国的协议，以致皇族人人自危，这种改朝换代的无情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一个插手的机会。

川岛芳子最终由中日亲友收尸，火化后的骨灰由中日亲友各留一半，她的坎坷一生也就此告一段落。

川岛芳子被枪毙后一直有替身代死、川岛还活着的传闻。譬如，蒋曾电令北京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军统局也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东方的玛塔哈里”。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来人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想把我怎么样？”少校并不回答她，继续说道：“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芳子对此衷心地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也就形消影遁了。

还如有匿名者指控女子刘凤玲原获允诺以十根金条的代价来代替川岛芳子受死，但刘女家属却只得四根金条，而后引发川岛其实被暗中放生的说法。当时的司法行政部曾在1948年5月17日发文给河北高等法院对于金壁辉（川岛芳子）仍在人间的说法，要求查明后回报。河北高等法院在调查后函覆司法行政部：“所控贿买顶替一节，显系有意中伤，绝无其事……所控各点，复乖违事实，亦认为显属虚构，另有意图”。

现在在吉林有许多人在研究她的生死。更有一名名为张裕的女子拿出方姥的遗物，学者也发现张裕的姥爷与川岛芳子关系密切。当时经历川岛芳子判决以至枪决的记者许杏林，也对川岛芳子枪决时候拒绝记者探访以及尸体面目全非示疑问，但是史学家包括许先生本人都坚信川岛芳子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切是是非非，都已经归入历史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