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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姓氏溯源》序

《常用姓氏溯源》序文/马家骏在“人类文化学”研究中,对姓氏的探讨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儿时,读过《百家姓》,也听到过各种有关姓氏的故事、笑话。按说,姓氏只是一个发音的符号

文/马家骏

在“人类文化学”研究中,对姓氏的探讨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儿时,读过《百家姓》,也听到过各种有关姓氏的故事、笑话。按说,姓氏只是一个发音的符号,它和它原本的字意已毫无关系,因之,各民族间翻译姓氏时,只译音而不再译义。如作家“托尔斯泰”,不能译为“肥胖”作家;“哥尔德斯密斯”,不能译为“金匠”先生。姓“马”,同样也不能译成“康尼”或“豪尔斯”。但毕竟姓氏有个来源,否则为何它是这样规定而非那样呢?至于东亚人姓在前而名在后同西方人名在前而姓在后不一致(匈牙利人除外,据说是匈奴人的后代,是由东方去的,故保留姓在前的传统),这大概是与思维方式、习惯和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罢了。

姓氏的来源,在史前史上应是与家庭婚姻关系密切相关。在人类超越了蒙昧时代的血缘家庭之后,进入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出现普那路亚家庭,即出自一个女祖先的有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相互不再产生性行为,而是只同无血缘关系的另外氏族的男或女去结合的大家族。恩格斯说:“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这种产生自普那路亚家庭中的氏族是一个确定的、彼此不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这种集团,按北美印第安人的话就叫“图腾”(Totem),这个字的意思是“亲属”的意思。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用动物命名的血族团体与古代希腊的genea完全相同。即印第安人叫“图腾”,希腊人叫“根尼亚”,中国人叫“氏族”。他常举出易洛魁人有八个以动物命名的氏族如熊、龟、鹿等等。熊是一个有力量的动物,受人崇拜,古黄帝属“有熊氏”。朝鲜有神话传说,也讲他们是熊的后代。中国南方,越人纹身,满身画成银环蛇的图纹,下水时不再受蛇咬,因为是“亲属”,人是蛇的后代,蛇就是他们崇拜的“图腾”。各种氏族的图徽符号可以融合成部落、部族、民族,如龙大概是各部族图形符号的融合(蛇身、鱼鳞、鹿角、牛头、羊须、鹰爪等等)。而一旦将祭坛或旗帜上的图形符号抽象化,图画则化为文字(形象文字本身就是图画的抽象),同一个祖先的氏族的后代们即用同一个姓氏了。同姓不婚即是普那路亚家庭的古训吧,因为是同一个血统的图腾。恩格斯只是从原理上对家庭关系发展史的普遍原理做了研究,而对中国姓氏具体研究,则由张步宗同志来做出成果。

这部《常用姓氏溯源》实际是包括姓氏与郡望两部分。其中的《姓氏发展衍变初探》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它钩辑大量古籍加以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具体分析了姓与氏的分别出现,以及二者的关系和发展中的融合。在中华民族中,有些少数民族接受了汉文化,由多音的简化或改为汉姓,据说回族的“马”姓由“马哈茂德”简化而来。汉族的改姓原因更多,其中有的与逃避“满门抄斩”有关。“司马”古代应是大姓,晋代的皇帝姓司马,宋代有宰相司马光,但是现在很少姓“司马”的了。大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是韩城芝川人,他的坟墓与祠庙也在那里,但韩城芝川以没有姓司马的了。先是分姓司或马,后加笔为同或冯。于是有司、马、冯、同四姓一家之说。这即一例。这部书中的本论部分份量最大,它按音序,逐姓溯源,列举历代重要的该姓著名人物。这种词典式的姓氏录比一般的姓名辞典更有学术价值。

《郡望篇》更是有创造性的部分。我孤陋寡闻,还从来没有读到过论述郡望的文章。有的古籍中提及,但没有展开论述。以前见《百家姓》里“马”姓旁边有的注“扶风郡”,有的注“天水郡”,猜想大概与马援、马超等古代西部名人有关吧。但究竟郡望是什么性质的?作用如何?来源怎样?都了解不深。现在读了张步宗同志的著作,长了许多知识。

这部《常用姓氏溯源》不仅有学术性,而且有实践意义。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有一个“天涯共此时”的节目,其中就常讲到台湾的某姓由大陆何处迁去。有时还上溯到古代该姓有哪些名人,他的后代如何分布、迁徙,又何时到了台湾。这对台湾人寻根问祖非常重要。电视节目里讲的,只是点点滴滴,并不系统,过后也不易查寻。而如果拥有《常用姓氏溯源》就会查到某个姓的来源和它在历代有过的名人。如是有家谱的大姓人家,自会找到祖根。三十六年前(“文革”前),步宗同志读大学一年级时,我给他所在的六九级(即1965-1969年级)三班讲过《文艺理论》课。那个年级因为闹“文革”后来很少上课,毕业后即从事了教学工作。在工作之余,步宗同志却不停的努力读书,在实践中提高,业余竟写出《常用姓氏溯源》这样的著作了。我读了这部著作的打印稿,十分欣喜,于是写下这段文字,是为序。

二千年立夏日于陕西师大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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