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除去诗词、写景状物文，你了解过苏轼的论说文吗？探究苏轼历史人物论说的特色——由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谈起

【摘要】《古文观止》一书中收录了诸多苏轼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除去《喜雨亭记》、《放鹤亭记》、《超然台记》等一系列写景状物、抒发胸臆的文章外，其中还收录了《刑赏忠厚之至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一系列历史和人物的议论文。事实上，横跨《古文观止》卷十和卷十一两章所有苏轼的文章都是“论”。本文将通过分析上述五篇文章探究苏轼历史和人物论的写作特色。

【关键词】古文观止 苏轼 写作特色 历史人物 议论手法

一、《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写作手法分析

首先，苏轼追述了尧舜禹时期的政治状况和周穆王对刑罚的重视，呼应了题目中的“刑赏忠厚”，说明了君主对刑赏的重视。紧接着，叙述尧对皋陶和四岳关于刑赏建议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圣人对待刑赏的态度，得出结论：如果想要在刑罚中体现忠厚，就要遵循“仁可过，义不可过”。再次苏轼开始议论和升华指出赏罚的本质是用长者的忠厚德行对待天下百姓，让万民也仿照天子的仁义之道，这样来教化影响才是忠厚之至。前面的“仁可过义不可过”是对忠厚的体现，而于此上升到了教化万民的层面，体现了“至”的地步。最后做结：“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力主人君“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苏轼希望君主信任人民,做到赏罚分明，这才是“忠厚之至”,教化的根本。

文章下笔气势如虹，采用本源论的思维方式，引经据典中兼具缜密的逻辑联系，实属议论文中的佳作。行文中苏轼引经据典,灵活运用尧“尧不听皋陶之杀人, 而从四岳 之用鲧”、周穆王“穆妄祥刑”的典故。文章广泛引用《春秋》和《尚书》等书中的要义,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从事例上，文章引用旁征博引，上下连贯，前后呼应。从行文结构上看，两两相比的局段增添了文章的形式美。从感情书法上看，叹词灵活地穿插于整齐的句式间，增添了文章的真情实感。从立意上看，苏轼 “仁可过，义不可过”的观点新颖鲜明、大胆开拓, 在传统仁政思想的基础上攀高突破，言前人所未言。

二、《留候论》的写作手法分析

《留侯论》开头“其事甚怪”抓人眼球，紧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依据是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 贤相与警戒之义”。试之与否，史料无从可考，我们也不得而知。然苏轼的想象是合乎情理的，否则就解释不通老人为何对张良 “无故加之”，“卒然临之”。除此外，张良预谋刺杀秦王的过程也是苏轼的推想，然而这些想象合理合情使人信服。

勇见于行为而智隐于思维，前人对张良的评价是一位“智者”而非“勇者”。苏轼一反正常观点，在智勇二者之间颠倒，言前人之未言。他在总结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时，把刘邦的胜利归结于一个“忍”字。项羽不能忍而刘邦不能忍,因而刘邦开启了汉朝的新纪元。依苏轼言,刘邦不能“忍”而张良能“忍”, 刘邦是受张良的影响才学会了“忍”。

苏轼在行文分析的过程中旁征博引，不仅就张良其人其事进行了分析，还用生活中与历史上的事例佐证。苏轼善于运用比喻，史证与旁证兼具来证明自己的设想，这是很值得写作者研究和借鉴的。

三、《贾谊论》的写作手法分析

《贾谊论》开篇明意，紧接着以贾谊 其人其事紧扣这个观点。随后宕开一笔，并未继续围绕贾谊发论，而是说君子要 “有所待”、“有所忍”。弦外之音是贾谊是因为没有学会“有所待”、“有所忍”而招致失败。紧接着用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一句明确扣到贾谊其人其事。贾谊本可以大展宏图却“以不用死”，巨大的反差引起读者的深刻思考。然而苏轼又宕开一笔，讨论孔子与孟子“所待”、“所忍”的具体事迹。尽管似乎文笔离开了贾谊，事实上依然在讨论他失败的原因。文章因此而跌宕起伏、富有变化。

苏轼在文中对孔孟二人的事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贾谊的具体情况却没有详细展开。这是因为对孔孟二人两例的阐述已经十分翔实，也达到了对比论证的目的，这样让语言精炼概括，让文章短小精悍。

再次苏轼举绛侯和灌婴的例子，对比他们和贾谊的身份差距，前二者是开国元勋，而贾谊只是一介布衣。在详略处理上，这里与前面对孔孟二人和贾谊两部分的处理方法截然相反，此处针对绛侯和灌婴的阐述较少，而对贾谊其人其事浓墨重彩的书写。议论和事例密切结合，逻辑层次逐渐推进，文笔纵横思路清晰，脉络分明而跌宕起伏。文章的详略处理富于变化，写法千变万化。

本文的立意自出心裁，反弹琵琶。与历来人们对贾谊持同情态度相反，苏轼认为贾谊不得志的主要原因是汉文帝不善用人，不能唯才是举，并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对个人性格深入剖析，说明贾谊悲剧结果的原因是因为自身 “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量小”。

四、《晁错论》的写作手法分析

苏轼文章的立意往往新颖别致，不人云亦云。如同他在《贾谊论》中的反弹琵琶，他在《晁错论》中也是另辟蹊径。在前人的看法里，他们对在“七国之乱”中被冤杀的忠臣晁错的评价都是一致的，替晁错惋惜和悲愤；而苏轼却见解独到地从晁错的个人性格上去寻找原因，“错之有以取之也”是作者的根本出发点。

苏轼认为，当时的政治背景事态严峻，诸侯势力扩张危及到了朝廷，晁错建言削其地以尊王室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政策触及了诸侯的利益，所以引起动乱也是在情理之中。依据《史记》中晁错和父亲的对话，晁错知道结果将会是“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当事人晁错在知道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后应该准备对应的举措。然而他却没有挺身而出为天下当大难，而是“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趋避之？”在苏轼和晁错所处的那个时期，文人儒士、官员臣子本应该是忠君为国、讲求臣子的效忠的。真正的忠臣义士应该为君主赴汤蹈火、肝脑涂地。而晁错却临阵逃脱、对自己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视若罔闻，置君主于危险的境地，这是晁错人格上的缺陷。观点新颖，有理有据，令人叹服。

再其次苏轼又运用了假设论证的手法，从反面假设晁错不临阵逃脱，而是忠心护主，挺身而出 “则天子将侍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君主和晁错的关系不会被离间，君臣联手共同抵御各诸侯王，那么推行改革的政策也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个反面出发的假设论证让人信服，以此来论证余味无穷，发人深省。

五、关于苏轼历史和人物论说行文风格的总结

陈祥耀说苏轼：“世谓其思想为儒道释兼资，实则其立身济世之志节，以儒家思想为本；道释思想乃 顺达时取以淡泊利名，困逆时取以解脱忧苦之所资， 因时为用。” 的确如此。

苏轼没有索孔子之弊而论之，而是在观念批评中对“仁”和“礼”持肯定的态度；在历史人物论之外尊孔、尊仁礼的思想观念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这种思想观念也贯穿了他仕途坎坷的一生。阮忠在《苏轼的历史人物论说及其批评格调》中指出：苏轼承袭旧说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以见孔子之后，子思之学与其弟子孟子之学的差异。在他论述的历史人物中， 往往取某一历史人物的某一点展开论说就事成理。

刘熙载说：“‘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论’，文家 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 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艺概·文概》）

苏轼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远思宏运，论事明晰。苏轼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说和议论时，不仅就当时情势进行了分析，而且用生活中与历史上的事例作为旁证。特别是把握了议论文的 最简捷、最明了的写法，写来使人“昭晰无疑”，这种技巧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陈祥耀.唐宋八大家文说[M].福州:福建 教育出版社,1993：225.

[2]阮忠.苏轼的历史人物论说及其批评格调[M].《新东方》,2011：1.

[3]闫永生.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M].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