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记载：1964年春，作《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贺新郎·读史》最早发表于《红旗》杂志1978年第9期，同年9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并附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吴旭君的回忆。据她回忆，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办公之余，一直在看《史记》和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简编》。

这首词以政治家的气魄、诗人的才华、历史学家的渊博、理论家的思辨纵论中国历史，勾画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艺术图景，是对中国历史的史学思考和哲学概括。这首词笔墨纵横，气象恢宏，意境深远，风骨雄健，是毛泽东诗词中别具一格的作品，堪称毛泽东晚年词作中的压卷之作，被誉为咏史诗词的“千古一篇”“千秋一阕”。

读史：一篇读罢头飞雪

毛泽东嗜书不倦，终生以书为伴。他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抄录（有改动）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930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渼陂村“名教乐地”书院住过一段时间。其屋内照壁上写有一副楹联：“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古人读书讲究“三上”，即枕上、厕上和马上。毛泽东睡的床与众不同，差不多有两米宽，睡一小半，剩一大半摆书，摆满了各种书籍。无论是长征途中，或是枪林弹雨中，还是走路、骑马、坐在担架上，毛泽东都会背诵古人诗文或者推敲自己的诗词。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很丰富，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到一些图书馆借书。1958年，北京图书馆为毛泽东办理了第1号借书证。另外，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留有毛泽东的借书记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阅的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至1975年时，毛泽东已病魔缠身，眼睛又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医务人员劝他暂停看书，他根本不听，医务人员只好为他设计了一副特殊的单腿眼镜。当他右侧卧看书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当他左侧卧看书时，则戴没有左腿的眼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记载：1976年9月8日，“在接受抢救，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孔插着鼻饲管的情况下，全天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或书阅看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时三十七分，看了约三十分钟。夜，处于弥留状态”。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1949年5月7日，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讲中，周恩来指出：“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他最偏爱的是文史古籍。从先秦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包括正史类、稗史类、演义类、文学类……几乎无所不读。一部3000多卷、4000多万字的线装本《二十四史》，他几乎不离身边，反复阅读。一部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竟看了17遍。

赵以武主编的《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一书，提供了一份除《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外，毛泽东读过的史书清单：《通鉴纪事本末》42卷、《续通鉴纪事本末》110卷、《宋史纪实本末》109卷、《元史纪实本末》27卷、《明史纪实本末》80卷、《十六国春秋》102卷、《战国策》32篇、《东观汉记》辑佚本24卷。另外，毛泽东还阅读过比如《读史方舆纪要》《华阳国志》一类的地理、地方志书籍，以及今人史著，比如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也是经常放在手头，要随时取来选读的。

1964年《文史哲》杂志发表了山东大学教授高亨的词作《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其中“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一句，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毛泽东浓郁的历史情结和史家气质。由于他熟读史书，在文章、报告、谈话和诗词中，能够将史料掌故信手拈来。以《毛泽东选集》为例，他旁征博引了大量历史典籍，如《左传》《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礼记》《易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列子》《山海经》等。涉及的历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学者、诗人，比如曹操、孙武、司马迁、韩愈、朱熹等；又有佞臣奸相，比如魏忠贤、李林甫、刘瑾、秦桧等。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毛泽东则倾注着更大的热情与关注。对于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比如楚汉的成皋之战、新汉的昆阳之战、袁曹的官渡之战、吴蜀的夷陵之战、秦晋的淝水之战等成败得失的评述，也都多次出现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

咏史：但记得斑斑点点

咏史诗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步入诗坛，始于东汉班固《咏史》一诗。南北朝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诗类”中专列出“咏史诗”一部，辑录了9家21首咏史诗。自此，咏史诗正式成为标注诗类的一个专业术语。毛泽东博古通今，很多诗词作品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写下了许多纯粹的咏史诗词作品，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贺新郎·读史》。

《贺新郎·读史》的上阕以形象比喻解读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主要是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写人类的起源和人类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人和猿相互拱手作揖告别，人学会用石头磨制生产工具，进行劳动，那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人猿相揖别”，精炼写出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揖别”两字极为传神，手笔奇特而幽默，举重若轻地道出了其中的区分。而人与猿“揖别”的根本标志，就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人类经历了两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生产力低下，故称为“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写的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铜铁炉中翻火焰”，生动地写出了人类冶炼铜铁和制造青铜器、铁器的壮丽情景。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所以诗人说“为问何时猜得”。但不管怎样“猜”，这两个时期也不过几千年罢了，于是作者用“不过几千寒热”对此作了说明。“寒热”，是冬去春来，岁月嬗变。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这是对中国几千年阶级斗争历史的概括。“人世难逢开口笑”，化用唐朝杜牧《九日齐山登高》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之句。进入阶级社会，世间多有不平之事，苦乐不均，贫富不等，对立阶级之间不可能笑脸相迎。“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弯弓张弩，刀兵相见。其结果是“流遍了，郊原血”，干戈铿鸣，血染大地，尸横遍野。正如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所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词的下阕夹叙带议，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讴歌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首先点明《读史》这个题目，同时也生动说明旧史的浩繁难读，读到头白年衰，也难以穷尽。“一篇读罢头飞雪”，既是中国史籍博大精深之写照，也是毛泽东终生酷爱读史之刻画。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这是对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书的大胆嘲讽和彻底批判。“五帝三皇”即“三皇五帝”。三皇，一般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或指燧人、伏羲和神农。五帝，一般认为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和虞舜。其实“三皇五帝”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但一些史家把他们说成是真正的历史人物，并将有关传说当成正史，说他们是历史上最有才能最贤明的君主，最神圣的英雄。于是乎“骗了无涯过客”，蒙蔽了古往今来无数人。

“有多少风流人物？”风流人物是指在历史上对一个时代有重大影响的英雄人物。宋代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句。“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跖是春秋时鲁国人，奴隶起义的领袖，被古代统治阶级诬蔑为“盗”，后来袭称盗跖。庄屩是战国楚怀王时的农民起义领袖。“流誉后”是指其美名一直流传于后世。陈王则指陈胜，公元前209年，他和吴广共同领导秦末的农民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黄钺则是饰以黄金的大斧，是建立政权的象征。“挥黄钺”表达了毛泽东对农民起义的赞美之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只有这些奴隶和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真正的风流人物，才是真正的英雄。

“歌未竟，东方白”，咏史之歌尚未唱完，东方已经发白。唐代杜甫《东屯月夜》有“日转东方白，风来北斗昏”；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云：“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结尾二句，语意双关，意味深长。从实写的角度看，指作者自己彻夜读史，直至天明。从象征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之歌尚未唱完，中国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东方白”与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一样，都象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评史：推翻历史三千载

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贺新郎·读史》具有极强的概括力，仅用区区115个字，便囊括以中国历史为主体的、跨度几百万年的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作品纵观古今成败，历览先贤得失，集述史、抒情、议论于一体，一咏三叹。谁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还是英雄豪杰？这些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重大问题。贯穿《贺新郎·读史》全篇的深邃哲理是：劳动创造人类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这首词堪称是毛泽东历史观的诗词化表达。而该词最突出的特点，是目光深邃、思想深刻、见解独绝、振聋发聩，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闪耀着睿智的光芒。“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柳亚子昔日称赞毛泽东的两句诗，用来评价《贺新郎·读史》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可作千秋定评。

毛泽东多次引用《孟子·尽心下》中的一句话：“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读书时提倡“四多”，即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他特别强调学思结合，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毛泽东不但勤于读史，而且善于思考，从不盲从盲信史书。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描述了毛泽东读私塾时的情况：“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一发现，对毛泽东后来的农民观和历史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贺新郎·读史》中最令人费解的一句，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泽东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他不可能不了解有关“三皇五帝”的故事与传说，也不可能不清楚历代史家对他们的评说与赞誉。司马迁《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以“五帝”作为中国历史可以上溯的最早记录。但司马迁没有为“三皇”立一篇本纪，只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通过君臣议论帝号时提及过。黄帝在打败了原先统治诸侯的神农氏炎帝，平定了诸侯中反叛作乱的蚩尤以后，才被尊为天子的。黄帝之后的其他帝王，包括后来的夏、商、周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代。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以黄帝及先前的炎帝作为源头了。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自豪地以炎黄子孙自称。

毛泽东诗文里引用的一些典故，涉及上古“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他在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谈及长征时，就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说法。1930年春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不周山下红旗乱”用到了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的传说。1937年3月，他起草的《四言诗·祭黄陵文》中，有“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这样的赞语。1958年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六亿神州尽舜尧”句提到了尧帝、舜帝。1961年写的《七律·答友人》中，“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等诗句，都化用了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至苍梧追寻舜帝的典故。在这些诗文中，毛泽东提及“五帝三皇”，既有时事政治的需要，有修辞造句的需要，也有形象思维的需要。而“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本质上是否定“五帝三皇”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史前史的科学结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毛泽东坚信是劳动创造了人，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不是“五帝三皇”的作用和功劳，不能仅仅满足于熟悉那些“斑斑点点”“几行陈迹”的记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所载卢荻所著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一文描述，1975年毛泽东同卢荻谈二十四史时说道：“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去读了，那是形而上学。”毛泽东强调必须把握历史的特点，掌握历史的规律，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在历史中读出了大学问，读出了大智慧，读出了豪情壮志，更读出了中国革命。龚育之等所著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中，逄先知在《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一文中指出：“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林林总总的史书笼罩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迷雾，难以道破历史的真谛。它们一方面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丑化人民大众。“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前者是奴隶起义的首领，后者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风流人物”。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解释《沁园春·雪》时说“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是信奉人民史观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