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选结婚对象，必定会考虑对方的出身，什么样出身算好呢？如果是隋唐，人们大概率会回答“高门士族”。更具体地说，就是“五姓七望”，即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

这五姓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很有名望。隋唐时，五姓七望更是一等一的高门。不过，五姓之内也有高低之分。初唐时，太宗令众臣修订《氏族志》，编修者在初稿中就将天下第一姓的尊位，给了山东士族的代表——清河崔氏。第二名是卢家，第三名才是李家。那还是考虑到李家是皇族，有平定四海之功。不然，陇西李氏可能连前五名都排不进去。因为李世民的侄女婿薛元超，就曾抱怨说自己人生有三恨，其中之一便是“未能娶五姓女”。后来太宗大怒，直接让人改了《氏族志》，强令自家所属的陇西李姓为第一，皇后家长孙氏列第二，崔家被踢到了第三位。

然而，固有的观念并不会因为一部重新修订的《氏族志》而发生改变。为了同高门攀亲，以提高自家门第，唐太宗身边的一些庶族或者普通士族出身的功臣，比如房玄龄、魏徴、李绩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重金做敲门砖，同高门大户结亲。故此，唐代的婚姻市场刮起了一股天价彩礼的卖婚热潮。

《隋书•礼仪》:“后齐娉礼,一日纳采,二日问名,三日纳吉,四日纳征,五日请期,六日亲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 稷稻米面各一斛。唐朝承袭隋制，实际操作中，卖婚的高门为赚钱往往是狮子大开口。《新唐书》说唐太宗时期的大臣许敬宗为人贪财，许氏虽然不能同五姓七望相比，但是也比蛮酋冯盎家门高一点。冯盎替儿子向许家求婚的时候，许敬宗就借此要了一大笔钱做彩礼。这笔钱有多少呢？刘肃说《大唐新语》说许敬宗嫁女，纳资数十万钱。数十万钱在初唐是一笔巨款。因为依着《新唐书•食货志》：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

五姓七望的门第要比许氏高上不少，自然这类高门嫁女所要的彩礼是只多不少的。为了攀上高门的婚，初唐很多大臣也纷纷身陷为了儿子攒彩礼的泥潭。刚才说到许敬宗嫁女儿收取到高额彩礼，后来倒贴给儿子去娶尉迟宝琳的孙女。

所以，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642年），不得不下“禁卖婚诏”，来限制这股卖婚恶习，然而却收效甚微。高宗继位后，问题依然棘手，于是不得不在（贞观十六年）颁布诏令：“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明确表态遏止高门收受庶族巨额彩礼，同时严禁部分氏族内部通婚。结果，此令一下，很多高门虽然不敢再收天价彩礼，但与其把女儿下嫁给庶族，情愿一辈子不嫁，从而进一步导致五姓女在唐代婚姻市场上的稀缺。

又过了一百多年，在位的唐文宗为太子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过来当太子妃。不料，荥阳郑氏出身的郑覃，却驳了皇帝的面子，愣是给孙女选了崔家一个做九品小官的后生。气的文宗直喊：“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终唐一代，因为门第婚的关系，庶族想娶高门出身的五姓女，只能强忍一把辛酸泪，埋头苦干攒彩礼。至于五姓女的嫁妆多少，对庶族来说已然不重要。因为攀高枝就好比是请神，能请回家供着就谢天谢地了，还哪敢再提其他要求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事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唐代诗人秦韬玉的《贫女》，句句皆是贫家女儿无人可嫁的自伤，又何尝不是那些年年苦恨攒彩礼、巴望一朝得娶五姓女的寒门庶士的真实写照？